＊＊＊＊＊＊＊＊＊＊＊＊＊＊＊＊＊＊
黃定光議員：行政長官，剛才你說到內地「十一•五」規劃的鴻圖偉略，對我們是相當鼓舞的。隨着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香港大部分的製造和生產工序都北移了，本港的工廠大廈空置逐年遞升，如果以市值呎價計算，估計空置的工廠大廈相等於浪費高達七十五億港幣，嚴重浪費了社會資源。為了配合香港經濟的轉型，當局是否應該採取有關措施，透過放寬對工廠大廈用途的限制，增加用途和實用地方的供應，鼓勵中小企業創業，扶助新工業發展？而通過將新工廠大廈，將工廠大廈重新規劃和設計，提升它們的增值能力，亦都有助改善現時工廠大廈空置率過高的情況。因此，我想問政府會否將法例中的工廠的定義有所變更或將它擴闊？將設計、科研、市場推廣、信息管理、財務管理、採購、生產計劃、質檢、物流管理等等高附加值的非生產工序列入法例列明的工廠定義之內呢？
行政長官：我剛才所說「十一•五」規劃裏面，我不是單純說出我見到將會有很多生意做，香港將來環境很好。事實上我們要面對、要防範、要居安思危，避免我們被邊緣化，所以要抓緊每一個機會，這是我們必然的對策。對於工廠大廈方面來說，你所說的我亦完全贊同你，在理論性方面和整體方面是正常的一個政策，就是將現時任何有空置的工廠大廈，怎樣可以善用它，可以能夠使到這些空置率減低。如果用途方面可以做到彈性的話，我們應該要這樣做，我們根本是正在這樣做。在適當範圍之內我們已經是正在做這件事，但是如果將法例改變，剛才你所說的，包括寫字樓、科技、科研，所有推廣市場，全部包括在內的時候，換句說話將工廠大廈和辦公樓宇全部一體化，全部一體化的時候，這個亦會帶來另外一種問題。但我很相信你所說的意見，是很值得探討的，我們已經開始了，將我們現在的工廠大廈的用途更加彈性處理，這些方法可否廣泛地採用呢？特別現時有些舊區裏面，大角咀、觀塘、葵涌，那些地方，裏面有很多舊型的工廠大廈裏面，已經是空置率高的那些，可否用更加有創新的方法來做的時候？我很樂意，我想我的同事也很樂意去研究這事。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市場的需要，怎樣才是最好，謝謝你。
張超雄議員：我好難同意剛才單仲偕議員對行政長官的評語，說他是一個政治家。因為我看到行政長官的表現，他今天仍然對於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是耿耿於懷，心中有氣。不過其實我今天的問題與這並無關係。行政長官從中國的經濟發展說起，有一個大好的勢頭，但我亦想提醒行政長官，國內有很多社會政策亦相當先進。例如他們很多年前已有最低工資，他們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亦已實施很多年，亦相當成功。而老人家及傷殘人士乘公共交通亦是免費的。最近我們看到我們的地鐵亦到深圳那邊做工程及管理，深圳的地鐵，上次你亦帶我們上去參觀，那時我們亦問過，他們也說深圳的地鐵對殘疾人士是免費的。我想問，現時香港雖然有傷殘津貼，但對於很多殘疾人士來說，他們連醫療的費用亦不夠應付。因此我想問行政長官你個人，是否贊成香港的公共交通應向殘疾人士提供優惠呢？
行政長官：在社會福利方面，你不能夠將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模式來跟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地區的模式來局部比較的，這是會很艱難的。不過我很相信，事實放在眼前，甚麼人說甚麼制度也好，比如你提到鐵路管理，你亦很清楚，為何邀請香港的鐵路公司上去做呢？是因為現時他們發覺在營運方面香港有很多可取的地方。而我亦很相信，在公共交通方面，香港是強項，現在全世界亦有很多向香港學習。