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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今日（星期五）在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首次院士午餐會的演辭全文：
廿一世紀醫療界的挑戰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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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嘉賓：
今天能夠出席貴學院首次舉辦的院士午餐會，並向各位致辭，深感榮幸。在這個醫療界精英雲集的場合，即使有人感到不適，大家也不用擔心，因為座上不乏杏林聖手。
我家與醫療界可謂淵源深厚，叔父方心讓、舍弟慶生和津生、小叔陳棣光及數位表親都是醫生；不過，我想向大家說，在我看來，這是上天賜予我的祝福，因為，他們可完全照顧到我醫療上的需要。
還有，我跟你們的副主席梁醫生也頗為稔熟。梁醫生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主席，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一都在會上碰頭。我最近一次身體不適，也是多虧梁醫生的專業診斷，才發覺自己原來不是一些人所想像的「無敵女金剛」。
健康可說是每個人的切身問題。我們很多時都會問自己，或是開玩笑地問朋友：「如果由你選擇，你寧願要財富還是健康？」
希望兩者兼得，是人之常情。不過，如果只能兩者選其一，相信「健康」會是必然的選擇，誰不希望身體健康呢？可是，在目前的經濟和社會氣候下，不論是在香港、美國、澳洲、英國，或是其他地方，醫療費用都十分高昂。
且讓我舉例說明這點：五年前，我們的公共醫療開支是１７０億元，預計今年會超過３００億元，增幅達七成半。醫療開支幾乎佔香港特區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的六分之一，這個數字還未包括基本工程項目的開支。如果把興建新醫院、新診療所，以及購買新設備的費用也計算在內，我們的醫療開支恐怕還要增加數十億元。
至於大多數市民在目前的醫療制度下所享有的住院福利又如何？市民住院每天只須繳付６８元，但政府為他們每人所承擔的平均成本卻是每天高達約
３﹐０００元。換言之，政府或納稅人須補貼超過成本的９７％，而其中還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獲豁免繳費。
在這種情況下，無怪乎大家對改革醫療制度都有點抗拒。市民現時幾乎不用花費分文，便可享有高質素的醫療服務，試問誰會願意改變現狀？
不過，與「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同一道理，我現在要忠告大家：「我們認為不可以維持現狀」。
基於過去多年的持續經濟增長，政府可以為市民提供一系列的社會服務，來滿足他們對於服務的質和量不斷上升的需求。醫療開支在過去十年每年平均增長，以實質計算，達到百分之七，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其他各項開支。但隨着我們的經濟日趨成熟，以及在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下經濟增長放緩，政府必須嚴格控制公共開支，以遵守基本法訂立的方針。換言之，與其他社會服務一樣，公共醫療開支每年百分之七的增長率已成過去。根據預測，即使只是維持現有的醫療服務質素，讓病人繼續享有目前的醫療服務，本港的醫療開支也會在１７年後上升至超過政府經常開支五分之一的水平。假如我們坐視不理，醫療開支的負擔終會導致政府沒有資源提供其他主要社會服務，或讓服務質素日益惡化。面前選擇實在困難。
我相信你會同意情況根本不容許我們對這個問題坐視不理。拖延改革只會加劇對社會和政府構成的不良影響。有見及此，我們委託了哈佛大學的專家小組為本港的醫療融資及服務提供作出全面的檢討。
我很高興知道醫療界已經有人聲援改革。貴學院的副主席最近曾撰文指出：「醫療政策是基本的社會問題，但半個世紀以來都不曾討論，更遑論改革。今時今日，醫療改革已是刻不容緩。」這番話說得中肯極了。
我們希望怎樣改革醫療制度呢？哈佛大學專家小組在顧問研究報告中提出了多項改革建議，供我們討論。雖然報告發表至今才短短三個星期，但已引發不少討論。我們希望大家繼續積極討論這些建議，更希望推行改革，為香港在廿一世紀訂立一套持久的醫療制度。
自四月十二日發表顧問報告以來，衞生福利局局長、她的同事以及哈佛大學專家小組共參與超過二十次簡報會，接受傳媒的訪問或在其節目上解釋報告的內容。此外，他們亦出席了超過十一次研討會或講座，就這重要課題跟不少醫生、醫療服務專家、福利團體、病人組織、學術界人士和社會領袖等交換意見。
