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在添馬政府總部舉行《行政長官2020年施政報告》記者會的答問內容：
　　 
記者：林太，你好，你在《施政報告》提出了高中通識科要加強改革，其實當局研究具體會怎樣做？想達到甚麼目的？另外，這份《施政報告》要延遲一個月才發表，你十月時說要上京去商討，其實是否往後每年發表《施政報告》時，港府也要準備上京做一輪，才可以回港發表新一份的《施政報告》？謝謝。
 
行政長官：第一，今年《施政報告》內的教育章節，重點是放在培育人才和青年發展。由上任到現在，我仍然非常重視教育，我亦要重新跟教育界的朋友說，過去這兩、三年，重點工作是解決教育界──特別在基礎教育──面對的資源問題。大家都記得，幾年前，很多老師都投訴他們的職位或教席不是長期的、他們是一些合約老師、他們的教學環境充滿挑戰。因為人手不足，所以我們先後兩年推出了大量措施，動用了135億元經常開支，為教育界解決這些問題。但問題解決的同時，我們必須處理教育質素和教育多年來在系統上和制度上出現的問題，而通識科自從十年前推出以來一直都是爭議不斷。近日見到社會的紛爭和這麼多中小學生違法違規而被拘捕，更加令人擔心在教育、在學校、在課堂裏，其實學生們正接受一些怎樣的教育。我不是將所有問題放在通識科，但通識科畢竟引起了社會很大的爭議，所以我們必須對通識教育進行一定的改革。改革目標已經在《施政報告》說明，就是希望這個科目能夠重新成為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培養明辨慎思的能力、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的課題、學習有關國家發展的平台，這是目的。具體來說，究竟這科目如何處理課程、評核、課本審核，以至入大學時其比重，大家要等教育局局長跟大家詳細介紹。他會盡快跟大家介紹有關通識科的未來方向。
 
　　第二，關於上北京。我做了行政長官三年多，這份已經是第四份《施政報告》。如果每年在做《施政報告》之前都可以有一系列的支持措施、都可以親自去北京爭取這麼多部委的支持，我很願意去，但恐怕這不是時常可以做到，因為《施政報告》畢竟是行政長官的份內事。今年是很特殊──今年的特殊性是在於香港經歷了多重打擊，中央是理解的；多重打擊之下，香港經濟面對的困難，中央是明白的。這包括去年下半年的社會動盪、國安法的推出令美國對香港制裁，亦包括持續了接近一年的疫情影響。在這些前提下，當然是由行政長官──由我本人──主動去提出一系列措施，希望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夠特別得到中央的關顧和支持。有了這個回應、支持，也要詳細去商談爭取的是甚麼、內容是怎樣，所以促成了訪問北京之行，並不存在說每一年的《施政報告》要到中央「走一趟」，亦反映中央今年是特別因為我剛才所說的因素，很願意在很短時間內協調很多部委，讓我在今次的《施政報告》第二章跟大家交代可以說是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多謝。
 
記者：特首你好，我想請問你，今日早上看到你的《施政報告》中提到有七千萬人口在大灣區，會提供很多就業機會給香港的青年人。我想跟你了解一下，請問你和特區政府下一步對此有些甚麼進一步的計劃？謝謝。
 
行政長官：感謝你的提問。粵港澳大灣區可以說是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重要契機。正如你剛才引述，香港是七百五十萬人口，大灣區是七千萬人口，而且我看大灣區的人口還要增長，大灣區裏屬於所謂的中產人士也會增長，因為它是全國現在經濟發展和GDP差不多是最好的地區。無論是現在七千萬人口，或者是往後增長的中產人士，他們對於一些優質的服務都有很大的需求──無論是教育服務、醫療服務、安老服務、孩子發展支持的服務，這正正是香港的優勢。香港過去很長的時間是一個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我們也有很多很好的社會福利發展，所以未來要是我們的專業服務提供者、我們的青年願意跑進大灣區的內地城市，他們有大量──可以說是無限的機遇。雖然我覺得現在我們一般是比較自由開放，但是到這一步，我覺得我們要比較積極。比較積極的意思就是我們要推出一些計劃、一些措施來吸引或者是鼓勵香港的專業人士、香港的青年人到內地、到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就業、發展。
 
　　從青年的角度我提出了兩個計劃，一個是「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一個是「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內容是這樣：我們首先會提供2 000個職位，讓一些在香港的企業──它可以是內地的企業，但是它在香港有分部的，它在大灣區的內地城市也有一些企業的工作，無論是深圳、廣州、佛山、肇慶──它在香港招聘一些青年，尤其是近年的大學畢業生，安排他們到大灣區工作。我們給的補貼是18個月，不低於港幣10,000元，每個人我們補貼10,000元的工資，讓香港青年受聘到大灣區工作。有2 000個職位，我現在看大概至少有幾百個是科技工作，因為最近有一些在深圳大型企業、科技企業找我，他們都希望能幫助香港青年，給他們多一些就業職位。他們比較擔心內地的工資現在比香港低，要是香港特區政府願意做一些工資的補貼，對他們吸引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是比較有效的。
　　 
　　第二個就是「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現在的青年人都不喜歡「打工」，喜歡創業，我們也有一個創業的計劃，但是這個計劃現在受到疫情的影響，不能過關；要是能過關，我們打算批出一億港幣，讓一些青年可以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啟動創業。廣東省政府跟大灣區內地城市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在各區都成立了一些「雙創」的中心，例如「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這些參與我們計劃的青年可以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去開業，廣東領導也同意會給香港青年等同是內地青年的所有資源，這是一些比較具體的措施。
　　 
　　除了青年以外，一些專業服務就有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下給予我們的措施，好像早前已經開放了法律、建築服務，在香港的建築承建商、法律專業人士可以更便利地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做事，這對他們也是非常有幫助的。我希望往後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我們可以爭取更多對香港專業服務有利的開放措施。謝謝。

