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十二月十日）出席「香港新坐標：大灣區機遇與角色」高峰論壇的發言：
 
張裘昌董事長（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集團行政總裁）、各位《明報》的友好、各位嘉賓：
 
　　我今日很高興獲邀出席「香港新坐標：大灣區機遇與角色」高峰論壇。事實上，自從二○一九年二月頒布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一直是特區政府的重點工作，其中包括由我親自主持的高層督導委員會，另外我們亦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裏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一位同事擔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我非常歡迎，亦想藉這次機會表揚《明報》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視，剛才張董事長跟大家分享了，《明報》今年六月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了一個記者站，照我所知是在廣州派駐三名記者，這三名記者會不斷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內九個內地城市；而在今年九月二十日，《明報》正式增設了一個定期的大灣區版，我經常有看，定期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政策、故事、發展，既有一些數據分析，亦有一些軟性、包括人和事的內容，行政長官都是你們的忠實讀者。今日大灣區版的主題非常貼題，是談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對東盟十國的看法，有沒有意願與東盟十國對接，或將部分營業和投資放在東盟十國。特區政府也看到這個潛力，大家都留意到，這一屆政府特別着重和東盟的關係，所以我們已經簽訂和亦實施了特別行政區與東盟十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亦在東盟十國的新加坡經貿辦事處和雅加達經貿辦事處外，在泰國曼谷成立了辦事處。在一個經濟區域裏有三個辦事處，突顯了我們對這個經濟區域的重視。現在在一個經濟體有這種布局，一個是在美國，我們在美國有三個辦事處；我們在歐盟，加上現時已脫歐的英國的倫敦，亦有三個辦事處。東盟對粵港澳大灣區都很有興趣，亦希望將來能夠有更多的直接對接。我今日看到《明報》在大灣區專版探討這個課題，我感到很高興。
　　 
　　其實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可以說是與這一屆政府同步的。大家記得在第五屆特區政府宣誓就任當天，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親自見證下，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粵港澳三地的政府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框架協議》簽訂後，我們馬上就如何豐富這個發展策略做了很多工作，直至二○一九年二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頒布。在這裏預告一下，明年二月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三周年，特區政府將會在香港舉辦一個大型、紀念頒布三周年的研討會，我已經發信予廣東省和澳門，邀請他們積極與我們一同舉辦這個大型的研討會，希望在座很多朋友屆時都會參加。
　　 
　　今日論壇的亮點是「香港新坐標」，我想可圈可點之處在於「新」字。當然香港一直都與珠三角有很緊密的合作，整個珠三角在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香港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們既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貢獻者」，同時亦是「受惠者」。現在面對新的大灣區發展，香港應該如何自處，掌握這些機遇，令香港可以發展得更好，是一個值得大家去探討的議題。在這裏我跟大家分享，在二○一八年十一月我率領一個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的龐大代表團去北京，亦獲得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會見。當時習主席說了一番很重要的話，表揚香港的企業、香港的愛國人士在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談及大灣區時，習主席有這一段的說話，他說：「建設好大灣區，關鍵在創新。要在「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框架內，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創新體制機制，促進要素流通。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沒有先例。要大膽闖、大膽試，開出一條新路來。香港、澳門也要注意練好內功，着力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大家可以留意在這短短的一段說話裏，這個「新」字出現了很多次，香港真的需要有一個新的定位、有創新的精神去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我可以大膽一點說，香港經歷了這兩、三年的嚴峻挑戰和磨練，現在正練好我們的內功，裝備好迎接這個新角色或者站穩這個新坐標，以掌握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新機遇。
