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
有人說，如果香港人抱有任何清晰的觀念，這必定是法治。因此，法治在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一直是輿論焦點，實在不足為奇。事實上，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的情況同樣如此。
香港人極其重視並信賴沿用普通法制度、司法獨立和公平聆訊權。
回歸後，備受香港人重視和信賴的還加上香港的憲法文件 — 《基本法》。過去兩年，凡涉及落實和詮釋《基本法》的法庭案件均成為大眾激烈爭議和仔細審視的焦點。
這是意料中事，因為新的憲法法則承諾在「一國兩制」這獨特構思下，香港可享有高度自治。
在這方面，過去一年發生的大事如下︰
終審法院有關居留權的裁決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終審法院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後那類人士享有永久居港資格的問題作出了裁決。這是香港首宗真正涉及憲法的案件。
訴訟是由一群內地人士提出，他們聲稱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享有香港居留權或永久性居民身分。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列出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那類人士憑藉出生或居港年期而享有在香港特區居留的權利。
這宗案件具體涉及並非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終審法院一月二十九日的裁決涉及兩類以往不享有居留權的人士︰
- 出生時父母沒有居留權的子女
- 父親是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的非婚生子女
根據政府一項調查估計，由於終審法院的裁決，多達70萬名目前在內地居住的人士會即時享有居港權，另有接近100萬人會在該70萬第一代人士居港滿七年時享有這個資格。
為應付如此數目龐大的移民，未來十年用於額外提供土地、交通設施、房屋、醫院和學校的開支估計高達7,100億港元(910億美元)，大可用罄香港約900億美元亦即全球第五大的外幣儲備。最值得注意的是，要增闢的土地達6
000公頃以上，相等於在一般情況下需時約30年才開發得到的土地。
五月十八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會循法律及憲法途徑尋求補救辦法，亦即尋求解釋《基本法》，澄清那類人士可以憑藉居留權或永久性居民的身分在港定居。
當局在一九九七年制定入境法例時，已仔細研究《基本法》有關條文的歷史，清楚了解法例與有關條文並無牴觸。
基於上述背景，香港特區政府認為有充分法律理由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明確解釋有關條文。香港特區政府堅稱，只有在出生時父親或母親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才享有居留權。
假如採用「出生時」這個準則(即終審法院作出裁決前的準則)，即時合資格來港居留的人數便會減至20萬左右，不過這仍然相等於差不多四年的正常內地移民人數。
要注意的是，香港特區政府是尋求解釋《基本法》，不是上訴推翻終審法院的裁決，這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勝訴的訴訟人，仍然可以保留他們的居留權。
尋求解釋並非試圖推翻或重新詮釋終審法院的裁決。香港特區政府是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的。
對於該項適用於把案件入稟終審法院的內地人的裁決，香港特區政府從未嘗試也不會嘗試推翻。無論人大常委會作出任何解釋，裁決仍然有效。
終審法院既已審理此案並已作出裁決，覆核裁決並不為法律所容，當局也沒有考慮這樣做。不過，日後聲稱擁有居留權的個案不一定要根據終審法院這項裁定而作出判決。
正如任何奉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一樣，處理這類難題或法律漏洞的慣常方法是修改法律。
不過，由於今次涉及憲法問題，香港不能自行修改法律。
根據一九九零年頒布的《基本法》，香港憲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屬於國家的立法機關而非香港的立法機關。
《基本法》清楚訂明那些機關擁有解釋或修改該法的法律權力︰最終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修改權則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終審法院也明確承認這項解釋權。
任何解釋都只是反映《基本法》清楚賦予終審法院和人大常委會的不同職權，不會削弱終審法院的地位。
同樣，我們不能說尋求解釋便會剝奪香港的法律權力，因為香港並沒有最終解釋權或修改權。