記者：林太，你好。兩條問題，第一是關於內地投票。《附篇》都說希望二○二一年的換屆選舉可以推出，但其實《施政報告》還未見有一個細節草案，見到有很多問題要克服，其實有沒有信心明年的換屆選舉真的可以推行呢？還是因為有些傳媒報道指因為中央都有中央的關注，所以措施有可能會煞停呢？
 
第二條問題是今次《施政報告》用「重新出發」做主題，但見到很多措施都是叫人到大灣區發展。其實香港人現時最hit的話題是移民，但《施政報告》都未見有一些修復社會撕裂、行政立法關係的措施，都是不停提及中央的支持。在這情況下，特首你覺得如何可以重新出發，挽回這班移民港人的信心，讓他們願意繼續留在香港？謝謝特首。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我們提過，儘管把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押後了一年，現時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職不少於一年，但已經要籌備下一年的立法會選舉，亦聽到很多聲音說選管會要進行一些優化；我們上月亦收到選管會的建議，裏面亦有提到如果特區政府想在境外推行投票需要關注的事項，現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都朝着這個方向研究。如果有足夠的支持，技術上可以克服、做得到的，我們可以嘗試做；但如果我剛才說的因素不出現，即是有很多人不支持或有一定的困難難以克服，那亦不能勉強。我當時說在境外甚至內地可以投票，以回應訴求，有人就說很多香港人不贊成，但那個訴求就是已經在內地的香港人的訴求。當然你問香港人，若他不用到內地，可以在香港投票，他當然沒有這個熱情要我們做這件事；但在內地，單單取得港澳居民居住證的香港居民都接近三十萬，短短推出了不夠一年便已有三十萬。我每次到內地訪問，無論北京、成都、上海、廣東，都見到香港人，他們都說「其實我們很關心香港」、「我們和香港有聯繫，為何不能投票」。正是這個訴求激發我們要探討這件事，但今日我不能夠具體說我們的草擬法案是如何，或者其時間性是否真的可以趕及提出來讓社會討論。
 
　　第二，關於今次的標題──「重新出發」，這是指很多人都可以重新出發。特區政府經歷了這個磨練，克服了困難，我們重新出發，帶領香港。各行各業因為疫情後，有很多事情已經改變，進入一個「新常態」，亦要重新出發。這不是特別針對不讓人移民，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有出入境自由，每一段時間都有人希望在其他地方發展、生活或學習，這是一個我們尊重的自由，從來都不應有一份《施政報告》特別不容許人移民或不鼓勵人移民。香港的優勢應該由自己掌握和珍惜，然後在香港發展，「重新出發」的意思是這樣。
　　 
　　不過既然你提到行政立法關係，我都說一說。今日我花了兩小時十五分鐘，可以在一個非常平靜、理性的環境讀完《施政報告》，我感受很深。因為大家知道去年發生甚麼事，是哪些議員令行政長官沒有辦法可以維護行政立法關係、做不到立法會議員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功能──即聆聽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大家都知道答案。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仍然是我的主調，我亦希望明日再次回到立法會接受提問的時候，可以向議員宣布，我很樂意多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提問或發表意見等。總的來說，我希望社會能夠放下分歧，正如我在最後一章所說，希望大家都客觀持平，以及大家都不只以自己的政治立場來看事情。過去一段時間是很明顯，是甚麼立場看這件事便是這個角度；不是這個政治立場，看同一件事便完全有一個不同的看法。政治立場先行對於修補撕裂、令社會回復和諧穩定是沒有好處的。我在此呼籲市民，經歷了一段如此困難的日子，是時候放低歧見，我們理性溝通，求同存異，希望可以讓香港重新出發。多謝。

記者：特首，第一個想問教育的問題。剛才你在記者會上提到看到教育制度出了問題，在演辭中亦講到通識科出現異化的問題，你所說的制度問題和通識科的異化，其實是指甚麼呢？以及通識科的改革是否好像有報道所說會把它的評分改為合格和不合格？即是會推翻專責小組的專業意見？第二個問題就是想問特首，你在《施政報告》提到在一些反修例事件中十八歲以下被捕而又有悔意的被捕人士，警方可以考慮警司警誡。知道這個制度其實一直都有，你會在《施政報告》寫出來，其實目的是否想警方都可以多用警司警誡，亦是想紓緩現時社會上的矛盾和撕裂的氣氛？會不會都要求警方多用警司警誡，或者甚至乎是考慮「非法集結」等的罪行、是十八歲以下有悔意的年輕人，都讓他們考慮這個方法去改過自新？謝謝特首。
 
