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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務司司長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五節)辯論致辭(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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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今日(二月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五節:法治、管治、選舉及地區行政)辯論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想首先多謝我五位司局長同事的精簡發言,讓我在這一節辯論埵釣為鱆漁伅﹛A一如梁君彥議員在首次發言中建議,可以暢所欲言。

  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動議辯論已經來到尾聲,一如既往,我和各位司局長都是用心、虛心地聆聽各位議員的意見,以協助我們檢視及制訂政策,針對部分議員的發言,我們亦作出了適當的回應,以正視聽。

  主席,今年已經是我以政務司司長第四次在年度的《施政報告》致謝動議第五節有關法治、管治、選舉及地區行政討論中發言。我翻看了我過去三年的發言,都會觸及到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法治、人權、廉潔、司法獨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我必須重申,這些核心價值對於香港繼續作為一個有優勢、富競爭力、行公義、倡議公平的社會至為重要,亦是任何良好管治不能夠掉以輕心的重要課題。這些核心價值亦是維持香港有效營商環境,繼續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元素。

  我以上的表述並非照本宣讀,而是我三年多以來在外訪推介香港、在本地接待海內外政商界和國際機構,以及在擔任國際商務委員會(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ittee)主席時候的親身體會。因此,特區政府致力維護這些核心價值,確保有效管治,締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不單是履行《基本法》的憲制要求,亦是確保香港穩定繁榮的基石。鑑於年初二凌晨發生的旺角暴亂事件,我亦必須強調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警隊維持治安的工作,確保香港作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的聲譽,不會因為一小撮暴力分子的違法行為而受到損害。

  主席,剛才律政司司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保安局局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已經就他們負責的政策範疇作出回應,我的發言會集中討論行政立法關係和當前的困局,但我想先就特區政府在維護廉潔的決心作一個簡單的表述和回應幾位議員的發言。


  正如我剛才所說,廉潔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亦是維持香港競爭力的重要元素。特區政府銳意打擊貪污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

  香港的防貪機制以嚴格著稱,亦行之有效。廉政公署(廉署)成立四十二年來,一直積極以全方位策略肅貪倡廉,不但雷厲風行大力執法打貪,同時建立完整及全面的規章消滅貪污機會,更加深入社群,教育市民貪污的禍害,爭取大眾支持維護廉潔的社會。

  政府非常重視市民對於貪污問題的看法。我們留意到,近年的一些貪污案件涉及前任高級政府官員或者商界知名人士,或許會影響市民對於香港廉潔程度的觀感。不過,我想指出有關案件只屬個別案例,並不反映香港的實際廉潔情況轉差。相反,有關案件正好印證香港擁有嚴謹而全面的反貪制度,不管涉案人士的背景、身分或者地位,廉署均會秉公執法。而法庭對有關案件的裁決,亦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制度公正獨立,刑事司法制度健全。

  由獨立機構進行的《廉政公署2015年民意調查》顯示,今時今日香港社會普遍廉潔。在1433名受訪者中,只有百分之一點三的受訪者曾經於過去十二個月內遇過貪污情況,比對上一年調查減少了零點二個百分點,說明貪污事件在香港發生的比率仍然極低。另一方面,市民對於貪污保持高警覺性,幾乎所有受訪者(百分之九十九)都認為保持社會廉潔對香港整體發展重要;受訪者對於貪污的容忍程度處於極低水平,但是年齡介乎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少年對於貪污有較高的容忍程度,這個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有見及此,廉署會推行兩項新措施,即是籌辦一項綜合網上網下活動的計劃,讓小學至大專院校的青少年參與多媒體製作,從中協助宣傳誠信、誠實、公平、守法及自律等廉潔信息和成立一個隸屬「廉政之友」的青年屬會,進一步加強推動青年人透過參與廉署舉辦的活動或者擔任義工,身體力行支持倡廉工作。