　　 
　　我留意到今日論壇邀請的主講嘉賓都很有分量，包括我兩位分別在金融和創科領域的局長都很有分量，其他還有中銀的孫總（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科技園公司和香港工業總會會長雙重身分的Sunny（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會主席、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查毅超博士）、一談到前海就會想到的洪為民教授（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所以我就不談內容了，我接下來談的不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容，是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態度、精神和如何進取、怎樣去部署，這我視之為內功，有了這些內功之後，無論面對哪個經濟板塊、哪個政策範疇，都可以發揮這個內功，能夠做得好。
　　 
　　做好內功的第一點，是重回「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如果我們不是經過了兩年多的嚴峻考驗，中央果斷出手，先後為我們制定了《香港國安法》並頒布實施，亦完善了特區選舉制度，確切落實了「愛國者治港」，令立法機關可以回復理性務實，與行政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來履行它的憲制功能，我們其實沒有足夠的內功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大家只要記得我們由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西九龍高鐵總站實施「一地兩檢」，以至很多香港和內地的合作的項目，包括由我一手促成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都在社會上有爭議。這些爭議恐怕不是項目本身，而是一股反對中央、反對香港與內地融合的力量，如果這股負面、具破壞性的力量不予以糾正，事實上是很難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現在有了我稱之為雙重保障，給予我們更大的信心，讓我們往後進行與內地融合有關的工作應該更加順利。這亦已有事實證明：自從去年十一月立法會回復正常運作，亦是以愛國者為主導的立法會，我們做了大量工作，通過了史無前例那麼多的法例修訂，亦批出了超過3,000億元撥款，但更重要的是由立法會議員自行提出一些沒有約束力的議案，討論通過後希望特區政府可以落實執行，這些沒有約束力的議案討論內容，不少都是要求我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做好兩地的人流和物流工作，以及爭取更多中央惠港政策。這股動力是前所未見的，我相信以前只要提出這些動議，在立法會分組表決一定不會通過。這是一個很好的勢頭，亦令我們可以有信心、更大膽地去思考，究竟我們如何以粵港澳大灣區為切入點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我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正正就是想展示我們將會怎樣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體現當我們回到「一個兩制」正確軌道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該怎樣配合國家發展。我就《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亦不是談內容，我今日想與大家談談《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所倡議的「四新」精神和我其後提出的「四通」策略。這個「四新」精神和「四通」策略亦不是局限於北部都會區，甚至不是局限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它是適用於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的合作。
　　 