行政長官：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通識科的改革，我要等待教育局局長詳細向大家說明。但究竟所謂「異化」的問題，或者教育出了甚麼問題，其實大家都能看到的。這麼年少的學生，即是中、小學生，竟然會沒有守法意識來參加一些根本不可以想像是學生參加的活動和行為，這令人很擔心；亦看到去年下半年發生的暴力事件，被拘捕人士當中有很多學生──有很多中學、小學的學生──亦有不少是教育界人士，包括老師和老師助理，這不就是反映我們的教育出現了一些問題？我沒有否認我們的教育亦有很優秀的一面。每一件事都是這樣的，我們保留一些優秀的地方，然後去改善可以完善的情況。但詳情，你真的要等待教育局局長，即是是否給分、會否計入必修科、入大學的定位等，你要等教育局局長交代。基於大家的興趣，我可能要提一提楊局長早一點安排開記者會，讓大家可以早點問這一系列的問題。
 
　　關於警方的檢控工作，一般來說行政長官，特別是我本人，是不干預這些的──我不干預警方的檢控，我不干預律政司的檢控，我亦一定不會干涉司法機關的裁決。這一段的寫法是因為我們心痛，我們看到有這麼多年輕學生被捕──當然是有證據才會被捕──所以在這幾個月來，我時常與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都有討論，我們可以如何幫助這些學生有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改過自新的機會其中一個元素就是不留案底，因為當有了案底便會很麻煩，以後出國讀書、領取「良民證」諸如此類，都會影響其前途。所以，這一段的寫法是經過鄧處長的同意——因為我不可以干預他的檢控──尤其是最終決定是用警司警誡或是簽保守行為，無論如何都是由警務處和律政司決定，但我們是同意、大家都同意用這個方法。
　　 
　　今日這個方法用得如何，我給一些數字讓大家參考。超過10 000人被捕，被檢控的有2 370人左右，接受警司警誡的數字不多──因為警司警誡是十八歲以下才可以申請──只有19人接受警司警誡。警司警誡是不提起訴的，基本上是不留案底，亦是釋放，只是輔導他們。另外，簽保守行為，英文是bind over。Bind over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由警方已經可以讓他簽保守行為，不會落案控告，這個學生不需要經過一個司法程序，亦是不留案底，人數亦不多──11人；另外一種人數則比較多，就是他要經過司法程序去簽保守行為，英文是O.N.E. bind over，就是不提證供起訴，但要有司法程序，大家要去到裁判官面前，控辯雙方，檢方和defendant都要去，由裁判官同意這名人士──他不一定是學生，沒有年齡限制──可以接受經司法程序的簽保守行為，亦是不留案底，這種的人數比較多，有230人。我在這裏鼓勵和呼籲，如果還有這些被捕學生，是十八歲以下，他的家長、老師、校長、朋友，應該鼓勵他去承認自己犯錯。因為剛才那三種做法，都要他自己承認才可以，他要承認他真的犯錯，我們可以不提證供起訴，可以警司警誡，諸如此類。希望我們這段說話能夠傳遞出我們是很關心他們，但犯法就是犯法，有證據我們是人人平等，不能夠放棄檢控；但現在是有出路的，請各位被捕人士或其家長都因應情況鼓勵被捕學生承認錯誤。警方已經同意他們會按情況，因為現在我在這裏很難一概而論，或者有一個十八歲以下的人士，但他做了一些很凶狠的事情，那樣就沒有辦法屬於我在《施政報告》說的不涉及嚴重罪行，到時我們就沒有辦法採用這些方法；否則，警務處處長都同意用這個取態來處理其餘那些未進入司法程序的個案。

記者：你好，林太。我想問林太，（前）港澳辦副主任徐澤上星期說過，如果香港疫情持續惡化的話，其實深港合作和大灣區發展就無從談起，而近來香港疫情比較反覆，但《施政報告》中有一些是大灣區的發展新措施，會否擔心因為本港疫情未受控而那些措施變成長期擱置？第二個問題是報告提及說或者會再推行大規模的社區檢測，上次政府的大規模社區檢測總共大概有170萬個市民接受了檢測，如果今次再推出這類大規模社區檢測的話，會否有一個更高目標，甚至是推行全民強制檢測，以達至「清零」的目標？謝謝。
 
行政長官：第一個問題，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工作，因為兩地人員不能往還，那當然影響推展這些工作，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都反覆強調，我應該在昨天已經說過，儘管有200項措施，但現時的頭等大事都是抗疫，希望盡早能夠遏制疫情，盡早令粵港兩地人員往來，我們就可以開展有關工作。剛才我回答中央台時亦說，我們有很多青年計劃，但也要人能去得到。如果青年不能夠進入一個雙創基地，如何談起他可以在大灣區創業呢？所以這個說法一定是這樣的。我都擔心，我都希望疫情能夠早日遏制下去，但這要全社會努力。你可以想像，我們在「外防輸入」做到滴水不漏，但專家和科學家說這種病毒可能做不到百分之百（防止感染）。你以為它的潛伏期是十四天，全世界也有很多個案在二十天才病發，所以強制一個人檢疫十四天，他走出去後，他又發病，然後又感染其他人。其實最有效當然是疫苗，疫苗之外最有效的是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減少聚會，但我們見到市民未必做得到。我們已經提了又提，每晚都在Tamar Talk提大家要保持這幾件事，但有市民一來由於他們已經很疲勞，二來沒有社交生活很痛苦，要參與這些大型聚會，不戴口罩、有身體接觸，便使抗疫難以成功。這並不只是香港，如果市民不配合抗疫工作，全世界也很難成功，一次全民檢測亦不會保證「清零」。
 
