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二○二六年《施政報告》記者會答問內容（附圖／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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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五年規劃》。第一篇中設立了22項主要指標，其中只有五項屬於約束性，包括四項與環境相關，約束性是否代表必須達成，達不到會否有後果？為何其他與經濟相關的指標，未能列出約束性的這個變化？第二，大家都非常關心鼓勵生育的11項「組合拳」，難免需與新加坡最近推出的「組合拳」比較，似乎力度不如其大。明白金錢支援外，其他配套也很重要，但新加坡的確金錢支援至孩子十七歲。香港的育兒配套支援，其實可能只到小學程度有一定幫助。網民更討論以金錢鼓勵生育，但似乎未有支援養育孩子這方面的措施。特首也是兩子之父，你認為這套「組合拳」是否真的足以吸引家長生育？
行政長官：首先我們談談指標，我相信任何政府在設立指標時，所考慮的與我們一樣。在設立指標時，我們也充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中設立指標的考慮。指標通常分為兩類：一類必須達成，屬於約束性；另一類是引導性。概念是如此的，約束性指標必須達成，就如我在《施政報告》中每年都訂立指標，必須要達成，未能達成的就需要問責。如未能達成，則除非有特別理由。舉例來說，如某些貿易政策突然在全球，包含某些國家，完全出現轉變，因而產生影響。若該指標是約束性，就必須解釋為何未達成，而該解釋是否可接受；若不可接受，當然需要承擔責任，這一直是我訂立指標的考慮之一。
另外，有些指標是引導性，理由是該類指標具方向性與預期性，但達成與否牽涉很多因素，有些因素在政府層面以外。舉例說，經濟發展屬此類，我們可訂立措施鼓勵某些行業發展，但亦視乎該行業本身的表現是否良好。另外，投資方面，涉及世界性投資，包括本地投資、外國投資、內地投資，這些投資受不同因素影響。
又如人才方面，全世界都在搶人才，某些地方忽然推出政策，令部分人才認為即使該政策不吸引，也會到該地方發展，例如有些國家制定政策可能有歧視性，影響有正有負。所以，基於政府、香港以外的環境因素，我們設定一些引導性指標，但這些指標同樣重要，因為有指標，大家就清楚我們的方向。在《五年規劃》中，我們所訂立的約束性與引導性指標，與所參考的內地政府做法十分類似。最重要的是，每年如何落實這些指標，因為無論部署、設計如何完善，最終執行能力至關重要。因此，你會看到《五年規劃》第一篇章，雖訂立了20多個指標，但在專欄與內文合共有105個指標，如專欄有57個指標、內文有26個指標，大家可以細心查閱。要落實這些指標，單是《施政報告》，我們便訂立了284個。有關指標的考慮就是如此。
關於育兒友善政策，我認為各地都因地制宜，按自身實際情況制定。首先，有關生育問題時，政府會考慮三類人士：第一類是已決定不考慮生育的人士，我們予以尊重，對其制定誘導政策的力度有限。另有兩類人士，一類是很想但無法生育的，因此在醫療方面，可採用體外受精等輔助方式，這方面已推出有關措施，並加大額度與數量。另一類是已生育了一個孩子的，代表其有生育意欲。我們便推出多些措施，鼓勵生育多一個孩子。我認為這是較有效的，因為他們不抗拒生育，只希望有更多措施減低顧慮。我們以累進式措施鼓勵他們生育第二名及之後的孩子。當然，最大部分是在中間的人士，他們本身有顧慮，包括經濟壓力、居住限制、工作因素等。我們實事求是，按香港情況，盡量營造生育友善環境。
我與不同家庭溝通時，大家都提出希望有託兒服務。因此，我們加大了課後託管名額，並增設託兒設施。另一方面，我們鼓勵推動整個社區共同照顧幼兒。除了中心所提供的託兒服務之外，亦將課後託管擴展至最大規模。
另外，我們理解居住環境有限制，因此一向有提前上樓、提前居屋選樓等措施，以增加可能性。再者，我們今年推出措施，如果置業的可獲兩萬元免稅額。我們實事求是，知道現今女士十分重視工作，因此在消除工作方面的限制，我們推動更具彈性的工作時間與工作環境，可見我們實事求是。而且我們檢視環球多個城市的情況後，金錢當然有刺激作用，但很多時候較為短期性。我們希望逐步營造家庭生育友善的環境，因而務實地按照香港實際情況，推出這11項措施。我們會不時檢討，希望盡量協助那些希望生育或正在考慮生育的人士，在相關方面減少顧慮。
記者：行政長官，你好。在首份《五年規劃》第二篇中，提到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請問在未來《五年規劃》當中，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方面，有哪些重點部署和投入？創科中心與其他中心相比，它處於甚麼樣的地位？創科發展未來與大灣區的合作重點是甚麼？你自己對未來產生的科技成果對社會的貢獻有哪些期待？謝謝。
行政長官：首先，科技發展對香港非常重要，我們四大中心之中，第一個要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發展，而且科技也賦能整個社會，所以整體都要進步。
