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今日（八月十一日）出席一項活動後就經濟、《反外國制裁法》及跨境往來事宜與傳媒談話的內容：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今日很高興可以第三度聯同生產力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政府支援企業基金的博覽活動。過去一段時間內，企業面對兩方面的困難，一是由好景轉至不景，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衝擊。由二○一八年的（經濟）高位，發展至二○一九年和二○二○年的突變，很多中小企都面對資金周轉的問題。就這方面，我們於過去兩年提供了信貸保證的貸款，或是對中小企的直接支援，對他們確實有一定的幫助；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企業之間，特別是中小企，都不單著重目前的情況，而是展望疫情好轉後，或是經濟逐步恢復的時候，如何把握機會。就這方面，政府提供了四十多個不同（資助）目標的基金，其實都可以大派用場。因此，政府不單會繼續增撥資源，在各範疇內為企業提供支援，亦要考慮如個統整這些基金，更方便企業申請和善用，我們會就這方面繼續與生產力局聯絡，看看是否可以繼以往的「四合一」和外展綜合服務後，再提供一站式服務，令企業不用花費太多時間和心機，走訪多個部門或負責基金範疇（的單位），可以一步到位，用最少的時間處理。
 
　　另外，我們亦要與市場和業界討論，有哪些大方向可以令這些基金拆牆鬆綁，並引領企業向前走。譬如很多人提到，現時的營運講求數據、數碼化，線上線下的形式是必不可少。在市場方面，大灣區明顯地（扮演了）互惠互利的市場推廣（角色），我們亦要運用內地的內循環和對外循環。在區域經濟上，亞洲區的國家和地方，在跟香港建立了穩固的自由貿易協定後，成為了我們最好和最有潛質的投資市場。現有的基金都可以引領企業走進這些市場，他們亦可以善用基金拼船出海，走出去。
 
　　我們認為未來幾年的經濟復蘇會由貿易帶動，並會成為主流。在這環境下，縱然中美貿易戰的挑戰仍在，地緣政治亦持續緊張，但我們在這段時間內只要作好準備，企業就可以在困難當中轉型，不論是政府、業界，以至是生產力促進局等中介機構都會一起合作做。
 
記者：局長，就「通關」問題方面，澳門或內地疫情反覆，短期內是否「通關」無望？第二，就《反外國制裁法》，政府表示支持將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政府有沒有諮詢過商界？他們的疑慮大嗎？以本地立法的方式進行能在多大程度上釋除他們的疑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先講「通關」，整個政府或社會每日都會審視這個問題。當然，我們有自身的問題，同時亦受外來環境影響。以商經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為例，我們在對外關係的處理上，會把握每個機會、空間、時間或合作夥伴，若情況許可，我們定必會推動恢復往來。內地當然是我們在民生、經濟等方面最主要和最好夥伴，我們定必會爭取（與內地「通關」），但這需視乎具體情況。對外而言，我們需要選擇具備相關條件（的地方），並在防疫和經濟復蘇中求取平衡。我們不能因為今日疫情出現困難而就此放棄。因此，在對外關係方面，我們仍然在考慮當中，為與內地和海外地方恢復往來做好準備。我們近期對世界各地恢復「通關」或防疫要求方面都有所調整。調整的大前提必然是建基於「外防輸入」，我們同時正在考慮有沒有可以理順的地方，在旅客已全面接種疫苗或證實有抗體的情形下，方便部分地方的旅客來港，減少其檢疫上的時間等。我們在這一年半以來都盡量在這方面作出調整，我們會繼續朝這方向去做。
 
　　至於你提到國家的《反外國制裁法》，我相信這是源於美國無理地將制裁措施加諸於國家，包括香港。我們之前亦提過，這是既不合理，亦干預了香港或國家的事務，絕對不能接受。因此，國家制定這些反制裁法律，既堅守我們自己應有的立場，亦能維護商界的利益。企業不論是源於甚麼地方，如果他們在香港經營，受到威迫，我們都要提供權益上的保障，維護他們在港應有的權益。至於具體上如何實行，我們需視乎人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行政長官和律政司司長都提過有關方式，即是法律是會在人大作出決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是否以本地立法的方式來訂定，相信會經過一定的過程，要待掌握具體情況後才能評定。
 