　　我剛才說過，如果真的要以「清零」為目標，我只能夠構想它要這樣發生：在一段盡快的時間全民檢測，然後把感染個案抽出來隔離治療。你以為「清」一次，但要做到這樣，就要將每個經過檢測的人關起來。如果我今日接受完檢測，我明天上班，又見你們，那我也有機會傳播，所以這是沒用的，一定要有一個全面禁制令，包括封鎖了這個城市，不出不入；每個人要留在家中，不出不入。我剛才說要在最短時間完成全民七百多萬人檢測，上一次的經驗是兩星期動員很多人，設立了火眼實驗室，兩星期170萬人接受檢測；就算效率增加一倍，700萬也要四星期。香港市民、香港企業、香港金融服務業能否忍受香港四星期與外界隔絕？能否忍受四星期大家留在家中，不出不入？就算你肯，我也不知道如何可以支持你的日常生活。你知道內地有整套系統，有小區管理，可以送菜送飯，諸如此類，香港沒有這套系統。所以這個所謂的全民強制檢測是流於一個口號。我們現時提出三管齊下加強病毒檢測亦有強制成份──如果發生於一個組群、一幢大廈或一個貨櫃碼頭，屆時我便「全民」檢測，不過是那個劃定範圍「全民」檢測；而且我會禁足，即是如果有一個貨櫃碼頭出事，我們便會派出採樣隊伍前往，然後封了它。我已經向警方說過，屆時要給我把它封鎖，我們便進行檢測，結果呈陰性的才可以走。這比較可行，因為是有範圍；但如果全港做，我剛才已經說過、形容了給大家聽，是很困難的。在《施政報告》的說法是我們不排除；如有需要，看到在甚麼情況之下要比較大規模去做一些社區檢測，我們便做。譬如你說有一條屋邨，也是頗大規模──它有五座大廈、八千戶──但也沒辦法，因為感染個案在那裏很多，那就封了該屋邨，然後在足球場或停車場等進行檢測；檢測後，記錄了結果呈陰性的人才可以離開該社區，是這個意思。多謝。
　
記者： 林太，你好，我想請教兩點。第一是因為現時經濟狀況以至在「明日大嶼」當中的投資，你有說過會用更加創新的方法，但是其實香港面對財政壓力以至經濟環境，你可否說說會用甚麼方法處理政府財政？以及面對reserve（財政儲備）的水平可能是歷史性的新低，這會否影響香港經濟穩健？你有甚麼對策？這是第一。第二是今日的《施政報告》你用「重新出發」，你在不少篇幅亦有講到政府以至整個香港，亦有說到「前進」，可否說說你自己會否也是「重新出發」、會「前進」？你可否交代你自己會否考慮連任？謝謝。

行政長官：兩個問題。第一是公共財政出現了一些嚴峻的情況，因為經濟萎縮，現時看來短期內未必可以強力反彈；亦因為本屆政府由二○一七／一八年上任以來，我們推行一個很積極進取的公共經濟政策──你看我在《施政報告》裏引述了一個數字，在福利和醫療的政府經常開支每年都是以雙位數字的百分比增加──所以現在經常性開支的水平是較往時高很多，我也大膽的說，增幅和開支水平都是歷屆政府之冠；亦包括今年《財政預算案》到現在經過三輪的「防疫抗疫基金」，已經動用了3,100億元。所有的公共財政都是要很嚴格來管控，這件事我是支持財政司司長的，因為我自己也長期做過公共財政的工作，甚至我經過一段很艱難的日子──就是一九九七至二○○○年要壓縮開支，公務員要「肥雞餐」，要減百分之五這些資源增值，我全部都做過，我知道有多痛苦，所以現在未去到這樣水平便一定要嚴控開支增長。
 
　　你的問題是怎樣使這個困難可以消失，只有一個答覆──就是經濟增長。我們的經濟恢復增長，我們就可以收稅、我們的土地可以有價值、我們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會帶來收入。就是這樣簡單，是經濟要增長。經濟增長真是離不開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因為你現在環顧全球，在二○二○年有經濟增長的可能只有我們的國家，其他地方還在掙扎中的情況。我在《施政報告》說，香港有這個優勢，沒有理由放棄這個優勢而去其他地方看看可以怎樣增長，不用說現在美國還是多番制裁我們，影響我們某些行業。所以第一條題目是經濟要增長。
　　 
　　不過既然你提到「明日大嶼」，我也澄清，「明日大嶼」不會使我們的公共財政更惡劣，因為如果從投資角度來看，「明日大嶼」是一個非常值得投資的項目，過千公頃的項目是非常值錢的。雖然我會撥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做公營房屋，不過部分都是可以出售的資助房屋；還有一些是商業用地，這些全部都是很值錢的，所以你只要問一個懂這行的測量師，包括我們立法會測量界的議員，他都會告訴你這盤生意是很做得過；亦是這個原因為甚麼會有一位人士自己花錢去做研究、刊登報章，說他可以融資，當然我現時不會採納他的方案，但我會在未來兩三年做研究的同時去研究各式各樣的方案。發展局局長已經在網誌上說過，若翻查歷史，香港都有用過不同方法開拓土地，是不需要動用政府財政，但今日的環境是否用回這些手段？抑或有更新的手段？這是可以探討的。
　　 
　　我剛才都解釋了，「重新出發」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從這個角度想一想；甚至有人認為經歷了二十三年回歸，現在也要「重新出發」回歸，因為原來很多事情都是不清不楚，又不知道「一國兩制」、又不知道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又不知道國家安全有多重要、又不知道《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基本法》執行的權力。那麼我們就重新學習、重新理解、重新出發。
　　 
　　我本人來說，我選用「砥礪前行」，我剛才在開場白都說過，這既是香港社會的寫照，亦是本人的體會。我經歷了一段非常困難的時候，不過我視那段困難是對我的磨練。大家都知道「砥礪」的意思，即是在一塊磨刀石上打磨，磨過的刀會更鋒利。我希望在未來這一年多帶領香港特區政府以這種「砥礪前行」的精神為香港打好一個根基，其他事情我並沒有想過。