  主席,跟荍皕Q回應幾位議員的發言。我想強調,我在立法會的辯論回應或者有時反駁議員的發言,並非口舌之爭,而是希望議會的討論更加實事求是。不過,可能有時我提供的事實是部分泛民議員不願意聽到的。

  何俊仁議員關注環境局是否有心無力,因未能駕馭其他決策局而不能推展環保工作。這個與事實不符。環境局近年制定有關空氣質素、廢物處理、能源效益的藍圖,大多是跨局的合作,而作政務司司長,我亦會給予環境局最大的支持,包括我擔任主席的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和即將成立有關氣候變化的督導委員會。由於今日時間所限,我未能夠向何秀蘭議員提供有關這個委員會的詳情,但政府稍後是很樂意向立法會作出匯報。

  在我出席的兩節辯論環節中,多位議員都說:「好的,司長在這堙A有些事要講給司長聽。」因為他們關心的議題都是跨局、跨部門,他們都關注部門各自為政。我完全明白議員的關注,亦同意在部門協作方面有改善的空間。畢竟市民期望這個管理香港近720萬人的城市的政府是一個目標一致、齊心為市民解決問題的政府,而非政出多門。

  過去三年多,我除了定期主持政策委員會和資源分配高層會議之外,亦統籌政府的扶貧工作、人口政策、與內地合作,和在有需要的時候召開針對特定議題的跨局、跨部門會議,例如有關學前兒童的康復服務,或是去年下半年發生的公屋鉛水事件等,共同尋找最符合公眾利益的措施。為了改善管治,我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回應幾位議員把旺角暴亂事件和政府管治不彰扯上直接關係的泛民議員,我想表明,管治是不會十全十美的,廣泛接納民意、不斷改進是良好管治的基石。但是政府管治不佳,不等於有人可以將一場展現在市民眼前、令人痛心的暴力事件,包裝成為「官逼民反」、「以武抗暴」,或者是一場因政府暴政引起的警民衝突。

  一如往年,郭榮鏗議員在他的發言堶情A表示對於司法機構資源配套的關注。由於時間所限,我只想指出,特區政府對於司法機構的支持是得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充分肯定。首席法官馬道立在二○一六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發表的演辭中表示,我引述:「多年以來,政府一直全力支持司法機構的需要,我們心存感激,謹此致謝。」引述完畢。所以郭議員可以放心,政府在未來會繼續以十分積極和正面的態度,回應司法機構的資源需求,以確保司法機構有效運作。

  有幾位勞工界的議員對於今年《施政報告》表示失望。正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昨晚回應時強調,政府深深明白勞工界希望持續改善勞工權益的訴求和關注。我想重申,政府高度重視保障勞工的權益,締造和諧的勞資關係,我們會致力在僱員利益和僱主負擔能力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及在配合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步伐的情況下逐步改善僱員的權益和保障。

  主席,在草擬今年有關行政立法關係發言的過程堶情A我內心是有一定掙扎的。我可以選擇一如既往,重申政府一定會尊重立法會的職能和憲制權力、歡迎立法會議員的監察、接受議員的批評、加L與各黨派和獨立議員的溝通和對話,並提供各政府官員出席大大小小立法會會議回應議員質詢的數字。

  這個發言取態肯定比我近日對泛民議員的批評安全,亦可以避免招惹更多、更無理的人身攻擊。好像剛才郭家麒議員一共花了三分四十秒鬧我。但作為政務司司長,在一年一度《施政報告》有關管治的辯論中,我不能夠對特區政府在過去一年面對泛民議員全面「拉布」的拖延視而不見,我不能夠對我的政治任命官員和公務員同事面對不公平的責難噤若寒蟬,正如我早前在「公屋鉛水」辯論中表明,應該講的說話就應該講,所以我選擇了以下相信又會被泛民議員形容為「挑釁性」的發言。