　　「四新」精神的第一個精神是「空間拓新」。香港的面積只有1 100平方公里，如果我們所有的眼光和計劃都是局限在這1 100平方公里，恐怕是大失良機，因為我們有這麼強大和龐大的內地作為腹地，不但為我們提供市場，亦可以為我們提供資金和解決很多可能香港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其實過往歷史上也是如此──香港缺水、缺電、缺食物的時候，都是由中央協助我們解決的。只要我們將眼光放遠些，不再局限於深圳河以南，我們突然會眼界大開，發覺原來還有很多機遇在眼前。《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是我們首份超越了香港和深圳行政界線的規劃，換句話說，深圳河的中間是兩地的行政界線，但這次已經超越了。我們是看究竟在深圳河以北有甚麼發展機遇，我們怎樣可以透過優勢互補來發揮協同效應，做到港深聯手是「一加一大於二」。這項工作看似很容易，但其實有了固有思想是不容易突破。我記得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第一份文件的草稿──即是那本小冊子的草稿──我看的那幅地圖中，深圳河以北仍然是一片空白，這我當然不接受。我說如果我們已經超越了深港的行政界線，亦都希望多與深圳合作，為何不告訴香港市民，在深圳河以北的布局究竟是怎樣？哪裏是福田區？哪裏是蓮塘的地域？最好就是交代它的鐵路、城際交通是如何鋪排，讓我們規劃我們的鐵路時都能夠連接到。今日都不算做得很好，如果大家看了那本小冊子，起碼不是一片空白，有些大的區域已經展示出來，但是下一階段要將兩地的鐵路、公路整全地檢視一遍，從而研究可否令人流和車流都更加暢順。大家都記得，我們已經爭取到一項政策，就是港車北上，第一個試點是港珠澳大橋，即是容許香港的私家車在沒有兩地車牌的情況下可以申請自駕遊、港車北上；第二個口岸應該是在深圳，在蓮塘／香園圍這個最新的口岸亦都會有港車北上，所以必須要在運輸基建方面有些配合。
　　 
　　第二個「新」是「觀念更新」。這方面其實很廣泛，要潛移默化地令特區政府官員或我們的企業和專業人士有一個全新的觀念，就是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中每一個政策、措施和機會，其實都是值得他們去探討有沒有自己可以參與的空間，不是只滿足於在香港特區的政策。譬如現在我正研究在內地的醫療保障和安老方面推出了甚麼新的政策，香港如果想為我們的長者提供更好的退休安排，有沒有潛力可以如我剛才所說的空間拓新，跨越深圳河和港珠澳大橋，去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看看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令我們為長者提供的服務做得更好。這其實我們在過去十多年都一些突破，今日所有由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會保障，即是每個月的現金發放，已經超越了香港的行政界線，英文稱為portability，是可攜的。現時有長者每個月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或綜援金，其實他是可以在廣東居住，無須返回香港，這是一個觀念的更新。我希望見到在其他範疇，我們會有更多觀念的更新，特別是醫療。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口老化，事實上我們的服務壓力會越來越大，亦未必可以全部很有效地回應香港市民對於醫療的訴求；但是，如果將我們的觀念改變並作空間拓新，就會看到原來一河之隔，我們有一間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我們有一家興建中的中文大學的教學醫院；我們有一間──我姑諱其名──由香港發展商投資的醫院；亦有一個集團現時在大灣區發展醫療產業。如果這些都能成為特區政府可以應用來滿足香港居民的醫療服務，這樣就多了很多選擇。我們不一定全部政策或服務都可以跨越深圳河，但是起碼可以多一些選擇。
　　 
　　同樣地，這幾年來，我們都很努力透過創科局（創新及科技局），令一些關於創科的要素都可以「過河」，包括由中央財政部或廣東省提供予一些科研項目的研發資金，亦包括一些我們從事生物科技研發時需要有的，可能是人類的遺傳資源，這些全部都需要有觀念的更新。過程當然不會很順利，我們都要打通很多「堵點」，即是堵塞住這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事情；但起碼我們現在有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很高興有一個很高層的督導，就是由韓正副總理領導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只要特區政府或者香港社會各界能夠更有前瞻性、更願意創新地想一些新的觀念來幫助我們融入大灣區發展，我認為是大有可為的。
　　 
　　第三方面是「政策創新」。事實上，不論有沒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這幾年來我都鼓勵同事在推行政策方面一定要尋求突破，不可以再固步自封，亦不可以說我以前是這樣做就繼續這樣做，因為社會正在轉變，市民的期望亦與日俱增。科技應用的開拓，令很多以前不可能的事，現在變得可能。這方面的工作不算做得很進取，但是我希望有了現時比較穩定的政治局面，官員不用再怕去立法會，能有創新思維提出破格的政府政策的機會會比較大。《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內有很多政策創新，例如我們說要做創新科技，不應止於進行研發，應該也要有一些製造能力，像是智能製造或先進製造能力，特別是在生命科學，包括製藥、疫苗或醫療器械。香港並沒有太多可用的土地，因此如果政府只是因循地將政府擁有的土地按規劃用途，例如住宅、辦公室、工業等出售，恐怕土地很難落在我們想見到的先進製造業的手中。因此，我們需要有創新的政策，就是以後在新田科技城賣地或批地時，需要更聚焦考慮究竟我們想吸引甚麼產業落戶在香港。早兩天，我為一個大型數據中心主持動土儀式，其實數據中心已經受惠於這種特別的賣地政策──當然，那個項目本身不是，所以我也特別表揚他們，因為他們的信心更強，買了一塊一般可以作其他用途的工業地，卻投資在數據中心──事實上，我們也曾賣過兩塊地，指明要做先進數據中心，亦為工廈內改裝作數據中心用途的項目免收豁免費用，基本上是免收地價。這一種政策創新或政策積極性其實可以推動很多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事情，但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大家很怕創新，因為會被立法會反對的議員批評，會被社會指責是否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等。我希望經過這兩年嚴峻的挑戰，現在回復到正確的軌道，特區政府的官員應更有膽識打破這些以前窒礙創新能力的考慮。