香港在科技方面有甚麼優勢，我們怎麼發展？我們的優勢有幾方面，第一，人才的優勢，我們提供很多優質的教育，特別在專上學院的大學教育，我們一個小城市有五所百強大學。而且，因為香港是一個內聯外通的國際化城市，可以吸引國際人才來到香港，我們是有優勢的。
從科技發展中，我們有三個科技園區，包括科技園、數碼港和現在再加上河套「一區兩園」香港園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而且有新田科技城。這些是推動產業和科技一起發展的重要地方。
另外，我們有五個研發中心，特別新加入三個，第一個是人工智能（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第二個是微電子（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第三個是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研發院），加上我們本來的醫務科技研發中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命健康未來科技中心。這五個研發院是推動香港科技發展最重要的。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跟內地城市合作，我舉個例子，香港、深圳，加上廣州，已經連續兩年是《全球創新指數》全球第一，這代表香港本身的科技有人才，特別有研發方面的優勢。大學研發方面，百分之七十被評為卓越。現在，希望很多研發從產學研聯動起來。科研有很多好處，但是如果科研可以引導到應用在產業方面，把香港的競爭力再提升，我覺得這是用好香港在科技方面的優勢。
我舉一個例子：河套就是一個標誌性的、我覺得可能以後是世界上最前端的。為甚麼？因為河套讓我們發揮兩地的優勢，香港的優勢加上內地的優勢，「一區兩園」，會有新法律容許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特別在生命科技的研發。法律會容許在某情況下數據過河、樣板過河，在新藥研發方面會推進很多。
所以，利用好香港不同的優勢，再加上內地的優勢，共同發展，我覺得這就是「一國兩制」給香港主要的優勢。謝謝。
記者：我有兩條問題。在制定今次第一份《五年規劃》當中，請你分享一下中央參與和指導的成分有多少？或者我舉一個實際例子，例如國家「十五五」提及要加強反制裁的鬥爭，但我們的首份《五年規劃》並未提及。這是否經過互動後得出的結果？第二，外界總會有人關注你的連任，今日可能未必是適合的時機去提問，或者我這樣問：你有甚麼說話想對五年之後的自己說？
行政長官：第一，今次是我們第一次做《五年規劃》。我們非常多謝不同的部委，到不同的城市去聽取經驗與分享是很重要的。我也說過，內地任何政府制定五年規劃，很多時候都有一至兩年的調研工作。我們在二月宣布制定《五年規劃》後，我們可以做各種編制工作、當中考慮的事項，時間緊迫。因此，我感謝立法會與政府一同設立機制去收集意見並進行專題研究。我們在制定的時候——稍後我相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可以講解——曾到訪不同城市，考察其經驗，這對我們幫助很多。但在《五年規劃》中說得很清楚，我們是立足香港的現實情況來制定《五年規劃》。香港的情況是甚麼？第一，我們是「一國兩制」；我們是一個國際城市，我們的定位是以國際城市為定位，發揮「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優勢；我們亦在《基本法》下說明香港的制度，包括資本主義、人員與資訊自由流動，這些都是香港獨有。所以我們縱然參考了內地不同政府的經驗，我們仍需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在制定《五年規劃》時，我們也說了很多我們的堅持，其中一個堅持就是「一國兩制」，這是最重要的。我們制定《五年規劃》，是由特區政府自行按實際情況去制定的。當然，制定《五年規劃》其中一個特別考慮，就是要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國家「十五五」規劃有港澳專章。我們的主線是對接港澳專章，但同時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的其他領域，我們也會視乎機遇來對接。我們的「四中心、一高地」、國際競爭力，以及另外發展的三個中心，均在港澳專章有提及。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亦已在「十五五」規劃裏，所以我們也重點發展北部都會區，提速、提效。在制定《五年規劃》時，我們有經驗分享，但真正是立足香港的現實情況，是由特區政府自行制定《五年規劃》。稍後我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向大家介紹在制定過程中，我們如何參考各方意見。