問題是我們千萬不要把他成為一個很大的負擔，使現時每一種公共交通，好像外國很多地方一樣需要進行強力的補貼。若是這樣的話，未必會對香港好，特別到頭來亦未必會對傷殘人士好。剛才你提到傷殘人士沒有醫藥費，我希望這並不是真實的，原因是我們的醫療是充分的，沒有一個窮人因為窮而沒有醫生醫治的，我們是有充分的醫療保障，否則我們亦不會看到香港的平均年齡會每年遞增，這反映出我們的醫療制度是做得不錯的。至於你剛才提到有關傷殘人士的交通補貼方面，我個人意見是，若是值得補貼，也應用另一種方法保補貼，而不是在交通方面去補貼。如果我們把每一種社會政策都扭曲了，特別為某種而做，交通政策這樣做，教育政策亦扭曲來做，每一個政策亦扭曲來做的話，我好相信到最後，未必得到滿意的後果，亦不會令這些所謂受益人的滿意。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本身有沒有得到充分的扶持，這些扶持是家庭上的扶持、社會上的扶持及經濟上的扶持，是否足夠，用這方面來看還好，不要因為他們需要坐車，便從車來着手。倒不如從人方面來着手，他是否需要去坐車呢？需不需要做這些呢？需不需要特別去幫他做這些東西呢？我想從這方面去看會更加有用。如果把我們的交通政策，或其他的政策，教育政策或醫療政策都扭曲來做，長遠便會有問題。在醫療政策上我們已做了些扭曲的，例如領取綜援的不用交醫藥費，這已影響到醫療政策上一個幾大的問題。所以我想，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怎樣做，但出心去幫這些弱勢社群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來的，政府當然有責任的，我相信我們有這樣的心去做，在有限資源內我們盡量去做，但我不知道將交通政策改變去做是否一個好方法。
張超雄議員：剛才行政長官提到這個殘疾交通優惠制度很難跟其他制度的國家比較。但其實差不多所有的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都有這個制度的，即跟我們相當接近的。不過剛才行政長官提到，我們香港是不會有人因為殘疾或經濟的問題而沒有醫療的照顧，其實他們是有的。不過有很多其他支出是他們自己負責的。這對於很多殘疾的家庭來說，這些負擔是不輕的。我擔心其實行政長官對於很多殘疾的朋友他們生活的需要不是太理解。最簡單洗腎來講，洗腎水也要自己付出，即使是看醫生洗腎，排隊也要排很久。我就誠意邀請，因很高興聽到行政長官很關心弱勢社群，希望你有機會能夠同一些殘疾人士及團體見面，充分了解他們的需要，亦等你能了解到原來他們在交通方面，如果有優惠，對於共融來說，整個共融社會，是有所幫助的。
行政長官：我自己都有去，我亦會繼續跟各個社群見面。只有一件事，就是交通方面，剛才提到有些先進國家亦有補貼的情況，但我想指出，大部分的先進國家中的交通公具，都是需要納稅人補貼的。這個問題我希望不會大量產生就好。因為我們的交通政策及交通公共運輸方面，很多人都認為我們做得很不錯的。我們倒不如從另一些角度去尋求幫這些殘疾人會比較好。
梁耀忠議員：原先我草擬了一個話題，是想問行政長官有關殘疾半價優惠問題的，不過剛才張超雄議員已問了。但不單止是這原因，主要原因是聽過行政長官剛才發表了對「反對派」的宣言之後，我不得不有些問題想問行政長官。剛才你特別強調，特別在最大聲的時候說，「反對派」是為反對而反對；我想問一問行政長官，剛才你在親疏有別一段的說話，你已界定了「反對派」是沒有可商議的，立場鮮明，所以在溝通方面，也很少溝通的。事實上我自己也定位自己為「反對派」，我就很少被政府部門或者閣下去溝通過，所以究竟行政長官你從甚麼理念，或者從甚麼資料，或者從甚麼證據裏面而覺得「反對派」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是沒有任何理念、任何支持點而提出反對呢？你提出「為反對而反對」，我會同時期出現了另一問題，就是「為指摘『反對派』而指摘『反對派』」？如果你不是的話，為甚麼你不用剛才所說的和諧的角度？你不要再強化「為反對而反對」這個概念，而抱着一個開放的立場，和大家多些溝通，和大家對話呢，為甚麼你不這樣做呢？你有甚麼實際的過去經驗或者過去資料告訴你，每一次在這個議會裏反對議會，反對政府政策的……究竟行政長官你有甚麼證據覺得我們議員反對政府政策的時候是「為反對而反對」的呢？