　　 
　　第四是「機制革新」。我們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或許不需要有一個管理局。過去數十年我們成立了很多法定的管理局，都做得不錯，例如機場管理局、已部分上市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醫院管理局等；但是北部都會區其實大部分都是政府行為，所以我現在的看法是它需要高層的領導，亦需要一個近似當年發展新機場的核心辦事處作統籌，但它本身不需靠一個辦事處建路、填海、賣地等，而應使用現行的機制，由高層督導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事實上，這種高層的督導和統籌，在任何政府都有需要，不過是看用哪種方法。有些政府會有多一些稱為副總理的位置，負責這種高層的督導和領導；有些政府會有統籌部長被賦予權力，除了他自己的工作範疇外，亦要進行一些統籌工作。我在《2021年施政報告》談到要提升特區政府管治效能時，也提出了有兩點與其相關，第一就是政府政策局的架構需要重整，特別針對例如創科，像我剛才說過，創科是需要有製造業的扶持，一個比較理想的安排是把創新及科技局擴展成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就能名正言順；同樣地，我們爭取到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支持打造香港成為一個中西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文化的範疇在哪裏？現在是見不到「文化」兩個字的，所以社會上亦有共識，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是時候成立一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以在高層督導有關文化、體育，甚至包括旅遊的發展。
　　 
　　另一個就是「專職專責」。我接觸過很多業界人士，他們對政府的最大投訴就是政出多門，或者是求助無門，不知道要找誰，這個局說不是它負責，那個局又不是它負責；所以在一些比較重要的範疇，我是很支持政府內部自己要有一個倡導的角色，一個advocacy的角色。這一個專職專責的同事是非常在意、非常緊張他的工作範疇的推進，例如當年在發展局下設立文物保育專員，或者是我剛才提到的大灣區專員，令社會很明確知道如果有保育的問題、有大灣區的事項，他可以找誰。這個人未必有全部的答案或提供所有意見，但起碼他不敢推卸，他是大灣區專員、他是文物保育專員，他就不可推卸，社會要跟他接觸，去了解究竟如何去進行這些事。
　　 
　　大家聽了我簡單介紹「四新」精神，它沒可能只適用於粵港澳大灣區，或只適用於北部都會區，我希望日後在政府的管治裏，我們都能夠身體力行，體現這種創新的精神。
　　 
　　具體談到策略，即是如果有了「四新」精神，工作起來我們是採取甚麼策略呢？我又提出了「四通」策略，這個「四通」策略並不出現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內容，而是既然有了一個新的取態、新的辦事精神，我覺得社會是需要知道具體是用甚麼方法去體現出來。總結了我這幾年與內地的合作──亦不只是粵港澳大灣區，大家知道香港與內地其他省份都有合作的機制，最新是湖北和香港高層會晤和高層合作的機制──「四通」的策略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是基建連通。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基建連通其實已經非常好，特別是我們啓用了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當然現時未能夠「通關」，大家覺得這兩個基建沒有發揮到應有效能，但這兩個基建其實大大拉近了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關係，又令到那些以前不敢想，或者沒可能想的事，現在變得有可能。譬如我們和珠海的合作，沒有港珠澳大橋的話，由香港去珠海要經過深圳，四小時車程，坐船又沒有那麼方便，但有了一條大橋，車程只需一個多小時，所以這兩年來，我們也很想與珠海多合作。去年十一月，我在《施政報告》公布，經中央和廣東省支持，香港機場管理局將入股珠海機場，令這兩個機場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基本上，香港國際機場是一個國際航班相對多的機場，珠海機場則是一個沒有國際航班的內陸機場，所以兩個機場聯手，一定可令兩方受惠。另一個近日提出的是，既然兩地機場合作，我們倒不如更進取地希望兩地在航空產業、航空工業打造新的中心，我們現正與廣東省商討，其中包括關於飛機零部件配送，希望日後飛機內部很多配件可利用香港的設計製造、飛機維修，以至飛行人員的培訓，這些全部也是通過基建的連通，「由無到有」出現的新機遇。
　　 