另外，五年之後，我相信我和其他人都會達成我們在《五年規劃》中制定的目標。這五個目標大家都看到，包括民生保障更好、經濟發展更好、更加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希望，亦有信心，五年之後，所有人無論在收入方面也好，發展方面也好，都會比現在更進步，而且我們的產業會更多元化、教育更優質，我們會變得更國際化，而且我們會有一個高度科技賦能的香港。多謝。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多謝行政長官。我想講清楚的是，今年通過的《中國規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規劃法》）明確指出，香港和澳門特區是不包括在《中國規劃法》之下；但《中國規劃法》亦明確指出，中央歡迎香港和澳門特區主動對接國家的規劃。正如行政長官所說，在「十五五」規劃第十七篇的港澳專章內，已明確指明中央是支持香港的定位，就是「一國兩制」、「四中心、一高地」，還特別指出香港要強化自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創科中心。這些都突顯中央是支持香港維持自己獨有的優勢，而香港憑藉自己的優勢，找到自己的定位，助力國家、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就是香港所長、國家所趨；在這個規劃下我們做了這個五年規劃。在這過程中，我們有與部委，在廣東省、澳門、深圳和九市（九個大灣區城市）取經，學到了規劃的程序、內容，幫助我們理解「十五五」規劃中的一些理念，以及一些發展方向。這些對於我們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有很大幫助，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未來國家發展的機遇，例如何謂新興產業、何謂未來產業，剛才行政長官也有解釋過。我要補充的就是這些。
記者：你好，想請問《五年規劃》22個主要指標中，香港在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財富管理中心的排名，本身都已打入三甲或位列榜首，但預期性指標只寫「強化全球領先地位」，為何沒有更進取的目標，例如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升至第二或第一、全球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維持全球第一，會否擔心讓外界覺得政府不夠決心，之後會否有具體措施去鞏固或提升這兩個中心的地位？第二個問題，《施政報告》不斷提及AI（人工智能）。不同國家和地區現在都積極發展AI，請問特首、司長或局長，覺得香港在這方面的突圍優勢是甚麼？另外，主要指標也提到，在二○三○年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GDP（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希望由1.63%力爭至3%，請問政府認為可以達到這個目標的理據或依據是甚麼？
行政長官：制定《五年規劃》時，還是在編寫《施政報告》時，我們的概念是這樣的：我們做得好的地方，要再做得更好；我們做得不夠好的地方，要加大力量做好；我們有短板的要填補。以管理學來說，就是常說的SWOT analysis，分析我們的強勢、弱勢、機遇和風險。整個《五年規劃》都是如何運用策略，讓強上加強、讓弱項得以填補，管控風險並把握機遇。整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都是這樣布局的，我相信每個國家都是如此。所以，我們已經是第一、第二或第三，是否要繼續追求排名？我認為最需要克服的對象是自己，每年都有進步是最好的。儘管今年排名第一，難道就不努力了嗎？不可以的。所以我們最終訂立這些目標，是告訴自己要不斷進步，我們要戰勝的是自己的昨天，明天會比今天好。我們制定指標的其中一個堅持，就是規劃務實有為，而所制定的指標，希望是能夠達到的，所以並不是口號式，而經過判斷後所作出的，亦是方向性的，即是說哪些領域我們已經有優勢，就要繼續做好，因為競爭對手同樣想在這方面分一杯羹。
第二，關於科研方面佔GDP的比重，我們希望由1.63%增加到3%，這需要努力的。但在政策方面，我們已經改變了，以前大家都想在科研方面多些投入，認為R&D（研發）很重要，但很多時候只是政府在做。現在整套科技政策有很多引導基金、配對基金，談的是產、學、研、投，包括投資，我們在這方面要努力，希望除政府投入外，也能帶動本身產業以及投資者投入科研，這需要努力的，而這個指標並不容易，但需要努力達成。當然我們在這方面有信心，因為剛才也提到我們的科研優勢，可以吸納很多國際科研人才，而且現在在河套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很大部分涉及科研，所以在這方面的科研投資，是要努力的，但我們有信心。
AI很重要，既是賦能，但也會帶來問題。所以我們從開始推動AI發展，到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及的風險治理。以AI來說，三位司長都是有關的，我稍後會請三位司長談談。這次在AI方面便提出了七個方向，我認為是重要的。