行政長官：我沒有說過梁議員是「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我只是說出一個政治現實是，有些人，每一個開放的社會都有一些政客是想為反對而反對，這個是事實。而我也見到，就算我這個特區政府，有一些香港市民支持的政策，是大多數人支持的政策，都是有人反對的，當然每一個都一定有論據的，任何一個最佳的政策，能夠得到社會支持，如果得到百分之七十支持的，已經是極好的政策，都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對的，一點也不出奇的；但如果是個別的事件，因為理念上的執着，要反對，那不緊要；但是每一件事在政府裏要有我的完美才去支持的話，梁議員，相信我是做不到。但是我希望議員如果政府裏的那一項政策是得到大多數人支持的話，我覺得是應該值得支持的，是不應該值得反對的。如果你反對的話是因為是我自己意見，是我自己的意見，將這個普羅大眾支持的政策我也要反對，我也要克服，使它不能通過的時候，我覺得這就不是政治活動，是不是？是針對了，是想削弱這個政府的威信，削弱權力，而認為這個價值比較普羅大眾的利益更為重要，在這情況出現時，我才說這些是「反對派」，千萬不要自己對號入座，我就是「反對派」，我是做「反對派」。我講「反對派」時是經理論層面看這個問題，我也見到在香港有很多種情況發生，也不用為這件事擔憂，因為每一社會裏必有的，如果要開放政治，這是必然的現象。我只是說出，剛才講也不講，一點也不是這樣，希望看看我的發言，我是說，即使是有這種事發生時，我也希望有充分的解釋，我和我的同事也向他充分解釋我們的理念是怎樣？我們為何堅持我們的政策？以及如何得到民眾支持去這樣做，希望得到他們的諒解，這是我們所做的事會繼續這樣去做。但是當我們政府政策拿出台的時候，我希望議員不會要求它是完美，因為任何政策都包容了許多種妥協，社會上的妥協，從某個角度來看，特別每個人從自己最理想的模式來看，必有其缺點，如果你從這一缺點來說，從這個角度來看，便推翻你面前的政策，我相信這不是普遍公眾的利益，所以我最希望真正和諧社會的建立，就是接納我們整體社會裏的共同意願，這個共同意願未必對於我個人意願是完全脗合的，我也要支持的，這樣做法時，我們香港也便少了為「反對而反對」的情況發生了。
梁耀忠議員：我之所以對號入座為「反對派」，最主要原因是剛才行政長官說了「親疏有別」，而參與過某些政黨或某些團體的會議，而對另些人沒有參加，因此我覺得我自己沒有這個待遇而自己對號入座。但無論如何也好，當我們未去界定政策是否受支持時，政府往往會說是受到市民支持，所以提出這個政策，但你又知否，所謂「反對派」反對政策時，也同樣如此說的，同樣說市民支持，所以反對你，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既然大家說的，有市民支持你，有市民支持我們「反對派」的時候，如果是重大問題時，如何辦？如何處理？為何此時，譬如政改方案時，最好做法是怎樣？當然訴諸市民，我們過去曾經說過，既然如此，不如來一個全民投票，那便解決了剛才的問題了。所以既然如此，不如大家清楚一點，而不用大家互猜測，你說我是「反對派」，我說不是「反對派」，不如把事情交給市民處理，正如詹叔剛才所說……所以我覺得既然遇到重大問題時，你會否無謂說我們「為反對而反對」，而是交給市民大眾去做決定呢？