　　基建連通不單是硬件，軟件的連通也很重要，如何通過基建令人流、物流更暢順。我們現時跟內地口岸，我曾公開說，「一地兩檢」是「基本盤」，沒理由還實施「兩地兩檢」而為巿民帶來不便，所以重建的新皇崗口岸將會實行「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之上還可以想甚麼呢？是檢驗通行可多用科技，例如在澳門和橫琴口岸或珠海口岸可以「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香港往往有小部分人士擔心這又擔心那，我們現時的想法是，當有這種新的通關模式，將以比較自願性的方式運作，即如果你想走快一點、通關快一點，便可使用這制度；否則，你可沿用「一地兩檢」制度。為了日後更好地配合在落馬洲河套區和福田科創園區「一河兩岸」的「一區兩園」，我們也很着意人流方面。《施政報告》提出，如何便利一些非中國籍的香港居民進入大灣區內地城巿是一個課題，我們提交了很詳細的建議，因為如果沒有這額外措施，那些非中國籍的香港居民，即手持外國護照的居民便需要申請簽證，對於科學家、初創企業家，他們每日也要往返便非常不便。另一個是在落馬洲河套區東面，大家沒有留意，我們還建議一個新口岸──福鄰小口岸。這小口岸日後可讓兩地科研人員更方便，可能使用一張咭便可往返。這都是在基建連通下的軟件，我們要將之鋪排好。
　　 
　　第二方面是政策貫通。剛才我讀給大家聽有關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大家有留意的話，他說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國兩制」下發展的，亦正如在很多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文件或最近的前海擴區方案中，開宗明義指這些工作也是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換句話說，是不會模糊了香港的一套制度。香港仍然是實行自己那套制度──資本主義、普通法、資金自由進出、司法獨立，但這並不等如不用爭取政策貫通，讓大家方便一點。尤其在專業認可方面，如果本港的專業人士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巿執業，全部也要重頭再來，要讀書、考試、實習，這不能達致兩地更融合發展的目標。現時出現突破的首先是法律界，他們已考試，下一步是考試後如何備案執業、執業有何限制；另一界別是建造界，工程師、承建商、規劃師、園境師亦已可通過備案在大灣區內地城巿執業；當然醫生他們更歡迎，因此從香港過去、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服務的醫生亦無須考試，甚至獲認可為高級醫師，給他們一個更高的資格。這些政策貫通是可以更進取地進行，例如金融的政策貫通，大家也看到，有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我相信未來仍有很多政策的貫通可以得到中央的支持，打破現時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時，大家仍感受到的「堵點」，還有一些「難點」還未打通的，我們也會努力打破。
　　 
　　第三是機制互通。香港有自己一套制度，廣東省有其制度，深圳巿也有其制度，但我們可以建立更強、更有效、更迅速的互通機制。今年我們有了突破，一向以來，港深合作的層次不算很高，並非粵港合作的層次，以往行政長官並不出席深港合作會議。由今年開始，在深圳巿領導同意下，我們為港深合作升格，現時是最高層次，由深圳巿委書記和行政長官共同主持港深合作，並在港深合作下成立19個工作專班，各有所屬的負責人和需要推進的工作清單。在工作層面，即working level會互換微信，有甚麼提問或通報，請發個微信信息，我們便會知道並作出回應。我看到很多局長很多時候也微信給其對口單位的同事。這種機制互通必須在我們能辦事的層次進行，剛才我提及，高層的層次存在，但不能總是到副總理的層次，高層只是為我們定下大的政策方向，但到工作層面，有效的機制必須要大力開拓。
　　 
　　最後，其實是最難的一個「通」，就是民心相通，因為這不是我們可完全控制的。究竟香港居民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有多大熱情？尤其青年一代對於進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業，他們有多大的積極性？這是需要大家繼續努力的。我認為經過香港這幾年的挑戰，以及自回歸以來我們也沒真的做好加強下一代對國民身分認同、國情教育、對國家發展的了解，這個工作難以一蹴而就，可能是一個久久為功的事業，但必須開始。我在此呼籲大家必須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更多年輕人掌握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帶來的新機遇，亦鼓勵明報集團往後在粵港澳大灣區專版多報道香港青年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巿生活的情況，讓仍沒有這種積極性、熱情的年輕人可以有更深刻的體會。
　　 
　　我在此祝願大家有一個非常豐富的座談會。十二月十九日是投票日，必須呼籲大家如果對於香港有信心、對於我剛才指香港的新定位、新坐標充滿期盼，是時候投下神聖的一票，為香港的未來作出一份貢獻。我也祝願大家在即將來臨的二○二二年，有更精彩豐盛的一年。多謝大家。       

完

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18時2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