首先，我們會全面推動AI發展，無論在應用和產業方面，AI的確讓我們事事更有效率。政府有很多AI公務例子，工作時間可以縮短至原來的十分之一。如環保方面，我們將三十多年的環保資料輸入，也可將處理時間縮短至十分之一，也節省了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的工程，這都是AI幫了我們很多，所以內地也用AI發展，讓AI普及化、應用化，而且全民對AI的應用更加掌握。這是第一點。
第二，推動發展方面，財政司司長已經主持「AI+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但我在這個時候提出，正因大家都知道AI發展快速，全球都在思考如何既推動發展，又管控好風險。所以這次在七個方面，我認為要推出管控風險的重要行動。當然有關AI犯罪，我們一定要處理，包括利用AI欺詐、進行色情活動等，這些在《施政報告》已經交代。另外，如智能體發展得這麼快，可以幫我們做很多事，如何有一些指引？或者對於智能體，我們如何認清它所帶來的風險，這方面在《施政報告》都提出了我們的做法。
在AI發展方面，我們有人工智能研發院，亦有沈向洋教授，他在這方面非常有經驗和知識。政府希望與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既有AI智能發展，亦能訂出管控措施和指引，這也是我們的方向。
另外，如何保護我們的未成年學生，讓他們在使用AI時不要無故面對不必要的風險，以及如何保護自己，這是重要的。外國有些例子是因為每日只與AI溝通，導致與社會脫離，變成我們不想見到的情況。我們在教育方面會做，亦在法律方面研究有何規限。另外就是政府帶頭去做，數字政策辦公室在購買任何AI產品時，會有一個嚴格聲明，產品須符合我們的要求。如果落實得好，我們也會將這個經驗更規範化，並與大家分享。
法律方面，會否因為人工智能甚至機械人，導致某些人受傷等那些法律責任問題，我分別請三位司長來談談。首先請政務司司長談談，因為這次的七個行動，我請了政務司司長負責統籌。我們也在制度上特地設立了AI專員，並將這個AI專員由首長級第三級官員提升到第四級，這很重要，他原則上會部署、計劃和建議整個AI發展的政策，無論是推動其廣泛應用以及風險管理。首先請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特首。其實剛才特首也解釋得很清楚，現在香港以至全世界的AI發展一日千里，大家都知道其發展快速到難以估計。在香港而言，我們有很好的基礎，因為剛才行政長官也提到，我們大學的科研很好。所以在AI方面，我們分為教育、推廣、監管三方面。
在教育方面，我們從兒童學習中加入AI元素，讓他們及早認識。另外在應用方面，我們希望多推廣AI的應用，但最重要是剛才行政長官所說，我們要看如何去監管。因為有很多情況會慢慢出現一些利用AI詐騙，或未成年人如何使用的問題。《施政報告》裏已詳細寫出了七個方面的監管措施。行政長官指派我負責統籌這份工作，亦會有一位AI專員負責看管我們AI相關的事務，也涉及很多不同政策局和部門，我負責統籌，目標是希望大家除了能好好利用AI之餘，也要正確地使用AI，這就是我們的做法，特別是要防止利用AI犯罪。
行政長官：接着我請財政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謝謝。人工智能發展有幾個要素：算力、算法、數據、人才、應用場景以及資金支持。在發展人工智能時，我們要看香港在哪些方面有優勢，並用好我們的優勢，找到發展空間。舉例來說，沙嶺就具備建設數據中心的土地條件。
香港在人工智能發展中有一個優勢，是內地人工智能企業在內地發展時未必享受到的。這些企業如果要拓展全球業務，會考慮先來香港。它們在內地可以接觸到內地的數據，但要接觸國際數據，自然是香港比較方便。對人工智能企業來說，如果其模型或產品服務要由內地拓展至向全球市場，需要海外的數據去完善模型，這些企業就會來香港。這是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是河套。人工智能可以應用在醫療科技、生物製藥等方面，而河套將落實「四流」政策。一家藥廠若能進駐河套區，一方面可以接觸到內地的數據甚至生物樣本；另一方面又可以接觸到國際的數據和樣本，甚至可以做臨床測試。在那裏開發出來的藥品或醫療器械，經審批之後，在符合內地標準的情況下，一方面可以銷往內地，另一方面也有條件銷往境外，即同時打入兩邊市場。因此，發展人工智能，也要聚焦具體行業，以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角色和優勢。
與此同時，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我們的金融服務可以發揮賦能作用。今年以來，上市的公司相當一部分是和人工智能相關的企業。所以在金融方面，香港也可以發揮其角色，這對我們自己的發展也有好處。我補充這一點。
行政長官：好，接着我請律政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謝謝，行政長官。正如行政長官和另外兩位司長所說，一方面我們當然希望可以促進和鼓勵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其更廣泛的使用，但實際經驗也告訴我們，人工智能有機會被誤用或濫用而造成傷害。如果你查看《施政報告》，我們的理念可以用八個字總結，就是「技術向善、安全可控」，意思是我們希望人工智能技術能確保用於善意的用途，而不是傷害他人的合法權益，所以我們要透過七個策略，營造一個安全可控的環境。就律政司的工作而言，在這七項策略中，有三項是由律政司扮演相對重要的角色。