行政長官：市民大眾每天都在做這些決定的，梁議員。他們每天都向我們說出這些事，所以我們虛心地聆聽他們的意見，把耳朵貼在這裏，做很簡單的民調，做好的民調已經告訴我們，哪些是他們要的，哪些他們不要的。當然，當我們推行政策時，我所說我們的政策有市民支持，不是三兩個人支持，而是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支持，其他議員反對時，我有市民支持，當然有市民支持時，剛才我所說，最佳政策，都是只有百分之七十的市民支持，必有百分之三十市民反對。問題是，我們作為一個集體處理這些民生問題，或者政治上問題，或者經濟上問題，我們是否要作出取捨？是否要這樣極端地認為我自己的意見就應該凌駕於其他人的意見之上呢？就是在這方面尋求中線，尋求共識，就是這樣的工夫，就變了有這樣所謂的標籤，有所謂「反對派」，有親有派，最重要的是，親市民就是親，反對市民就是反，這就是最重要的理念。
譚耀宗議員：行政長官，最近我們本局有很多議員很介懷「反對派」這個名詞，曾經在會上亦講過。不過，我想問的問題，不知道你有否準備到，就是最近一則新聞關於屯門公園，有很多人喜歡唱歌跳舞，但鄰近的街坊有噪音的投訴。這個情況顯示在新界西，隨着基層市民住該區比較多，或者是退休人士比較多，他們就希望有多些空間，能多些出來活動，有些人際的溝通，或者自娛自樂。但是這些地方很缺乏，而且很難申請場地，有些亦可能需要付費，所以他們便在公園發揮。將來我們的社會，隨着人口的老齡化，政府應該找多些空間，可以讓喜歡唱歌及跳舞的人，有地方讓他們去發揮？特別是新界西有這麼多的土地，多找些空間出來，配合社會的需要，配合市民的需要。
行政長官：是應該的。譚議員你或者不清楚，在這兩個星期內，我們每早都在早禱會，或者你們各位都知道八時四十分開早禱會，在屯門（公園）內關於唱大戲這個問題，每早都討論，每早都不能解決得到。就是你所講，叫他們不要唱，又給他駡，讓他們唱，又給其他市民駡，問題就是怎樣都給別人駡，往往政府便很為難，所以我們見到康文署的同事很辛苦也不定。我自己覺得這樣，唱歌是可以的，但用揚聲器是不應該的。自娛是很容易的，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他要用大的揚聲器，要人人都聽到，是很困難的。問題不是我們沒有地方，我們已給了他們地方，他們說地方不適合，因為其他的地方嘈不到別人，其他人聽不到。我覺得這是要斟酌的。我倒過來反而同情普羅大眾，這件事我們尊重了其他人去做，去追求所想的事情，如唱歌、跳舞，我們一定尊重他們，政府亦都有責任給了充分的場所讓他們去做，但要控制不能干擾其他市民，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大家要互相尊重，才能產生和諧的社會。關於在新界西部設置社會設施，我們會繼續努力，我明白到這件事與民生是有直接的關係。在這方面，你們見到在公共工程裏面，特別在新的區域裏已經有；但在屯門方面，並不是缺乏設施，你們都知道，唱大戲的不是沒有地方給他們，問題是該地方是不容許他們用揚聲器，如他們用揚聲器是會讓更多人聽得到，但他們不發覺其他人覺得這是噪音。所以我們一方面是尊重他們有唱歌的權利，但我亦希望他們尊重其他市民、其他居民希望安寧的權利。
譚耀宗議員：我還想講多一句，屯門都有一些空間，如做些硬件的設施，有少許上蓋、或隔音、或與一般的居民遠離一些，但地方不太偏遠，是有這些地方，是否應該再想一想，增加這些空間及設施？
行政長官：是應該的，是有的，而且我們已作了一些建議給他們，特別是給屯門唱大戲那些人。
（完）
完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２２時０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