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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先生，你好，聞說你與馬時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港交所很熟稔，現在你被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會不會覺得已經超越了他？可不可以說一說你與馬時亨的關係？未來你在金融體系會不會有些銳意改革？
張建東：我在港交所未試過與馬時亨先生一起共事，因為當他出任港交所理事時，我並不在港交所工作，我進入港交所董事會時，馬時亨先生已經離開了。但我與Fred的關係是比較長遠一點，因為我以前是執業會計師，他在我其中一位客戶公司中出任董事，所以在十多年前已經與他有交手，他是我客戶的關係。
記者：問一問四位，曾先生提及新的行會會多一點的分工，以及推銷政策等，你們各自會負責的專長在何處？會在哪一方面多提供意見？政策如果推出時，例如張炳良先生長於政治，有些方案推出後失敗，你們是否需要負一些政治責任呢？你們如何看待問責？
張建東：我剛才聽到各位同事說過他們各自的專長，我十分慚愧，我覺得自己沒有特別專長，只是我在香港工作了三十多年，對香港也有少許認識，既然曾先生邀請我進入行政會議，我亦樂意貢獻我的時間及我的智慧。究竟他想我扮演甚麼角色，我要等待他對我說明，我盡我所能，希望能夠從我專業背景可以提出一點意見給他，令到香港政府的運作會更好。
范鴻齡：我在經濟事務方面較為熟悉，所以我相信如果將來有分工的話，我會在經濟事務方面希望可以作出多些貢獻。至於你問及的政治責任的問題，我相信行政會議十分清楚，就是集體負責制，所以如果行政會議犯了重大錯誤的話，我相信全體行政會議成員都需要負上集體責任，這是我的看法。
羅仲榮：我本身是做工業的，我以前也是工業總會的主席。我出任工總主席時亦十分注重粵港合作，以及大珠三角的經濟發展。除此之外，我現時有三份主要的公職：我是科技園公司的主席、亦是理大校董的主席，亦是設計中心Board of Governors的主席。當然我對這幾方面的興趣會較大，或者我的貢獻也會多一點。這是我會比較注意的範疇。
張炳良：我的興趣很多。如果說到分工，當然要看看在行政會議成員中，大家如何去理解分配。但興趣來說，管治的改革、公務員制度的改革、教育政策、房屋政策、消費者事務，都是我有興趣的。至於問責問題，剛才特首也說得很清楚，在現時的制度中，最終為有關政策推銷，負上政治責任的是局長；但當然在行政會議裏，非官守成員有參與過討論，從非官守成員的角度來說，應該盡量把他們所理解社會上的意見、社會上所關心、執着的，應該盡量帶進行會，令到行會作出最後政策拍板時，更能夠反映社會上的意見。
記者：我有一個問題問一問四位。你們本身在各自的領域都有一定的成就，曾先生有些甚麼可以令到你們加入行政會議呢？
張建東：大家都知道我退休了兩年半，我十分樂意擔任一些公職。我覺得我不可以一星期七天，打足七天的球，我十分樂意做一些公眾的事情，所以曾先生邀請我進入行政會議時，我覺得我既然有時間，同時我亦覺得我負了香港很多，我在香港工作這麼多年，所有得到的，都是香港給我的，既然我有時間、有機會，我十分樂意回饋香港。
范鴻齡：我覺得自從曾先生接任特首，許先生接任政務司司長後，我覺得為香港帶來了新的氣象。因此，我希望自己在現在這個時候可以協助他們為香港做一點事。這是我主要的考慮。
羅仲榮：我與曾特首認識了十多年，他當年出任貿易署長時，我也曾與他一起工作，我覺得與他一起工作是沒有問題的，以及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地方，譬如：工業、創新、科技、設計、粵港合作，這些方面，對香港將來的經濟發展十分重要，所以我希望可以代表我的界別多給點意見，所以我接受了這個任命。
張炳良：如果問為何曾先生找我進入行政會議，這個答案應該由他說。不過，我剛才聽他說，他覺得我是來自學術界，應該可以把學術界的意見反映。但我其實並不單止來自學術界，我亦搞了一個民間智庫，我亦希望能夠把智庫的，把所得到的，對社會情況的掌握，把有關的分析、觀察帶進行政會議。很多記者朋友都認識我，我在香港亦有多年在社會上活動的背景，我的背景包括：我曾經做過立法會議員、我曾經做過政黨的成員、我曾經出任很多政府的諮詢委員會，亦與很多公民社會的組織有關係、有參與，我相信我的背景會跟隨我進入行政會議。
記者：想問一問范先生和羅先生，你們剛才說可以在經濟和工業方面有些作為，可否具體說一說，香港過去幾年，在經濟和工業方面的發展有沒有甚麼偏差？對曾特首提出的發展方向，你們覺得是否正確？有沒有甚麼意見？