至今，各界對於專家小組的建議，可說是意見紛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認為有需要進行改革。不過，所提出的觀點和批評，大多集中在醫療融資的問題上，似乎忽略了同樣重要的醫療體制及架構改革的問題；其實，這方面的改革是同樣重要的。
今天，我希望集中探討在未來數月需要解決的幾個基本問題：
我剛才提及開支問題，本港人口不斷老化，加上年長人士較多出現長期病患，他們對住院和相關服務的需求日趨殷切，導致健康護理方面的開支愈加龐大。到了二零一六年，本港６５歲以上的人口估計會超過１００萬，差不多是一九九七年數字的兩倍。此外，年長住院病人佔用病床的日數，也較一般病人的住院日數多出一倍，甚至高達１７天。由於年長病人留院的日數較長，再加上其他因素，令照顧這類住院病人的成本，較一般病人高出三至四倍。
另一方面，我想談談有太多富裕人士使用公共醫護服務。
若以病人住院總日數計算，公營醫院提供約佔９２％的服務，私家醫院提供的住院日數則只佔８％，而入住公營醫院者，更不乏高薪人士。目前，所有病人只要付出相等於成本百分之三的費用便可入住公營醫院，接受高質素的醫療服務。政府給予市民的龐大資助，不論貧富，其實並不公平，亦不可以持久，還影響了私營醫院的競爭力。
數據顯示，在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間，公營醫院的門診及住院服務每年均遞增５％；不過，在同一期間，私家醫院的住院服務使用率卻微跌了
０﹒０７％，而門診服務的使用率則只上升了２﹒１％。
我們怎樣解決醫療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
哈佛大學專家小組的建議，就像十級颱風般為香港帶來猛烈的衝擊。相信大家都知道，專家小組提出了一個全民分擔風險的概念，通過推行強制性醫療保險計劃，讓市民可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大筆醫療開支。另一方面，專家小組亦建議市民設立個人「護老儲蓄戶口」，以備在退休或一旦罹患殘疾時，可利用存款購買長期護理保險。
在香港這個尊重個人意願、講求自由選擇的社會，要推行全民分擔風險的保險計劃，可能會備受抨擊。不過，政府必須為全體市民制訂一個醫療方案，讓每一位市民，不論貧富，無分傷健，都可以得到保障。假如大家認為報告書的建議是不能接受的，我們便要找出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案讓政府與市民分擔醫護責任。
有些人認為，他們不願意即時供款，因為他們沒有生病，也不想「津貼」那些患病的人。可是，這些人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他們總會有生病的一天，而這一天也許會比他們想像中來得更快。他們也會老去，也會需要醫療護理。生老病死，沒有人會喜歡多想；但是要來的話，誰也逃不了。
加稅能否解決融資問題？
有人建議採用加稅的方法來解決醫療融資問題。我們當然可以繼續透過稅收支付醫療服務經費。但是我們必定清楚建議的影響。在我們這個簡單的低稅率稅制下，全港只有四成的勞動人口需要繳交薪俸稅，而其中需要按１５％標準稅率繳稅的人，更少於百分之一。
應付醫療成本激增的方法，是擴闊稅基，加徵稅項，把更多市民納入稅網。這些都會加重納稅人的負擔。這項建議跟強制性儲蓄計劃或聯保制度，不是同樣具爭議性嗎？撇開公平的原則，這個方案會削弱目前簡單和低稅率的制度，因而窒礙香港的經濟發展。
如果加稅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可否增加收費？
這個問題已經在一九九三年討論過。我們當時已經否決了這個建議，因為這樣做會加重病人和中產階層的負擔。
增加收費只會對毫無抵禦甚或缺乏謀生能力的病人做成衝擊。即使單是要維持目前醫護服務的質量，以及維持公共醫療開支在政府總開支的百分之十四這個水平，現時每天６８元的收費，以今天的價格計算，在二零一六年將要增至每天１﹐４００元。
當費用增加到這個水平，相信連我們的中產階層亦無法負擔高昂的醫療費用。這就再次證明，未雨綢繆，以在職人士聯合供款、全民分擔風險的模式，為將來不時需要的醫療負擔作出準備應該更為可取。
我認為我們亦應檢討公營及私營醫護機構擔當的角色。
私營醫護機構長久以來為香港醫療服務的發展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我們希望這個模式可以持續下去，因為市民可以得到最大的選擇。根據哈佛專家小組的建議，我們應可消除公營與私營醫護機構之間不必要的障礙；與此同時，亦保留私營醫護機構的特色。舉例說，專科醫生應可以在全民分擔風險的保險制度下醫理更多病人。可以肯定一點，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健康和可行的私營醫護界別一同分擔社會的醫療責任。
新訂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即將在明年實施，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推行醫療制度改革呢？