記者：你好，林太。首先想問第一，《施政報告》整份用了很大的開頭篇幅去說明中央的支持、「一國兩制」的實施，接着在中間也有很多不同關於大灣區、融入內地的着墨，會否覺得給人很強烈的感覺，好像是面向中央多於港人？剛才民主派都有人批評說《施政報告》沒有「將港人放在眼內」，提及的更多也是關於對教育、公務員宣誓等等的箝制，你自己有何回應？第二，你一直都強調房屋是你的施政重點，但由去年提及說考慮運用《收回土地條例》開始，也看不到有甚麼很大刀闊斧的措施，就算今年公屋單位數達標，其實很多也是一些過往的新發展區和劃地出來的地方，好像見不到有甚麼新進展。有人形容說這份《施政報告》有很多遠景，但救不了「近火」，你自己又有何看法？謝謝。
 
行政長官：我都留意到你說某政黨的評價。我可以跟大家說，在《施政報告》裏，每一處提中央，背後也是關心港人。我向中央爭取支持、我提出融入大灣區和國家發展，出發點也是因為香港人，若說文字表述上寫中央就等同「不放香港人在眼內」或摒棄香港人，這是顛倒是非黑白，甚至可以說是「沒事找事說」。如果某政黨對於我這份長達三萬多字的《施政報告》只有這個批評──你可說我「阿Q精神」──即是其他沒有甚麼可以批評，只能說我面向中央。經濟上來說，我剛才已說，現實點來看，今日要經濟盡快恢復，當然要回復人員往來，但最大的契機是在中央支持之下開拓內地發展，就這你與所有商會，甚至外國商會說，都是這看法，因為那就是發展的「引擎」，沒有理由走去一個沒發展、正在萎縮的經濟體去找契機。我每一個工作的出發點，涉及中央是因為關心港人。即使我說在「一國兩制」下，我們的政治體制、我們的憲制秩序須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都是為了香港人，否則有朝一日，我們就會不保國家安全，香港人的安全亦可以付諸流水，這個是說得很清晰，而中央──我在此強調──中央接受我提出的建議支持香港的措施，也不是為了行政長官本人，也是為了香港人，就這點我希望說得清楚。
 
　　房屋方面其實有很好的進展，我希望你看看我們《附篇》裏的交代。我們將會用《收回土地條例》去收地，其實很多私人土地，我們如果要發展公營房屋也是要收地，我們是不斷使用這個「尚方寶劍」去收地，但為了避免法律的挑戰，使用「尚方寶劍」是要滿足公眾用途。換句話說，要先做完規劃，要經過城規的程序，決定了是因為公眾用途，例如建設基建、道路或公營房屋，我們便可以收地。收地是一條法例而已，不是甚麼新猷。收地本身不是甚麼新猷，它就是一條法例，讓你可以滿足公眾利益便進行收地，收地的賠償亦是經立法會同意的。
　　 
　　「遠水」和「近火」，兩樣同樣重要。在「近火」方面，我們每日努力興建公屋，亦知道短時間內未必能夠提供到這些單位，於是我們在三年內會提供15 000個過渡性房屋，亦知道可能只靠15 000個也難解民困，特別是住在居住環境比較惡劣、正在繳付高租金的市民，所以明年年中我們會接受現金津貼申請，以幫助那些輪候時間比較長──例如三年以上──的出租公屋申請住戶，現時估計有九萬戶有資格領取這個現金津貼，這些是「近」的工作。但「遠」的工作也要由今日起步做。如果你參考我們的單張，土地部分的表述是這樣的──我們今日宣布我們達標，在十年的長策裏要求的301 000個單位，我們已達標，而且稍為超標，我們找了330公頃土地可以建316 000個單位，所以是達標；接下來的十年到十五年，公、私營加起來我們也找到十萬個單位。剛才說的316 000只是公營的，因為那個指標是公營；但十年到十五年，現時未劃分，我們找到十萬個單位，特別是來自北環線開通後的新界北和西北的單位，但五年只有十萬，當然是不夠，要繼續做。再繼續下去的說法便是如今天不開展規劃，是無以為繼，即是用完就沒有了，所以為甚麼我們後日就要討論「明日大嶼」，便是為後來的長期土地供應做好應該做的規劃工作和基建工作。這次的鋪排，我覺得在房屋、土地是寫得很清楚，在每個來源應該怎樣做，每一個數字我們也解釋得很清楚。除了在《施政報告》，也請大家參考《施政報告》的《附篇》。
　　
記者：林太，你好。我想問問因為留意到在《施政報告》的前言裏，你用了「反抗政權行為」來形容去年發生的社會動亂。其實這個字眼上的改變是否可以預示到政府或是執法部門，未來會更多使用港區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來對付一些異見人士？第二，因為你曾經預告過這份新《施政報告》的重點方向是「信心」。剛才亦有一些行家都有提及過，其實政府對去年的社會風波，以至深層次矛盾爆發的成因，是完全沒有檢視過，亦沒有做任何修補撕裂的事。其實你覺得怎樣可以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令到市民真的感受到風雨後見彩虹？謝謝。
 