范鴻齡：基本上，我是認同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全方位發展經濟這個政策，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亦提及政府需要用政策和基礎設施來配合新的行業，我希望在如何發展新的行業方面，可以為他提供一些意見，讓他作為參考。
記者：例如有甚麼新行業？
范鴻齡：我相信我在行政會議中提出比在這裏提出較適合。
羅仲榮：我亦很認同曾特首的施政報告，我覺得很全面和很平衡，我個人希望將來的施政報告，可以多提及工業發展，整個地區的工業發展、科技、創新、設計、創意工業等，我覺得香港要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會，要做整個大珠三角最重要的國際城市，我想發展這幾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兩位都是來自商界，其實市民對官商勾結都很敏感和有疑慮，請問兩位會不會……你的身份如何釋除市民在這方面的疑慮，以及范生你公司中信泰富都有很多隧道的營運，他日市民一旦反對隧道加價時，其實會否與你的角色有利益衝突？
范鴻齡：行政會議是有一個很嚴密的申報利益機制，我不擔心我會在有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參與決策，至於你剛才的假定，將來隧道加價的申請去到行會，根據現行規則，我根本沒法參與該會議。即是我根本不會參加該會議。
記者：怎樣釋除市民官商勾結的疑慮？
范鴻齡：我相信行政會議嚴謹的利益申報制度就是想釋除市民對官商勾結的疑慮，如果你每一個人的利益衝突都很詳細擺出來，如果涉及自己公司的利益你根本就不參加那會議。那何來勾結呢？
記者：你覺得今次曾特首委任你是因為你個人的才能，抑或中信泰富的背景？
范鴻齡：首先我不知道曾先生為甚麼委任我，所以我不能告訴原因。曾先生為甚麼委任我，應該由曾生答覆你。若問及我是不是代表中資機構或者中信泰富，我是以個人身分被委任入行政會議。我不代表任何公司，任何機構。我在行政會議，只是代表我自己。我會以我自己的能力，向特首提供最好的意見。
記者：請問在座四位，剛才你們談到很同意曾先生的理念，所以加入行會，如果要跟董先生之前七位成員共冶一爐，會不會擔心建設和諧社會之前，你們行會已經不和諧？在座每一位，董先生之前有沒有邀請過你們入行會，而你們拒絕過？
羅仲榮：我相信我們和現有幾位行會成員一起做事，我相信完全沒有問題，因為我想大家加入行會，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出發點都是為香港的好處來做事。當然一個經濟體系、一個社會在不同的時代用不同的東西，所以行會的成員都會是這樣思考，我相信不會有甚麼問題。第二是，我以前沒有被邀請過加入行會。
張建東：我同意羅先生所說的。
范鴻齡：關於董先生有沒有邀請我加入行會這個問題，我不想評論。至於你問題的第一部分，我也同意羅先生的說法。
張炳良：我是第一次被邀請加入行政會議。至於對特首的理念，我是同意該理念的方向，特別是今次施政報告的英文主題所表達的Strong Governance for the People，我想最後的字眼非常重要，人民很重要。當然理念一樣，不等於對很多問題的見解和處理完全一樣，相信行政會議的特點都是希望盡量可以包攬各方面的意見和看法。
記者：請問四位對普選有甚麼看法？你們認為何時可以落實？
羅仲榮：我同意剛才夏佳理先生的說法，民主當然是越快越好，普選亦是越快越好，但我亦相信，我們一步一步改變時，要考慮實際的環境和實際的問題。我相信一個像香港的社會，在幾年前還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要演變成一個高度民主化的社會，我相信需要一個過程和時間，改變最好是一步一步來，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張炳良：我知道大家在第一節的時候也有提出同樣的問題，如果讓我可以選擇，我會說應該在一九九七年就進行普選，在八十年代我們爭取九七年普選，九七年爭取不到，我們便說二○○七，現在看來二○○七也爭取不到，因為人大已經否決了○七、○八年的雙普選，所以我會繼續爭取二○一二年普選。
記者：張先生，過去你都曾是民主黨的黨員，現在是代表泛民主派，你今次被委任進入行政會議，假如有一個議題，與你的理念或民主的理念背道而馳，你會跟隨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而 say yes，或是你會放棄，辭職不做，返回民主那方？