我想指出我們並不是要在明天、明年或後年就推行新的醫療制度，現在只是處於初步諮詢階段。正如哈佛大學專家小組在顧問研究報告中指出，要落實重大的架構改革，需時達十數年之久。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也要說明一點，就是在研究日後應採納哪個改革方案時，必須考慮到現行的醫療融資制度在十至十五年後便無法再維持下去。
我們不應把討論扯到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上。這個計劃預計在明年年底前便會全面實施，比任何醫療融資改革都來得早，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是為另一個目的而設立。
強制性公積金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清楚知道無論最終採納的醫療融資方案是實行強制計劃、加稅、增加收費，還是日後提出的其他建議，都難免會出現收入再分配的情況－－由有經濟能力的人為沒有經濟能力的人負擔醫療費用。因此，我們絕不會針對所謂的「中產階層」。事實上，他們一直在分擔有關費用，任何改革都不會改變這個情況。
醫療制度組織架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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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討論大多集中在融資方面。但報告也有提出全面改革架構的建議，這些建議亦同樣重要。
我留意到一些醫療界人士太着意於這份報告對他們的批評。雖然情況不難理解，但是我希望這種情緒不會分散大家對重要問題的關注。其實，報告也指出現行醫療架構過分着重由醫院提供治療護理，以致制度有欠健全，也缺乏效率。此外，報告書並提出基層醫療護理與專科醫生及醫院服務銜接的重要性，以方便病人得到全面而適當的醫療服務。目前的醫療制度及服務方式已經不合時宜。
正如報告指出，本港的醫療制度欠缺整體協調，各部分未能互相銜接，不但影響病人健康和醫療服務，增加不必要的開支，更不能有效地照顧人數日增的長期病患者的需要。因此，一體化醫護制度的構思，肯定會受到歡迎。
無論如何，大家肯定會詳細辯論，長遠來說，我們會否考慮把醫院管理局重組，分為１２至１８個地區性醫療一體化系統，由每個系統內的醫院與私家醫生訂立合約，共同提供整套預防、基層醫療、門診、住院和康復護理服務？這樣做是否可以解決問題，抑或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還有，我們可否多些應用家庭醫學、社區醫學和中醫藥？
我們決意向前邁進，改革醫療制度，改善提供醫療服務的方式，也希望把醫療開支用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用於更具效益的地方，例如：提供保健醫療服務以及以社區為本的基層醫療。此外，我們也需要控制醫療開支的增長。
顧問研究報告為政府、市民，以及醫學界帶來深遠的影響。政府對這些建議持有開放的態度。我們了解其中一些建議的爭議性。因此，我們在徵詢公眾的意見後，才草擬未來發展的方案。我們希望社會人士能夠廣泛討論面前的建議。根據收集到的公眾意見，我們希望在年底前發表一份綠皮書，再次進行公眾諮詢。綠皮書會詳列政府對未來路向的意見。我衷心希望醫療界能協助引導市民探討報告書提出的重要問題。這些都是一些不易處理課題，由此引發的問題更難以解答。但是，我們必須找出適當的答案。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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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在總結之時提醒大家政府提供醫療服務的基本原則：
「透過一個政府與市民分擔責任的制度，政府確保每個市民均可獲得質素合理而個人能夠負擔的醫療衞生服務。有能力負擔醫療費用的市民需要作出承擔。」
政府絕對不會減低對醫療開支的承擔。醫療制度的改革並不止於融資問題。這是一個適當的時機，朝着建立健康社會的目標，全面改善服務質素。我們期望醫學界的人士可以帶領我們尋找良方妙藥。這個可能是醫學界步入千禧年的最大挑戰，而在挑戰中亦蘊藏機會，我有信心醫學界會積極迎接挑戰。
完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五）
圖片：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今日（星期五）在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的午餐會中，以「廿一世紀醫療界的挑戰與契機」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