第一是打擊一些涉及利用人工智能的犯罪，特別是大家關心的，以深偽技術例如製造色情作品，或利用深偽技術進行欺詐行為。律政司轄下的法律改革委員會的電腦網絡罪行小組委員會，正研究就有關借助網絡或電腦並利用深偽技術進行非法行為方面，我們可以如何優化法律以堵截此類非法行為。我們會盡力推進相關工作，並希望盡快諮詢公眾，制定一套可以有效防止此類罪行的法律。
第二方面也是大家十分關心的議題，就是關於如何加強保護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這方面的工作我們需要與教育局作配合。從律政司的角度，我們早前已成立一個跨部門小組（「檢視支持更廣泛應用AI所需的法律配套」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視如何做好法律配套，以適應更廣泛使用人工智能。其中一項我們會做的工作是，在這個跨部門小組之下再成立一個特別專責小組，調研如何管控或保護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特別是與人工智能相關的部分。我們看到很多外國經驗，外國也正推行不同舉措，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設有一定的限制。我們會做好調研，參考其他地方的做法，不論是採取立法形式還是其他形式，我們都會多聽大家的意見再作定斷。
最後，行政長官也提及，我們留意到很多產品是以人工智能製成，這些人工智能產品有機會引致意外，而這些意外有機會造成傷害。如果不幸出現意外時，引申的法律責任應由誰負責？這些責任的基礎是甚麼？是絕對責任，還是需要證明疏忽？諸如此類，這些亦衍生很多新的法律問題。同樣地，我們會透過由律政司牽頭的跨部門工作小組進行調研，希望釐清法律責任，讓大家在使用人工智能產品時能夠更安心。
記者：民生議題歷來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在民生領域有哪些全新的亮點？今年的《施政報告》又如何確保香港市民切實收獲民生福利？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五年規劃》中提到香港會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一流灣區。那麼香港未來會推出哪些創新舉措？會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進行哪些新的互動？從而更加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謝謝。
行政長官：民生福祉是每個政府重中之重要做好的，施政的最終目的就是改善民生、提升民生福祉。
如果要選一個，我就覺得是教育。教育在香港，我覺得成績是有目共睹，我們一個1 100平方公里的小城市就有五間百強大學，而且現在很多人從不同地方來香港，都是看到香港的教育。所以人才來香港的其中一個考慮，就是他們的孩子在香港讀書會不會帶給他們優質的教育？
香港的教育另外一個優點、亮點是國際化。香港的大學被評為最國際化，大家都在新聞看到，而且課程都是特別國際化，不單是大學本身國際化。我們談國際化時是談學生、教授、科研人才，總體來談的。
國際化的優勢是甚麼？學生可以提升自己的學習能力，更重要的是世界視野，了解國際關係、網絡的建設，這都是優質教育最大的競爭力和吸引力。
所以，香港在教育方面，就是我們要做好的。在《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都重點談到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引擎是大學城建設。我們在文字方面的交代特別地細節。
從優質教育方面，不單是一代人，每個人都有孩子，還有自己的教育，現在我們都是終身學習，所以自己的教育，自己在這方面的提升，本身就是優勢的提升，特別現在談科技、談人工智能，這都是我們的普及教育。
另外，更重要的是我們都關心孩子，孩子的未來最重要，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單是一代人，起碼兩代，可能影響更大。這是我們的優勢，這也是民生福祉的重要部分。
另外，你談到大灣區建設，在《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均談到四大合作平台的重要性。在大灣區建設中的四大重要平台，香港關係最密切的有三個，而其實橫琴、澳門跟香港都同樣有關係，因為我們跟澳門是兩個特區，有優勢互補，有很多合作共同發展。所以四大重要合作平台，如果我們做好，我覺得是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部分。
剛才回答不同記者問題的時候，我們特別談到河套，河套我相信是四大合作重大平台中，我最有信心成為巨人的一個合作平台，因為它能發揮兩地的優勢，香港的優勢以及內地的優勢，共冶一爐，這是大灣區建設中做好四大平台的第一個要求。
