衞生福利局局長「給香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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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衞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今日（星期日）在香港電台誦讀「給香港的信」的中文譯本：

沒有一位在香港居住的人會認為這裏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在最近數星期內，社會大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哈佛大學的醫護改革顧問報告上。

透過傳播媒界和不同形式的討論場合，大眾已經開始廣泛地討論醫療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一些改革方案。身為衞生福利局局長，看見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均熱衷出席我們所舉辦的研討會或寫信給我，反映他們對這課題的意見，我感到無限欣慰。我亦看到大部分的意見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且很有啟發性。與此同時，大眾亦提出不少有關改革方案的問題。我想利用以下數分鐘時間，逐一解答這些問題。

有人問，我們真的需要一個類似哈佛大學專家小組建議的聯合保健計劃嗎? 用增加稅收或醫療收費的方法來解決醫療融資問題，不是更乾脆俐落嗎?

讓我重申，我們要克服的並非單是一個與金錢有關的問題。我們還須正視現時服務架構內所潛在的一些基本問題。我會稍後就這點再作補充。總而言之，改革醫療融資制度必須與改革服務架構模式同步進行。若我們把資源繼續投進一個潛在着基本架構問題的制度內，結果只得一個：那就是儘管我們注入更大的投資額，回報率卻只會愈來愈低。過度簡單化的方法既短視而又解決不了問題的癥結。試想想，增加稅收只是將貧者和富者的距離稍為拉近，但卻不能達到分擔風險的效果；而增加收費變相是在病患者最需要財政上的扶持時，進一步加重他們的財政負擔。隨着慢性病病發率不斷上升，社會就提供醫療服務的負擔便會愈來愈重。急性病的療程比較短，因此未必會對個人財政構成威脅；但慢性病的療程通常以年計。聯合保健計劃正可以讓整個社會來分擔這些醫療風險，確保所有人在有需要時皆獲得足夠的醫護服務。

除了開源之外，我們還須顧及資源的分配及妥善運用，而單靠改革融資制度，並不可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除了改革融資制度外，我們還要發展基層及社區醫療、家庭醫學，和減少服務重叠，從而改善服務的連貫性。隨着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日漸增加，這些服務發展趨勢將變得愈來愈重要。說到底，我們始終不能繼續倚賴以住院服務為本的架構來應付未來人口的醫護服務需要。

我剛才提及我們需要正視現時服務架構內所潛在的一些基本問題。現在讓我來逐一闡述。現時公營和私營醫療服務之間存着財政及架構上的障礙。對用者而言，這種兩者只能擇其一的情況令選擇減少。若然能消除此種障礙，病人的病歷和檢驗報告便能供公營和私營的服務提供者共同使用，從而簡化治療程序。目前因公營的醫療服務以住院為主，致使那些本來毋須接受住院治療的病人缺乏住院以外的其它選擇。這不獨不能有效應付病者需要，更令成本上升。同時，若門診設施發展不足，醫院遂成唯一的選擇，這情形亦加重僱主、僱員，以至整個社會的機會成本。

回答了一般市民最常問及的問題後，我自己亦有以下的提問，希望能有助我們澄清什麼是整個社會認為最重要的價值觀 :

首先，作為社群的一份子，我們是否願意照料那些自我照顧能力較低的人呢? 若然是肯定的話，應照料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是否只在現時稅收仍可負擔的情況下才作出此慷慨承諾；而若要我們付出更多時又另作別論呢?

第二，我們是否需要平等的、高質素的、而又可負擔的醫療體制嗎? 如果我們要排列這些價值觀的優先次序，哪一個是最重要的呢?

第三，我們是否在稅收足夠應付的大前題下，才認同上述的價值觀? 抑或是我們極度重視這些價值因素，甚至不惜另覓蹊徑，務求在我們的醫療體制之內保存這些價值因素?

第四，面對有限資源，我們是否願意控制不斷上升的醫療開支，從而令其他同樣重要的公共項目，例如教育，房屋和福利等，不致受到影響嗎?

以上的難題並無簡易答案。假若我們，以至整個社會，不深思熟慮，縱然所作的決定能紓短期之困，亦定不能有效地滿足我們下世紀的需要。市民大眾應決定自己的價值觀，及採納哪種相應的改革措施。

你們寶貴的意見，將有助帶領香港邁進二十一世紀。請莫再遲疑，我們期待聽取你們的意見。

最後，我作出保證，無論將來哪種改革措施會被採納，香港政府將繼續致力為香港市民提供高質素和可負擔的醫療服務。

完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