行政長官：第一，「反抗政權的行為」英文是anti-government，就是反抗政府，我想也不用我多說，去年六月開始看到大部分的行為很多都是反對政府的，甚至到今年所謂的「攬抄」，即是如果有選舉，當選後就是無差別地所有政府的事情都反對，直至逼到行政長官下台，然後可以爭取他們的訴求，這個若不是反政權的行為，又是甚麼呢？所以並不存在甚麼「預示」、「異見人士」，我只是形容給大家知道，我們經歷過一段怎樣的時候和所發生的事情。這些反抗政權的行為去到某一個程度是可能違反國安法，因為大家都看到國安法裏亦有一些相近的罪行，但最終都是要講法律、講證據的，並不會是行政長官講了這句說話，將來所有只是講一講罵政府的都不可以，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去年發生事情的成因，其實現在是越來越清楚，就是整個「一國兩制」落實得不準確、不貫徹，所有凡是碰到內地、中央的都會引起很大的抗爭，包括二○○三年的廿三條立法、包括二○一二年的「國教」、包括二○一四年「八三一決定」的佔中、包括修例風波。它們同一脈絡，凡是碰到中央，就出現這個問題，包括現時抗疫，每一個碰到中央的議題就是這樣。剛才已經有人問，中央的疫苗你怎樣保證甚麼甚麼，這就是出於那種反對中央，或者是想影響中央與特區關係，所以我為甚麼這個時候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當然，除了這個比較政治的議題或是這個長期在憲制上的抗爭，是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我在最後一章也提出說：只要我們能夠放下歧見、理性溝通、求同存異，以香港最大的利益為依歸，我們不但止可以處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亦可以有效地處理這些深層次矛盾，譬如房屋，譬如青年向上流動、就業，譬如覺得在參政方面沒有出路，這些全部都可以一一處理，只要我們是基於同一套的憲制秩序，以及基於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多謝。

記者：你好，林太。我想問第一條問題，《施政報告》當中大篇幅講深港和大灣區政策，但大家其實制度是不同的。說起融合方面，譬如將來資金「過河」方面會不會有難度？交通簽證方面會不會再加強便利？第二個問題，其實很多政策都和大灣區有關，但如果不通關的話其實都很難展開，將來如果不做全民檢測，下一步打算採取怎樣的防疫措施去打消大家的憂慮？會否再請求中央的支持?還有林太你去北京的時候，你覺得中央領導人最關心香港哪一方面？是政治、民生還是大灣區融合？謝謝。
 
行政長官：我簡單回答第二個問題，因為我中英文都已回答了關於全民強制檢測的問題。首先我承認和肯定我們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的工作，必須要恢復粵港人員的往來，這是必定的；而粵港人員的往來，現在看來只能夠逐步有序地恢復。我們這個星期已經恢復了香港人「回港易」，很高興有幾千名香港人從在相對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安全的地方回來，不需要十四天的檢疫；但香港本身未做到令內地安心，所以進入內地仍然有十四天的檢疫。我們會努力去爭取達致這個目標，但恐怕不是靠一次過全民強制檢測。我解釋了很久，我不想再重複了。
 
　　與這個問題有一點關係，在訪京期間，你問中央最關心甚麼──中央最關心香港市民的福祉，所以韓正副總理在接見我們一行人時也公開說，凡是可以幫助香港市民的福祉、凡是可以幫到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及內地和香港融合發展，他都會支持、中央都會支持、中央各部委都會支持，是這種全面支持的態度。
　　 
　　第一個問題，因為你是深圳的傳媒朋友，情況是這樣的：港深的合作是要在「一國兩制」這個大框架之下，並不是要香港學深圳那套，也不是要深圳學香港那套。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們可以發揮我們的創意去找到一個最好的融合或者最好發揮協同效應的方法。我們和深圳合作了四十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年，每一個階段的合作形式都有點不同，最早期是香港人在那裏設廠，所謂「前店後廠」；中期就是投資，我們去投資做很多事情，他們又來香港集資，又用香港的平台「走出去」；現在去到一個地步就是創科，創科亦包括專業服務、設計和金融服務業。在上次訪京之行最後一站去到深圳的時候，我和深圳市領導大家都同意在未來的港深合作應該用創新的思維、用一個突破的精神，亦用一個資源共享的態度來推進港深合作。
　　 
　　譬如我們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裏面的香港園區，即是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科技園，要到二○二四年才有第一座樓可以入伙。如果資源共享，就看看深圳，深圳的福田區已經有一個現成可用的科技園園地，那是否可以讓我們香港的創科企業先落戶福田區，稍後可以回來河套區？這就是資源共享，是創新的想法。同樣地，如果現在香港的科研學者要進入福田區，在簽證方面或者在通關方面有阻滯──因為他們不是持有回鄉證，他們可能是外籍人士──我們又有一個措施為這些外籍香港人提供便利，這些就是創新。正如早前我們在稅務方面的創新，為了特別符合每日要往來的人的要求──如果你在內地連續逗留不超過24小時，就不算一天，因而不會受內地稅務有關住滿183日的影響而要繳交內地稅──這些全部都是創新的方法，是經香港和深圳、香港和廣東和經中央部委同意，我們一項一項推出的措施。