第二，我們現在跟廣東省已經有合作機制，我們跟深圳市政府也有合作機制。這個合作機制的意思是每年我們高層、最高領導——行政長官與他們的省長，或是深圳市長、市委書記，大家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平常我們也有很多聯繫，就在這個月，我跟深圳市委書記見面，他也帶來前海管理局的領導，我們也談到很多細節的落實。我們跟廣東省有專班，跟深圳市也有專班，推動多方面的合作。
另外，剛才也提到，香港、深圳和廣州，是創科指數（《全球創新指數》）中世界排名第一，已經有兩年，在這方面的合作是多元化。除了科技，我們也談到美麗灣區，因為我們是鄰居，所以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很多領域均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在大灣區建設中，我們是一個大力推動者、參與者，也是獲益者。《施政報告》也着墨很多我們推動的工作。
記者：第一條問題是在《五年規劃》中，特區政府如何平衡搶人才與保障本地員工權益？有沒有評估外來人才對本地就業市場的衝擊？有什麼措施可以既能引進人才，又能保障市民的發展空間不被壓縮？第二條問題是，北部都會區將設立的三個大學城會計劃邀請哪些院校進駐？會不會與內地或國際的知名院校合作？有沒有具體的目標或數量？謝謝。
行政長官：大學城的問題，我請政務司司長，因為他是「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的組長，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後也是由他推動的。但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我們吸引人才，同時怎樣保障本地勞工。首先，我們是絕對以本地勞工的就業為優先考慮，這是肯定的。剛才我提到，首先我們打擊黑工。第二就是我們縱然有一些情況，因為人手在某個領域有短缺，但是有限度的，是有要求和限制。第一，我們有針對行業短缺而輸入有限度勞工的計劃，這包括院舍、建造業和運輸業方面。這些行業確實缺人的時候，我們從行業看，只是三個行業，我們是很小心的。這些行業的輸入勞工不但有設立限額，也是因情況作審批的。我舉個例子：在建造業，我們提到是12 000個配額，但是最近我們批的只是大概6 000，就是看情況。但是也要留意，我們談一個行業，其實很多工種，如果這個工種的就業情況沒缺人，那不會批准。但是大家知道工程方面，有不同的行業，我舉個例子，如果是紮鐵，現在也不容許了；或者釘板，我們因為覺得不缺，就不容許了；但是有些好像是冷氣工程、消防工程，人手是缺的，所以是很謹慎，要求很高的，有限度的，有針對性的。
另外，我們也有優化的補充勞工計劃，這個也需要證明你真正在本地招聘不到人手。那麼怎麼確定呢？第一，你要在四個星期的招募中都招不到人；但是我們針對的行業，我們增加到六個星期，並且不是說你招不到人就可以，我們要求你要實地在勞工處的地方去招募，要實實在在證明你真的招不到人，所以管控是很嚴格的，而且我們也不容許廉價勞工。輸入勞工進來的工資一定要不能低於本地勞工收入的中位數，這是保障本地勞工的。本地就業優先是我們的政策，輸入勞工只會有限度，按實際情況推動。
但如果談人才，就是另一個問題。我們談人才不是談一般的勞工，人才是世界都在搶的。我曾經舉過例子，打乒乓球，結果冠軍不在我的隊，在對手的隊，就拿不到冠軍。所以人才是大家都搶的，並且我們很快會公布人力推算的研究。你會看到香港還是缺人才，很快勞工及福利局就會公布，屆時會把數據讓大家更了解清楚，這是很科學的。香港在某些方面仍然缺人才，所以我們會繼續吸引人才，但是吸引甚麼人才，就要科學論證。在某個領域已經不需要人才，我們就不會大力推動，也是按實際情況，按我們缺乏的領域。舉個例子，我們有人才清單，這個人才清單是我們多年來調研，人才在這方面是不夠的。舉個例子，航運方面，缺很多人才，在我們的人才清單裏都看到了，所以我們很謹慎的。那麼有關大學城方面，我請政務司司長回答。
政務司司長：謝謝行政長官。如行政長官所說，大學城是我們北部都會區發展重要的一部分，非常重要，也是我們的引擎之一。為甚麼這麼重要？因為香港的大學教育其實做得不錯，而且越來越好。我們有八所資助大學，其中五所是一百強，我們科研也做得不錯，所以我們希望在北部都會區把大學城建起來，讓它們可以發揮在這方面的長處。大學城我們現在定下來的校園區，大概有三百公頃。整體的大學城有大約超過1 000公頃。校園區是給大學使用的。你剛才問有多少所大學，但我們的目標不在多少所大學，而在有哪些好的大學能進來。我們會很快招標，大學會提交提議，我們看誰是最好就給誰，我們不是用數目來定，而用質量來定。
將來對大學的要求是甚麼？它們必須要在科研方面比較突出。因為我們整體北是創科、南是金融，所以北部都會區都以創科產業為主，這些大學必須要跟內地或海外企業合作。我曾到內地及外國的大學城參觀，發現他們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因為他們與很多企業做科研，有甚麼好處？那些公司因為與大學合作，所以公司很願意搬到大學城裏面來。我們很希望因為科研（合作），除了提升科研水平以外，也可以把一些內地或外國的大型企業引入香港。企業來到香港，當然對香港的就業等各方面都有好處。所以這就是為何稱為引擎的原因，就是這個意思。還有一個好處是，我發現在外國來說，企業一直跟大學合作的時候，學生與企業非常熟悉，因為天天共同做科研的合作，因此很多學生還沒畢業就已被企業招聘。所以，這對他們的工作來說是很大的保證，我覺得這對大學的發展也非常好。