  過去三年,梁君彥議員作為內會主席,在他的首節發言中,都苦口婆心地表示行政和立法關係無須是對抗性的,他認為政府施政暢順需要立法會配合。在去年的《施政報告》致謝動議上,有議員慨嘆行政立法關係正處於冰河時期,或者已經去到谷底。我當時的回應是「我認為行政和立法機關並未去到處於完全不能合作的僵局」。但我亦指出泛民議員「在財務委員會及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進行『拉布』,令委員會出現議程積壓的現象,多項民生措施無法如期落實。這些舉動損害行政立法關係,情況令人憂慮」。一年過去,情況每況愈下,「拉布」蔓延至立法會大會,令立法會運作瀕臨癱瘓。

  梁君彥議員在今年辯論中的首次發言,似乎都接受了「行政立法關係陷入僵局」。他說「低處未算低」,「令政府施政舉步為艱」。這個現實,他呼籲大家「回歸理性」、「以大局為重」。這類「以大局為重」的論述,最近我聽到不少。已經退下火線的前公民黨黨員湯家驊資深大律師,在接受電子傳媒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訪問時說,我引述他說:「議員可以不負責任,政府不可以不負責任,政府仍然都應該以大局為重。」引述完畢。

  事實上,自回歸以來,凡是涉及行政立法關係的議題,政府都是以負責任、大局為重的包容態度應對。讓我列舉幾個例子。

  第一,有關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方面,政府早在一九九九年便向立法會述明,我們認為鑑於《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規定亦應涵蓋法案的修正案,所以凡是涉及公共開支或者政府運作的修正案,議員均不得提出。針對議員就《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往往涉及公共開支或者政府運作。我們根據我們的法律意見,認為議員是不可以提出這些修正案。當時代表政府致函立法會的官員正正就是我,因為當時我在庫務局工作。但當時的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經過諮詢法律顧問的意見後,認為《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規定只涵蓋法案,不涵蓋修正案。政府對此持不同意見,每當遇上議員就《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相信今年都不會例外,我們都會重申政府就《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基本立場,但是大局為重,我們尊重立法會主席就修正案採納與否的決定,沒有訴諸於法庭解決。

  第二是有關立法會修訂提交其省覽的附屬法例的權力範圍。在2010年,有議員就廢除《2010年郊野公園(指定)(綜合)(修訂)令》(下稱《指定令》)提出擬議決議案,而有關決議案在二○一○年十月十三日在立法會獲得通過。政府與立法會對於廢除《指定令》的合法性存有分歧,政府的法律觀點認為立法會在二○一○年十月十三日通過廢除《指定令》的議案,欠缺法律基礎。當時的政務司司長致函立法會主席,表明我們雖然尊重立法會及主席就此事的看法,但我們仍然不能苟同。在當時的情況下,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尋求法庭就有關法律爭議作出司法判斷,不過經過審慎考慮後,政府認為就立法會廢除《指定令》一事由政府尋求司法覆核,或會破壞行政立法關係,而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是社會上普遍的意願,亦是政府非常重視和珍惜的有效施政的基礎。行政和立法機關對簿公堂,始終對於社會有負面的影響,除非迫不得已,不應動輒興訟。

  第三,有關近年部分議員「拉布」,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無可奈何地作出調動議程的決定。明顯的例子就是促使葛珮帆議員上街爭取要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這個建議。這個關乎香港經濟和得到社會各界廣泛支持的措施,自二○一二年起曾先後三次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因為「拉布」而被迫讓路,直至去年十一月才獲得通過,過程跨越四個立法年度。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被延誤多年,結果香港錯失了一些機會,必須急起直追。這個亦是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中大篇幅談創新及科技和投入大量資源的原因。

  主席,我舉出上述的三個例子,是要說明行政機關為了保持和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一直都是以大局為重,處處忍讓。但很可惜,退一步沒有帶來海闊天空,息事並不寧人,部分泛民議員變本加厲地作出破壞性行為,蓄意窒礙政府施政和大型基建項目的推展,置香港長遠發展和市民福祉於不顧。