記者：你好，林太。你剛剛也提到，「明日大嶼」的土地是很值得投資，想問一下林太，其實現在很多香港人甚至很多家庭都有失業或經濟困難，他們的訴求又是否值得林太你去關注？作為一個香港人的特首，林太你又會否在現在這麼多人提出有經濟困難的訴求時，去解決他們的困難先於去投資一個長遠發展？這是第一個問題。另外第二個問題，想問林太，你剛才回應其他記者的問題時，你提到「重新出發」是指你會帶領多香港一年多，其餘東西你沒有多想，亦看到你在這份《施政報告》採納了很多建制派的意見，其實是否仍在與他們討論或仍在爭取建制派的支持，所以其實你未知道現在建制派是否仍支持你去競逐連任下一任特首，所以才還未有一個取態？謝謝。
 
行政長官：第一，你的理解是錯的。現在不是只先關心「明日大嶼」長遠的投資而忽略了市民的訴求。33 000字的《施政報告》中，大部份都是市民的訴求，即使是「明日大嶼」都是未來市民對於房屋的訴求。我十年的建屋計劃達標，但未來十年後該怎麼辦？今日20歲的年輕人希望40歲時或許能買樓，但屆時土地在哪裏？樓在哪裏？這全都是市民的訴求。當然市民的即時訴求是有關失業，所以在這個篇章裏有很多談及就業、創造就業和如何優化我們的安全網去幫助失業人士。除了政府的部門，我們會在六個行業開創就業，這是在早前30 000個職位以外更加多的就業機會。第二方面，我們的僱員再培訓局會開20 000個有津貼的培訓計劃。這裏有20 000，30 000加上20 000便是50 000。我再在六個行業裏開創一些有政府工資補貼的就業職位，特別是給近年畢業的大學生，數目現時仍正𨤳清，但都應該不少。這全都是回應失業的訴求。在失業以外，因為經濟低迷、收入低了、經濟不太好，於是怎樣好?交通費我們也提供援助，我們將一些交通費減價再延續，到時候再看情況如何。這全都是回應市民的訴求，我希望你看這份33 000字的《施政報告》看得詳細一點。
 
　　第二個問題，你有一個很大的假設。我剛才說了，我今日關心的、我今日的工作就是作為第五屆政府的行政長官，我這份是第四份的《施政報告》，希望在未來這一年多的時間盡快落實《施政報告》裏的內容。即使不可以看到它們圓滿地做到，我都希望打好一個基礎，使下一屆政府有所依循，有一些東西不需要從頭來過，這是我們現在的取態。對於建制派的意見，我們都是「是其是，非其非」。有好的意見我們會採納；如果有一些意見我真的無辦法執行，亦都未必符合我認為的公眾利益，那都是沒有辦法可以做到，完全不會做你所說的所謂選舉和政治交易。
　
記者：你好，林太。想問，第一，看到《施政報告》提到「清零」這個概念，剛才你亦提到認為全民檢測不可行，那麼實際上有沒有時間表或進程去推動「清零」這目標？以及看到你在月初向一些媒體說過要達至「清零」是很困難的，但現在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清零」，是否因為內地需要？是否因為最主要要達至通關這個目的去做？以及何謂「清零」？是要14天連續零個案，還是一兩天呢？「清零」後又如何確保可以繼續「零」下去？是要實行「健康碼」還是怎樣？究竟整個規劃是怎樣，可否分享一下？另外，看到整份《施政報告》在政制發展方面似乎隻字不提。林太，想問去年社會發生了如此大的事，有否想過在重新出發的同時，如何回應那批人的訴求？去年提過的獨立檢討委員會在《施政報告》中沒有看到實際的做法，究竟這件事現在是否仍然存在，還是已經胎死腹中？如果在政制上要再向民主化，其實現時政府還有沒有這個規劃呢？
 
行政長官：第一，有關防疫工作，如何形容「清零」是各家各說，我仍然覺得在未有疫苗前，靠一次過的所謂「清零」、一段時間的零個案──我們是做過的，有一段時間每天都沒有本地個案，大家都很開心不用看到四時半有記者招待會──在《施政報告》裏是一個給市民信心的說法，我們去力爭，而不是說有一套計劃、有數字計算。這種說法亦不是我第一個說的，財政司司長早前在網誌上亦說，特區政府很努力，我們以此為目標，希望做得到，但要做到是非常困難，要持續在未有疫苗前，令香港完全看不到有個案是非常困難。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個案不斷飆升、反覆、反彈，甚至做得非常成功的內地都仍有一些零星本地個案，不會不立即將它控制。那說法就是這樣，希望你明白有時候作為《施政報告》或作為政治官員是有一套說法，讓大家共同努力去做這件事，並不等於實體計算過在何時何日，所有感染會消失。
 
　　政制發展的問題，在未可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香港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前，看來亦難以有進一步政制發展──如果你說的政制發展是繼續進行民主化，甚至達至《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普選行政長官。這件事若做不到，誰人需要負責？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們曾經在二○一四、一五年推出了非常開放、亦可以達致大家可以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但一場「佔中」和在立法會的鬥爭就令事情做不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今天來說，尤其是我只剩下一年多的任期，我可以很坦白、率直地向大家說，在這年多，我的目標是防疫抗疫，第二是經濟要恢復起來，第三是房屋土地。我沒有打算重新再處理民主發展、政制發展這些議題。
　　
記者：你去年提的獨立檢討委員會。
 