張炳良：我今天不屬於任何政黨，亦不是代表任何政治團體或黨派來參加行政會議。當然，泛民主派是香港社會中的一種力量，而他們亦有很多民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代表他們，我視自己為民主派人士，當然，社會上對甚麼是民主派有很多演譯，有所謂的民主派、泛民主派、核心民主派、邊沿民主派，甚至是「所謂民主派」，有些報紙會用這個名詞，所以很難界定。但是，我自己自我去肯定自己，我覺得是為民主去爭取。當然，像我剛才回答你的問題時，我會把自己過去的背景和理念，一定會成為我在行政會議裏參與討論時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我不希望遇到一個情況，發覺在行政會議裏的一個決定與我自己很基本的信念和很基本的原則構成一個很重大衝突，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當然要作出一個決擇，我相信任何人也不會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而放棄。
記者：我想知道你的決擇是甚麼？
張炳良：有些事情未發生的時候，是不應該作一些假設性的……
記者：張先生，請問，你自稱是民主派，但想問問，最近有報道指出，民主派好像不大支持你加入行政會議，以你作為一個民主派的行政會議成員，可以如何作為一道橋樑聯繫民主派，而把民主派的聲音帶入行會？
張炳良：我剛才回答問題時已說過，我有時也弄不清什麼是民主派，是不是六成選民投票支持民主派的候選人便是民主派，果如是，我便是民主派？不過近期看報有很多形容詞，有說「所謂民主派」，有些叫做「邊緣民主派」，有「核心民主派」，可能那廿五名泛民主派議員才是民主派或者民主派團體。我本人沒有任何企圖代表任何團體參加行政會議，如果曾先生邀請我時說我代表任何黨派的話，可能我不會接受這個邀請，因為我不可以代表、不嘗試代表任何黨派。當然我有自己的理念，我去把握社會上許多問題，包括民主政制問題，我有我的掌握，我自己的世界並非只是一個狹義的民主派世界，我這幾年來都是立足於公民社會，我覺得公民社會是很廣闊的，除了民主訴求，還有如社會公義、弱勢社群、文化等許多的訴求。我自己不覺得我是被指定是為某一團體扮演中間人。如果從泛民主派議員或者政黨角度來說，我知他們有許多直接的途徑來與特首對話，他們應該利用這些途徑去爭取。當然在我來說，如果我在行政會議裏的時候，我認為社會裏一些意見是我支持認同的，我一定會盡量把這些意見帶入去。
記者：我想問張炳良先生。政改方案快將出台，外間盛傳是區議會方案，我想張先生你已很清楚那內容。你個人是否接受這套方案？如果你接受的話，你會否向民主派朋友，尤其是二十五位立法會議員去游說和協調？
張炳良：我未看過政府的方案，我聽說稍後會出台，我亦是看報紙得知，知識和大家一樣。我對於政改，我自己其實過去這一兩年，我都有很多公開的發表。我認為如果不能雙普選，起碼政改的發展應該盡量靠近這個目標，所以曾經公開主張，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在現在八百人之上再加多八百人，而這八百人是按照四百個區議會選區，每區選兩名普選的委員。至於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如果用區議會作為一個組別去設計，我曾經作過分析，我覺得這個可以考慮，但我認為不應該加入委任的區議員，這些都是我公開發表過的。
記者：范先生，你可否談談，雖然你說你代表個人，其實你一直過去多年來都在中資機構做事，其實中資機構，甚至中國企業協會，將來的意見或在香港的影響力，你認為是否需要在某程度上反映出來？他們的角色如何？
范鴻齡：我覺得自己不應該亦不會在行會裏反映中資機構或中資協會的影響力。當然中資協會的範圍越來越大，會員越來越多，他們可以自己直接向政府反映他們的意見，但我在行會裏，我的身份是不適宜為他們反映意見。
記者：是否需要放棄外國國籍？
張建東：我六十年代在英國留學時住了五年，所以取得了英籍，最近因為加入行政會議，我已經放棄了英籍。
范鴻齡：我亦都擁有居英權，但已經放棄了，手續已經辦妥了。
羅仲榮：我也有居英權護照，現在正辦理手續放棄。
記者：未完成？
羅仲榮：我們需要在十一月一日正式委任前一定要完成手續。
張炳良：我是持特區護照的。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２０時４１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