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會見傳媒開場發言及答問內容（附圖／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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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早晨。今日早上我約見了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通知他我須要押後在立法會發表今年度、即是二○二○年《施政報告》，但押後公布《施政報告》並不影響立法會在二○二○至二一年度的工作。按《立法會條例》，行政長官每年須要在立法會一個會期指定某一日開始、某一日結束；就着二○二○至二一的立法會年度，我早前已經透過刊憲指定了十月十四日──即後日星期三──是本屆立法會會期開始的日子。以往有一個慣常安排，就是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會期的第一次會議發表年度的《施政報告》，但我想說這個只是慣常做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年代，應該有三份《施政報告》都是改於一月公布；而上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的五份《施政報告》都是於一月發表，所以並不存在法律問題。
我這次須要押後發表《施政報告》的原因是經過這麼嚴重的疫情，大家現在期盼的，是香港如何可以走出經濟困境，恢復我們的經濟活動，以保住我們的就業。在這方面，大家都應該記得我於十月一日的慶祝國慶酒會上說過，事實上今日全球疫情仍然肆虐，很多地方每日的確診個案都屢創新高，看來外圍經濟的復蘇機會都會比較低，而且可能非常漫長；但反之國家在嚴控疫情後，我們已經看到內地經濟已經快速地「V」型反彈，由今年第一季急速下降6.8%，到第二季已經上升了3.2%，而根據已經公布有關內地的月度數據，看來第三季的經濟增長會進一步加快。當時我在該場合說，香港經濟要復蘇都是離不開中央的支持，我們要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多為我們的企業、專業和個人尋找經濟增長的機會。有了這份信念，我早前已經梳理了一系列的措施，要求中央考慮並作出支持。
我剛剛收到中央的通知，由於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不是單一部委可以決定，所以希望我在本月啟程往北京──大概日子是十月下旬，即是說要在十月二十日之後──啟程前往北京參與一些部委協調會議，以及一些個別項目可能需要行政長官親自與相關部委研究，才能夠得到中央最終指示這些項目和政策是否可以支持。有見及此，我覺得如果今年的《施政報告》發表能夠包含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對於香港市民恢復對經濟的信心和對於為商業活動注入新動力都是非常有裨益。考慮到這個原因，我決定把今年《施政報告》的公布時間稍為押後。這個決定完全是為了香港的公共利益，我覺得是合適的。現時押後的時間有少許不確定性，因為要看看那些磋商和協調的進展如何，但我估計並爭取希望在十一月底前能夠在一日內──即一個星期三的立法會會議上──公布我在二○二○年度的《施政報告》。今早，我已經通知了梁君彥主席我的決定；至於主席決定如何處理本星期三的立法會會議，我想稍後主席會向大家交代。
與此同時，大家知道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我於上周末收到邀請，請我率領一個特區政府代表團出席於十月十四日舉行的慶祝大會，所以今日稍後我會率團離開香港去深圳出席這個慶祝大會。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包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大家都知道，在深圳改革開放這四十年來，香港可以說既是一個「貢獻者」，亦是一個「受惠者」。我們的企業於早期到深圳投資；到中期作一個連繫人角色，幫助深圳企業「走出去」，亦引入了一些資金；到近年深港合作更踏上新台階，在創新科技、創意產業等亦有多方面合作。到今日為止，香港仍然是深圳最大的外資來源地，有大約八萬家香港企業在深圳經營。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香港能夠率團參與，也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我對於未來的深港合作很有信心，也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在四十周年之後，深港合作能夠再上新台階。