行政長官：我去年已跟大家說，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想找人做也做不到，所以根本沒有基礎做；不過經歷了磨練和困難後，我又看清楚，其實這些深層次問題──我今天也可以寫一篇文章給大家──就是第一，在憲制上仍然抗拒「一國兩制」；第二，不知為何，對於國家的觀念不強；第三，對於《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不深；第四，受到各方各面比較複雜的政治環境影響；第五，還有一些外部勢力。這些是在憲制政治層面。在社會經濟層面，經濟不夠多元、市民不能分享到經濟的成果、房屋問題未能解決、財富分配兩極。我作為行政長官，做了四十年公職，我掌握這些問題，所以現在是時候逐一破解這些問題，不是再找個委員會研究一年、兩年去拖延時間。今天站在大家面前是一個要去行動的行政長官，我將會用我未來一年多的時間，每日也為香港籌謀，去破解這些深層次的問題。

記者：林太，你好，有兩條問題。首先是關於公職人員宣誓方面，你在第19段說，特區政府將會在今年內提交草案，但現在已經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底，其實局方是否能趕及準備？又是否暗示政府將修訂草案上立法會前不會做公眾諮詢？而修例又會否涵蓋區議員、特首選委等？違誓是否須要入獄？另外，想問「明日大嶼」的問題。現時疫情再惡化，亦見不到經濟復蘇的時間表，可能「埋單計數」，即是庫房不足8,000億的情況下，是否還要強推這個保守造價也要6,240億的工程？而政府在財會撤回了四個項目，是否變相讓路給「明日大嶼」的前期研究可以盡快通過？林太是否想藉着現時立法會沒有了19位民主派議員，可以為所欲為？謝謝。
 
行政長官：第一，公職人員宣誓，其實已經討論了一段時間，它要落實的是在二○一六年──現時說是四年前──二○一六年十一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一個《解釋》，《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宣誓要求是很清楚。我們只要將那個《解釋》裏的內容在本地立法，譬如宣誓的行為要莊重；不可以隨便說另一套說話；宣誓失敗即被裁為無效，不可以再不斷地做第二次、第三次宣誓，這些在今天的香港法例是沒有條文的，所以要作出這個修訂。另外一個修訂範圍是針對最近十一月十一日的《決定》，其實也是落實當時二○一六年的《解釋》裏的最後一段，就是說宣誓就任了，但發覺你做了一些違反誓言的行為，要承擔法律責任。是甚麼法律責任呢？現在說清楚了，在《決定》裏是即時喪失議員資格。那麼如何在本地法律可以反映依法認定的程序，令他即時喪失議員資格？又是需要本地法例。當然，你提到宣誓人員的涵蓋面，在香港國安法裏的第六條說公職人員都要宣誓，這個我們還在研究中，究竟涵蓋範圍有多少，暫時未能決定哪些公職人員須要同樣接受這個他日落實（《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本地法律的規範。修例工作能否趕得及，你要問曾局長。他既然讓我寫進《施政報告》，我便認為他能趕及，因為由二○一六年到現在，也研究了一段時間。
 
　　關於「明日大嶼」，首先，那個比例性，希望大家明白，我們由二月到現在，在紓困方面用了3,100億元；星期五要審議的「明日大嶼」是研究基建道路如何走，諸如此類，包括財務方案，只是五億多元，可以說這五億多元是不會令我們的儲備有絲毫受損，因為比例相差太遠。他日去落實「明日大嶼」的基建，包括填海費用、「三通一平」和鐵路、公路，這是可以容後我們在研究融資方案時再考慮。我很有信心，它其實是賺錢的，所以如果你說有沒有其他方法不需要立法會批、不需要在公共財政即預算案那邊出錢，這是完全可以考慮。我希望大家對這件事的報道也要持平，不是現時要6, 000多億元去做這件事，現時只需要給我們有前期的研究，否則根本沒有基礎去做任何決定。只是口講、白紙一張，你如何能做一個如此大的計劃？還有，我再強調，如果你仔細看，所謂6, 000多億元，絕大部分不是填海的錢——填海不是很貴的事——絕大部分是基建，建一條鐵路幾百億、建一條公路幾百億，這些路，我相信有沒有「明日大嶼」也要建，不過只是行另一個方向，因為屯門一帶和新界西北的擠塞，每日你們都報道說不行了、很擠塞，我們都要解決這些擠塞問題，那些路也要興建，不過就是看看在哪裏興建，而我們覺得「明日大嶼」這個道路和鐵路的規劃網是更加理想而已，所以不要所有事情都歸咎填海，不是填海要動用這幾千億的。
　　 
　　關於撤回那些編制，這是純粹聽了議員的意見，已經開了幾次會，也是不支持，令各個部門都要即場或預早撤回，浪費大家時間。還有，我覺得議員不是沒有道理，這些畢竟是首長級職位，是比較高級的職位，如果現時已經進入緊縮開支、勒緊褲頭，市民會問為甚麼還要開設這些職位，所以要逐一審視。我會聯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逐一審視，不是讓局長自己決定要開這些職位。我們逐一審視後，如果真的要開，都只能開編外職位，是有時限的，不是開一個常額職位。如果要做這麼多事情，沒有理由不先收回那幾份文件，只是這麼簡單，並沒有甚麼企圖要「打尖」、諸如此類的做法。
　　 
　　一個半小時，答了大家不少問題，多謝大家。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20年11月25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22時5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