當然除了這幾個方面以外，我們也希望大學能跟一些內地或外國的知名大學合作，例如開設雙學位，有甚麼好處？把香港的教育更加國際化。另外，使我們的教育更具吸引力。我們也能更好地打造「留學香港」品牌。我們很相信，當大學城慢慢蓋起來的時候，很多內地或海外的學生都來香港讀書。這是我們很有信心的。大學的培訓也是培養人才的重要一課，所以我們說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我們將來的大學城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還有，我們希望將來利用大學城拉動北部及整個香港的經濟，吸引很多的產業來香港，把科研放在香港，這是我們的理想。
記者：第一條問題想問特首，你提出研究建設「AI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你認為香港建設相關管理的必要性及突破點為何？在平衡人工智能發展、使用安全、立法規管等不同層面時，當中的核心挑戰是什麼？如何克服？第二條問題想問謝小華局長。你早前到訪內地及澳門政府以借鑑經驗，請問最大收穫是甚麼？有哪些內容體現在《五年規劃》中？相關內容如何結合香港實際情況而作出調整？
行政長官：首先談「城市大腦」。應對極端天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以前負責保安政策，會掌握保安方面的資訊，例如應急部門如何獲取資訊以部署。但整體應對極端天氣，這不僅涉及颱風，還有水災，且很可能因水浸導致不同地區交通癱瘓。最重要的是在極端天氣過後，社會如何復原。若我們能統整所有資料，交通可更快回復。第一，我可迅速掌握地鐵路軌有否出現障礙物，也能更快知道有否地方出現倒塌等需要處理的事項，亦可能因升降機停運而需展開大量救急工作。
此外，在重大事故發生時，可能由一個地方的問題延伸至其他方面，交通就是很一個現實的情況。如能把所有城市管理的資料匯整，實際上城市管理涉及絕大部分前線部門，包括運輸署、渠務署、水務署、應急、交通等部門。現時政府採取總動員，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同事都需隨時知道是否需要動員。因此，若能把全香港的問題「一圖看清」，我就能知道由某地延伸至哪些地方需要處理。還有，我可以在問題出現前化解它，因為應對會更快。
綜合所有數據，再加上AI在預警方面的優勢，例如我上次到土木工程拓展署，他們提到在應對山泥傾瀉方面已運用AI，預測準確度超過九成多，能辨識高風險位置。歷史證明，新的AI能力比對以前，是高度準確，這些都幫助我們。例如真正出現災難時，我們曾有地盤發現炸彈，需要迅速確定收容地點，以及受影響人士去向，以便他們如需進一步支援，也能即時掌握。例如社福機構設施的位置、我們如何支援照顧者和長者，如何在社福方面更有效運用整體資源。若相關資料都在系統中，便能更好服務市民。
再者，既有資料無需重新找出來。大家如果有使用AI便知道，有時我向同事提問，可能需數小時才能回覆，因為要搜集資料，但AI通常一分鐘內便可提供資料。可想而知，若所有資料均在「城市大腦」中，可更有效運用資源服務社會，以及防禦一些我不希望集結的風險，能更好面對。因此，這非常值得推行。現在若不能落實，未必能應對變化突如其來的風險，尤其極端天氣來得迅速。
這將成為城市管理的一個突破點，我們會認真推進，因此我已請政務司司長統籌相關工作。但我不會等待「城市大腦」完全建成才開始行動，會同步優化各平台，這剛才我在《施政報告》已交代。「城市大腦」首先要建「底座」，即最基本的基礎設施，其後再接入各系統，並在系統銜接方面做很多工作。由於系統眾多，我們會先納入關鍵性系統。正如我所說，會先加入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的資料，然後是應對極端天氣和交通的部門，這些都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至於其他不同部門，會按程序逐步入。
至於AI的核心挑戰，有兩方面，一是如何用好它——這本身就是核心挑戰。若用不好，競爭力會下降。別人用得好、用得快、效率提升，我們處於競爭環境，就如划艇一樣，划得較快即競爭力更強。因此我們要推動AI的應用與普及化，這是重要的。另一個挑戰是AI帶來的壞處，為此我展開了七項行動。
我相信全球均面對同樣問題：AI發展迅速，各政府都盡力去認識、了解與規限它。AI最大的挑戰是有沒有一套國際性、共同認同的規管方法。如同互聯網，大家曾經憂慮其像森林世界，沒有疆界，難以用法律規管，但最終各地同意互聯網既要發展，亦要規管。各地方政府相繼制定法律，以針對互聯網可能衍生的問題。
同樣，我們現時也要研究本地政府如何做好AI管控。縱然未必有國際性的統一做法，我希望能有，我們也會自行落實。我相信整體，所有地方政府都覺得AI既要發展，亦要管控。做好自己地方政府的管控，起碼能夠保護自己市民，這個亦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當然，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於AI發展得益方面，我們會最容易得益，但在管控方面，我們都會參考不同地方的做法，如果在香港適用的話，我們都會歸納起來。