  我早前公開呼籲泛民議員履行他們的憲制責任,又被扭曲為我向議員施壓,強迫他們通過政府的提案。事實上,我引述的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其中一項職權是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我和社會大部分人士的期望是立法會議員克盡己職、出席會議、就政府的提案進行審議和辯論、投票議決、再交行政機關落實執行,達致有效管治,社會可以向前邁進。

  主席,正如方剛議員指出,很多公共政策都是極為複雜兼富爭議性,議員因為理念不同而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政府亦從不敢奢望七十位議員在每一個政府提案都與政府有相同看法,但我們應該可以和而不同,agree to disagree,透過立法會這個憲制機關,以民主程序作出決定。

  過往,我們曾經就條例草案與議員立場分歧,辯論到面紅耳赤,亦出現過政府的條例草案在一番辯論後遭否決。有關讓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變性人士享有結婚的法律權利的《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正正就是個例子。亦有些情況是政府提出的草案中個別條文遭否決,二○○八年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便是一個例子。除此之外,過往亦發生過政府不贊同的議員修正案獲得通過,例如《2001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但是政府每次都尊重機制,接受結果,等到社會上的爭議可以告一段落,香港可以繼續上路,而不是不斷「空轉」。為甚洶竣悝畯抭鄍═F這個解決問題的能力呢?我想部分泛民議員一定又會劍指行政長官,說是他一手造成。但是眼睛雪亮的香港市民,見到的是已經變質的議會文化,部分泛民議員以「拉布」的手段作出抗爭,動輒不出席會議,刻意製造流會,又或者提出中止項目、中止會議的議案,對問題議而不決,令到立法會處於失衡狀態。總之凡是他們不喜歡的政策或者條例就萬萬不能出台。這個不是民主精神的體現。這樣一來,議會完全失去了為社會解決問題的能力,令人擔憂和沮喪。

  議員手握制定和修改法律及批准撥款的權力,議會失效的影響極為深遠。就以本立法年度為例,單單審議《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經花了七十四個小時,如果審議延續至三月初,將佔全年二十七次立法會例會總時數接近百分之二十。財務委員會至今開了三十二次會議,只是批准了三個工程項目和五個非工程項目。在餘下不到五個月,立法會大會需要處理多達二十七項法案、財委會需要審批近五十個項目和經由工務小組委員會和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分別先行討論的六十項和三十項建議。每一項的立法和撥款建議都涉及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都反映地區和居民的訴求。作為民意的代表,我懇請泛民議員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停止「拉布」,理性務實地審議政府提交的建議,讓立法會的運作重回正軌。

  主席,儘管在三日動議辯論中瀰漫茪ㄕw、悲觀、對抗的情緒,儘管議員和官員,甚至包括主席你本人,都表現出或多或少的無奈和擔心,但是我對香港這個我們珍惜、熱愛、欣賞的城市仍然充滿信心,對我們的年輕人充滿期盼。我和涂謹申議員一樣是有宗教信仰的,但我不會像他般,只是求上帝保佑,我亦都不會好像林大輝議員般心灰意冷,我和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及公務員團隊會繼續以謙卑、平和、以理服人的態度,與立法會通力合作,為市民服務。

  最後,主席,請容許我這個天主教徒引述教宗方濟各在二○一五年九月在美國國會發表的一段說話,與本會不同黨派的議員共勉。教宗在發言中提及到現今世界各國出現的仇恨和暴力,他給眾人的提示是︰

    「Our response must instead be one of hope and healing, of peace and justice. We are asked to summon the courage and the intelligence to resolve today's many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ses. Even in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effects of unjust structures and actions are all too apparent. Our efforts must aim at restoring hope, righting wrongs, maintaining commitments, and thus promoting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and of peoples. We must move forward together, as one, in a renewed spirit of fraternity and solidarity, cooperating generously for the common good.」


  主席,我謹此陳辭。



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21時3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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