記者：你好，想請問林太其實有甚麼措施是一定要去北京與部委見面才可以協調到？會否可以透露一下？是否有包括在大陸的香港人在遲些選舉的投票安排呢？是否這方面的措施呢？另外想問為何今日才公布？既然你都說，其實之前已有一系列措施都知道要與北京方面協調，為何拖到今日才公布？會否有一個觀感讓大眾知道，你之後到深圳會見國家主席，有個觀感就是好像要得到國家主席的指示或意見後才能推出這份《施政報告》？謝謝。
行政長官：多謝兩個問題。第一，正如我剛才所說，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梳理了香港的事務，提出了希望中央支持的措施，絕大部分都是經濟為主，有部分是與民生相關──譬如香港現時很多市民、很多企業都希望能夠在疫情穩定之後，可以有序、盡快方便人員的往來──主要是經濟和民生為主。我不能夠很具體透露每一項措施的內容，因為現時內地的有關部委正在研究，不過可以籠統地說，今次的涵蓋範圍非常廣泛。如果大家記得，中央往往在香港面對風險和挑戰的時候，都很樂意、很關懷香港地提出一些惠港政策，包括二○○三年後的CEPA、自由行；二○○八年在金融方面協助我們盡早穩定下來。今次是比較廣泛的，範圍可以說是涵蓋以下幾方面：一個方面當然是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本身已是一個綜合發展，所以很多商貿或專業服務、金融開放，都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落實；第二方面是聚焦金融，因為近年香港的金融發展都與內地息息相關，亦希望做到更多互聯互通；第三方面是創科發展，這個是新的產業，這屆政府大量投資在創科，我們已經見到初步的成效，所以能夠透過中央的政策，特別是深港的合作，即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在創科方面應該是大有可為；另外，國家的「十三‧五」規劃賦予香港有國際航運中心的角色，所以在航空事業方面亦提出了一些措施。總的來說，這是一系列範圍相當廣泛的措施。
我並沒有拖至今日去宣布任何事。你可以說我是等到今日，因為提出了的措施，有時候可能是書面上可以回應我們，但我自己感覺到中央亦見到香港經歷過社會動盪、經歷過疫情，現在還在國際間受到一些打擊，是需要更大力度去支持香港的經濟復蘇，所以在考慮之後，在剛剛的周末通知我，不如行政長官親自帶一些官員上來討論大家可以怎樣協調和磋商。今日我第一時間會見立法會主席後，便向大家公布。
今次我前往深圳，按我接獲的通知，是做一件事而已，就是出席星期三的慶祝大會，我沒有其他活動。
第三，你雖然沒有問，我可以在這裏說，一年一度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是屬於特區政府內部的事；但當然，尤其是現在隨着我們要完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以及在經濟方面希望能夠可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有粵港澳大灣區的工作，所以在製作《施政報告》的過程中，有一定的磋商是必不可少，但這不等於整份《施政報告》是要交由中央批准才能夠公布。
記者：你好，林太。第一，今日已經是星期一，原定星期三會公布《施政報告》，會否覺得今次押後是太倉卒？其實林太你是否很遲才決定，或很遲才知道要押後？第二，想問《施政報告》對香港民生、市民也是很重要，為甚麼不可以先公布，遲些待中央可能有新政策才舉行大型記者會公布相關政策？其實政府一直也有這個做法，或者在年中才在大型記者會再談重要政策，為甚麼這次要待中央部委先商討政策？謝謝。
行政長官：我剛才已經強調，已經在獲知會被安排到北京討論我提出的措施後，第一時間今早約見梁君彥主席通知他。沒錯，時間比較短，但我已經第一時間做這件事，亦第一時間──現時還是上午──就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大家交代。我要平衡的是，我們想不想有一份更有內涵的《施政報告》，更有機會可以提振香港市民對香港經濟可以走出困局的信心。正如剛才我亦回應另一提問，《施政報告》是重要的，近日傳媒也在揣測這份《施政報告》會有甚麼內容，而我早前亦率先按財政司司長告訴我公眾財政的嚴峻狀態，指出今年的《施政報告》是難以再有像過去兩、三年大量動用公共開支的措施。大家的聚焦也是提振經濟，究竟這份《施政報告》如何可以提振香港經濟呢？如果明知道它的最大目的是這樣，我亦有一定機會可以爭取到一些中央政策支持，令它或許有這個效果，是否一定要如此固執在指定日子宣讀《施政報告》，然後令市民失望呢？因為市民聽到後會說：你沒有增強我們的信心。大家也很擔心現時可否走出困局、可否通關、可否做某些事。