另外， AI的挑戰是它的智能體。智能體的發展，我相信世界上目前來說只有幾個地方最優秀，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發展得不錯。香港自己的定位，就是在應用方面我們會大力推動。我們有AI研發院，這方面亦會與內地有關AI研發單位高度溝通。這是香港在國際化中我們研究自己AI的那部分。
最後一點，就是我們認清楚自己在AI方面的優勢和自己的風險。步伐如何走？就是按着自己的情況，有些是我們國家優勢很強的，我們就會與國家分工，我們會強化某個領域，國家某個領域發展得很好，我們就利用好。國際方面，有甚麼AI發展對我們有好處，我們也會吸納它。我們亦會看看國際上在治理AI方面有甚麼好經驗，我們亦會吸納它。這也是我們面對AI最主要的挑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關於我到訪大灣區，就《五年規劃》，我與大灣區粵港澳三方面的討論，大家都覺得大灣區是有很多機遇的。雖然我們粵港澳三地在規則上都有不同的地方，但是規則和制度上之異亦容許我們優勢互補。我們在剛才特首所說的幾個重大平台，在《五年規劃》中可以見到我們可以互相合作，例如與前海，就着大灣區內的科技發展，很多新的初創公司等，他們的私募方面，我們香港可以為他們引進更多資金；另外在創科上，香港的創科都是強的，我們亦有很多適用的應用情境可以做科研落地，但是在製造上，大灣區肯定能提供更好的製造方面條件，例如「藥械通」（港澳藥械通）等，在灣區內，我們都看到很大機會在《五年規劃》中大家可以推展相互合作。另一方面，除了這些規則上的「軟聯通」之外，在「硬聯通」上，我們除了在基建上與前海將會有鐵路（連接）之外，我們亦希望藉着這個項目推進國家標準，將國家在很多方面很突出的標準帶出去，讓香港成為一個很多這些方面的示範區，不單是在藥械或是基建上。所以在《五年規劃》，大灣區的發展我們都有在這方面着墨，也包括河套等，謝謝。
記者：特首你好，有幾條問題想問。首先是租置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今份《施政報告》未有提及，是否意味着本屆政府內不會再重推？按目前進度，會否較難向政黨交代，例如民建聯？另外是關於大維修方面，「招標妥2.0」是否仍然存在？新成立的「樓宇維修局」，又或者沿用市建局的方式架構去推行，會否擔心給人「舊酒新瓶」的感覺？如何確保告別圍標？
行政長官：租置計劃有支持和反對的意見，若從租置計劃的現有結果來看，我們約有15%的單位未能售出，必然有其原因，這15%不受歡迎，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我們面對許多管理上的問題，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現階段主要推動的是綠置居。綠置居不但受歡迎，亦沒有上述問題。
另外是定價方面，我們該如何定價？現行租置計劃的定價，如果在第一年購買，折扣其實是一幾折，若在第二年購買，我相信也差不多有兩折左右。簡單而言，定價大約在二一折、兩折左右，這個定價有爭議。例如以現時興建一個單位而言，若把土地成本也計入——我們過去常說「一百萬元興建一個單位」，但未提及地價——若納入地價，應該如何定價？打多少折？相對而言，居屋與綠置居的定價機制是清晰的，分別為市價的七折與六折。至於租置計劃的定價該如何界定，至今仍沒有結論，存在爭議，所以我認為要繼續研究。其中一項可以做的是了解為何仍有差不多15%、即約28 000至30 000個單位未能售出，這點是重要的。再者，現時若透過租置計劃購買的單位，其擁有人並不需要進行資產審查，對這方面的意見亦存在爭議。我認為我們應再研究一下，看看此計劃是否如目前一樣，還是任何有新考慮。因此在今次《施政報告》我沒有着墨，我亦要求例如房屋局在這方面再細心研究。這個有兩方面，支持和反對的意見，我們要處理好。
另外，關於大維修，我必須強調，《施政報告》中所提及的針對樓宇大維修的改革措施只是部分。我非常尊重和感謝獨立委員會，他們做了大量工作以查明真相、了解漏洞。我亦於獨立委員會成立時，已明確要求他們可以在這方面提出有效的建議措施。因此，當我收到獨立委員會報告後，會非常積極地跟進其研究與建議，之後推動全面性的改革。然而，有些改革無需等待，應優先落實。《施政報告》已交代兩項以往未做、現在已加強的措施，包括為市民招標與評標，以及顧問與工程公司的預審名單。這些都是我們已經說好會做的。當然，在研究與諮詢過程中仍有不同意見，也有意見希望我們更好地幫助缺乏專業知識的市民。在《施政報告》，我已強調在此方面研究可行方案。我會待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並審視後，全面向大家公開講解整體改革如何推出。多謝。
（請同時參閱答問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23時22分
香港時間23時2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