尋求解釋也不會損害司法獨立。法官是依法判案的。假如法律有所改變，或出現權威的聲明，法官有責任依此判案。
尋求解釋並不是內地當局強迫香港採用的解決方法。北京領導層已多番強調希望此事由港人自行在香港解決。
不過，香港並無法律權力自行解決這問題，因此才尋求解釋。
香港絕大多數市民和立法會明顯過半數議員都支持這項決定。
跨界司法管轄權、移交逃犯安排
年內兩宗非常矚目的「跨界」刑事案件，引起公眾對內地和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爭論不已。
其中一宗案件是關於張子強(綽號「大富豪」)及其同黨。
另一宗涉及內地居民李育輝，他在香港一住宅單位內毒殺五名女子。
以上兩人均在內地落網並在當地法院受審，最後均遭處決。香港則是沒有死刑的。
兩宗案件令人關注到，香港對在本地犯案者的司法管轄權遭削弱。有人擔心香港居民可能會因為在香港犯案，或因為作出在內地是罪行但在香港卻不是違法的行為而在內地受審。
張子強(「大富豪」)案
張子強和其他人因在內地觸犯非法購買和走私槍械爆炸品，以及策劃綁架等多項嚴重罪行而在當地受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國刑法》)，內地法院是有權審理這些罪行的。
雖然只要有足夠罪證，香港法院即有權審理在本港觸犯的罪行，但按照一般慣例，被告在哪裏被捕，那裏就可以優先行使司法管轄權。張氏及其同黨是在內地被捕。內地審理這宗案件，是因為案件在當地發生或策劃，而不是因為香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李育輝案(德福花園多重謀殺案)
雖然案中五名女子是在香港一個名為德福花園的屋苑被殺，但被告李育輝是內地居民並在當地被捕。根據《中國刑法》，在內地居住的中國公民如觸犯罪行，內地法院可行使域外司法管轄權，對他們進行審判。
香港法院對此案也有司法管轄權。李氏如果是在香港落網，則只要有足夠罪證，便應該在香港被控和受審。不過，由於內地與香港之間沒有正式的移交逃犯安排，因此香港並無法律根據可以把他解返香港受審。
并行司法管轄權在刑事法並不罕見。外國法院(包括美國法院)對在香港觸犯的罪行有域外司法管轄權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事。香港回歸前後均不乏以下事例，就是香港與另一國家同時對某項在香港觸犯的刑事罪行有司法管轄權，但案件結果並非在香港審理。
司法管轄權
就張、李兩案而言，兩名被告都是在香港可以把他們緝拿歸案之前潛逃到內地，因此內地法院可以根據《中國刑法》的有關條文行使司法管轄權。在這兩宗事件上，內地均沒有干預香港的司法管轄權，香港的獨立司法制度也沒有受損。
有人擔心內地會普遍對在香港犯案的香港居民行使域外司法管轄權。這種憂慮是沒有根據的。
《基本法》第十九條授權香港法院審理香港特區的所有案件。對於香港居民觸犯的罪行，如果全部是在香港發生，內地法院並無司法管轄權。
移交逃犯安排
不過，兩案證明了內地與香港訂立正式的移交逃犯安排是有好處的。香港特區政府已與內地當局就移交逃犯的具體安排展開磋商。
鑑於內地與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有異，上述工作現正審慎進行。要特別留意的是，內地有死刑，香港則沒有。
檢控政策
《英文虎報》(胡仙)案
《英文虎報》(胡仙)案令律政司的檢控政策備受關注。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廉政公署檢控兩名在職高級行政人員和一名已離任的高級行政人員，指控他們誇大《英文虎報》和《星期日英文虎報》的發行量，串謀詐騙廣告客戶。擁有這兩份報章的胡仙女士，被提及是串謀者之一，但卻未被起訴。
此案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進行聆訊。結果三名被告罪名成立，判處入獄四至六個月。
案件審結後，律政司司長履行在一九九八年作出的承諾，發表公開聲明，解釋為何不檢控胡女士。一九九九年二月四日，律政司司長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表示，決定不檢控胡女士，是因為她衡量過，以手頭上的證據而言，當局並無充分把握把胡女士定罪。
在代表胡女士的大律師就經營兩份報章的星島集團作出申述後，律政司司長也考慮到公眾利益的因素。
律政司司長強調，律政司一直嚴格遵守檢控決定不應受到干擾的原則，而在《英文虎報》案中，他們已恪守該司公布的《刑事檢控政策—
—政府律師指引》所載列的既定原則。
她說，在決定是否檢控胡女士時，任何受疑人的個人關係或政治地位均不在考慮之列。
不檢控胡女士的理由是證據不足。單單這個理由便已足夠了結事件。
刑事檢控專員曾研究11個奉行普通法或大陸法的主要司法管轄區，證實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檢控機關在決定是否作出
檢控時，也可能會考慮類似的公眾利益因素。
律政司司長作出解釋後，代表法律界的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女士指司長對公眾利益的理解基本上是錯誤的。一九九九年三月十日，吳議員對律政司司長提出不信任動議，議案結果遭否決。
 |
修訂日期: 一九九九年六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