我明白這個決定──在兩天前做──會引來很多揣測、大家會有些批評，但為了香港好、為了有機會令市民可以重振他們對香港的信心，我願意承擔、願意作這個決定。但這不等於影響了立法會的議程，我今早已經告訴梁主席，立法會星期三如果可以開會──畢竟是會期的開始──我們的司局長已準備就緒。大家記得，這一年是延續履行職責的一年，所以在上一個會期，即七月中停止會期時，那些未議的事項全部可以繼續進行。事實上，我們最少有五條等待恢復二讀辯論的草案是可以馬上在立法會恢復二讀。所以，純粹為了行政長官一定要在十月十四日宣讀《施政報告》，而放棄將《施政報告》更為完整交代香港今日的經濟情況和經濟前景，我認為我現時作的決定是比較合適的。
其實第二條題目我已經回答了，即市民是否想聽到有些關於民生的新政策。這三年來，大家都知道我的做法，民生的事是成熟一項就公布一項，並沒有特別扣起一些民生項目放在《施政報告》。如果記得二○一八年六月，我公布一系列的房屋政策，包括居屋的售價和市價脫鈎，都不是在《施政報告》做的，而是當我們準備就緒，我便第一時間讓市民知道、第一時間令當年出售的居屋可以便宜一些出售；到今年一月公布民生措施，亦不需要等《施政報告》。我可以向大家說，現時社會正等待勞顧會討論法定假期和公眾假期看齊，勞福局稍後──可能是這一、兩星期──就會啟動有關工作，亦不需要等《施政報告》。所以，權衡輕重，民生的事準備好可以立刻做；如果有，每天都可以做。但經濟方面，由於涉及一些中央政策，值得多等一會，希望令《施政報告》為社會帶來更大的振奮。
記者：林太，你好。想問你剛才提到其實都是在周末才知道你所說的好消息，這個會否讓人看到你變得很被動，因為你本來已經預計在星期三發表《施政報告》，我想你可能有機會已經印刷好。現在突然這樣改，會否給人一種感覺現在是「一國」變成一定是重於「兩制」？你連發表《施政報告》都要視乎中央最後是否答應你的要求才可以行事，你現在連具體發表日期都說不到。另外，想問，因為你星期三會前往深圳，其實深圳方面有十二位香港人現時被扣留了很久，他們的家人都很擔心他們有沒有受到酷刑對待。其實你會否藉着這個機會親自去了解這件事，要求可以安排他們的家人接觸這些被捕人士？或者你自己會否親自去探望他們，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況究竟有沒有問題？多謝。
行政長官：我先簡單回應第二部分，因為每個星期在這裏都是問這個問題。這十二名是棄保潛逃、在香港涉嫌犯了刑事罪行──而且是相當嚴重的刑事罪行──而被我們追究中的人士，他們棄保潛逃想離開香港，在這過程中進入了另一個司法管轄區，亦犯了法，所以要接受當地的法律處理。我不想再評論任何有關他們在這方面的事。
至於「被動」和「主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我是非常主動，我看到香港的經濟情況受到這麼大的衝擊，我擔心香港的就業情況會進一步惡化，所以我很主動地梳理了一系列政策的建議，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無論是在金融方面的互聯互通，或是在創科方面與深圳的共同合作，又或是如何可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這些都是由特區政府、由我本人主動向中央提出。我仍然可以隨便選一日公布《施政報告》，但既然我提出了一系列我認為──這個有少許主觀成分──我和我的同事認為是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利的措施，而中央又未有拒絕，即是沒有說不接受我的意見，那麼是否應該繼續推進這些經濟的措施，讓香港市民和我們的商業、我們的企業可以多一些信心？這是很主動的工作，而中央亦很主動地告訴我，我可以前往再商討，希望能夠爭取到至少落實部分的措施。這正正是「一國兩制」的精髓──我們在一個國家裏面，中央關心香港這個特別行政區是義無反顧的；我們在「兩制」之內，由行政長官自己提出而不是按着中央規劃告訴我香港經濟應該走哪一條路，這正正是「一國兩制」的意義所在。希望大家都從這個正面的方向來看。
事實上，社會上對於今日的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的言行，往往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感覺；不過，我的宗旨就是以香港最大的利益為依歸。我並不太介意有些怎樣的感覺，或是對我本人有些甚麼看法；最重要的是，香港經歷了一個這麼困難的一年，現在需要有足夠的領導能力來帶領香港走出困境。我有這個決心，中央亦願意給我們支持，這個時候就應該是做好這些工作的時候。多謝大家。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英文部分。）
完
2020年10月12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14時49分
香港時間14時4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