　　對於業界而言，我們常常提及，香港是全球最方便營商的地方，我們沒有對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士，採取不同的做法。不論是來自美國，或是其他地方的人士，我們都提供最好的機會，但面對外國對香港施加不合理的制裁時，我們都要做好應有的權益保障措施。
 
記者：就剛剛提及的《反外國制裁法》，你是否暫時都未清楚當中的細節？是否暫時也沒法向商界進行解說工作？另外，美國方面也曾警告過一些在港營商的美國公司可能面對營商風險，是否擔心在香港推行《反外國制裁法》會加劇外資撤出香港的情況，對目前已說不上很好的經濟再造成打擊？「通關」工作方面，剛剛你提到政府會把握每個機會，跟不同地區商討，能否透露正與哪些地方洽談？跟新加坡的「旅遊氣泡」進展為何？與內地「通關」暫時是否仍遙遙無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先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在營商方面，香港是最好的明證，不論企業是來自世界各地哪個地方，只要符合香港的法規，都可以在香港經營。香港亦沒有對世界任何一處地方設置貿易關卡、障礙或是關稅。過去兩年所見，美方先後挑起很多貿易矛盾，不單從政治上干預香港的情況，在貿易上亦然，例如是實施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措施，或是產地來源（的要求），以違反世貿（規定）的方式挑起與香港的貿易矛盾；最近亦透過制裁，或是向商界提供所謂商業意見，作為威嚇手段。這些行為不單有違國際的慣例，對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地區和貿易體系而言，都是不合理的措施。
 
　　這一切最終都會影響所有在香港營商（的企業），包括美國的商家。我們亦見到，就美國最近採取的措施，即所謂的商業建議，在香港的美國商會也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見。具體而言，從過去兩年的貿易戰中可見，所謂最大的（輸家）是否就如美國一廂情願所想的呢？港美或中美之間貿易當中，哪一方的損失最大？正如我兩年前已說過，在貿易戰中，其實大家都是輸家。我們看到美國在香港所賺取的貿易盈餘正在下降，我們從廠商方面亦得知，在商品價格和下單方面，關稅和人為的貿易壁壘（所造成的損失）最終會由美國消費者承擔。不論如何，香港都會持守公開和具競爭力的方式，贏取企業（選擇或繼續）在香港營商。就這方面，來自不同地方的企業也會審視香港的情況，以決定其營運（方式）及去留。過去兩年多以來的社會暴亂事件和疫情，隨着《香港國安法》的訂立，社會得以恢復穩定，從實際數字看，整體上在香港經營的外商數目並沒有減少。我們看到疫情當中，相對全球較差的經營環境，香港運用了很實際的處理方法，令大家既可以防疫，亦可恢復經濟。就這方面，國際之間尤其是大型的企業，都很清楚香港的情況。
 
　　就第二個問題，「通關」方面，整體策略不變，我們必須要做好自己的防疫工作。防疫工作有兩種，一方面是「外防輸入」，我們也是以風險為主，對來自高風險的地區的人士，會設有較多限制，亦會有更高的檢疫要求，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會把中風險和低風險的地方區分，希望在設有防疫保障的情形下，可以恢復正常的往來。這方式包括一直與內地商討，可以以甚麼形式和情況恢復「通關」。至於與其他地方（恢復往來），我們也要審視，但如果要以較少或較短的防疫安排，甚至不設任何檢疫，我們必先要確立有關地點和香港都達到令人安心和安穩的情況。因此，我們期望，像新加坡這類低風險的地方，疫情可以早日回穩，屆時我們便可以就預先討論好的條件，繼續和他們商討。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8時0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