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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二題:為交易所參與者及證監會持牌人提供特別資助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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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五月二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莫乃光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於上月中向本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提交文件,申請撥款推行第二輪紓困措施。紓困措施包括向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及香港期貨交易所的中小型交易所參與者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持牌人提供特別資助:屬組別B和C的交易所參與者(B和C類券商)每所可獲發五萬元,以及每名證監會持牌人可獲發2,000元。該文件就該建議提出以下理據:「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的爆發,[中小型]證券中介機構及證監會持牌人(即證券經紀行及其負責人員/代表)的營銷機會及收入均受到負面影響。現時嚴峻的經營環境對於以服務零售客戶為主要業務的中小型證券中介機構的影響尤其顯著。雖然近日市場成交額有所上升,但由於難以與客戶面對面接觸以及近日的市況波動,這些因素均窒礙了中小[型]證券中介機構的業務。」近日,有業內人士質疑,上述理據與事實不符,因此上述文件有誤導財委會之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聯交所的資料顯示,本年首季平均每日股市成交額按季增加54.5%至近1,127億元,而涉及B和C類券商的成交額分別增加58.4%和48.1%,政府是否知悉該等券商在期內的收入及利潤有否相應增加,以及指它們的業務「受到疫情的嚴重影響」的依據為何;
 
(二)鑑於政府指稱B和C類券商的業務因「難以與客戶面對面接觸」而受到窒礙,但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於去年六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的結果顯示,受訪的散戶投資者當中,分別有65%、16%及1%最常透過網上平台、致電經紀及親身到證券經紀行進行證券交易,政府能否以數據說明B和C類券商的業務因「難以與客戶面對面接觸」而實際受影響的程度;及
 
(三)上述財委會文件的撰寫工作涉及甚麼職級的政府人員;以及批准該文件的人員的最高職級為何;有否其他人員查核上述的理據是否屬實及有否數據支持;如有,查核工作人員的職稱及數目?
 
答覆:
 
主席:
 
  證券業界一直有向政府反映該業界經營困難的情況。隨着業界經紀佣金率在近年不斷下降,加上經營成本不斷上升,整體聯交所參與者的總收入及淨盈利在二○一九年均錄得下降。事實上,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參與者的總收入中,來自證券交易的淨佣金收入(即直接受成交量影響的收入)佔大約20%至30%;其他來自利息、個人化銷售、融資、管理及自營交易的收入佔大約70%至80%。過往的數據亦顯示即使在港股每日成交有所上升時,聯交所參與者的總收入及淨盈利亦非必然按比例地上升。舉例而言,在二○一八年當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按年上升22%時,組別C經紀行的淨佣金收入及總收入按年只錄得2.5%及0.5%的升幅,而淨盈利更下跌32.3%。在二○一七及二○一九年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大致相同時,組別C經紀行在兩年間的淨盈利總跌幅達64%。由此可見,對於經紀行的經營環境而言,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只是眾多影響其收入及淨盈利的其中一項因素,而對於不同組別經紀行的影響亦不一。就問題的三個部分,我分別回覆如下:
 
(一)及(二)正如我們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就有關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文件內清楚指出,二○二○年初的港股成交額有所上升,但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的爆發,加上市況的波動,對於主要服務零售客戶為主的中小型證券中介機構的業務均受到負面影響。就佣金收入而言,組別B及組別C經紀的市場佔有率分別由二○一九年十二月的33.92%及7.73%下跌至今年三月的32.57%及6.29%。加上與成交量直接相關的佣金收入只佔經紀行總收入的20%至30%,因此即使港股成交量近日有所上升,中小型經紀行的整體經營情況(包括其他利息、銷售、服務及融資等業務)以及它們的整體收入及盈利均受疫情的打擊。此外,由於證券經紀在疫情下較難於面對面接觸客戶,因此他們的營銷機會(包括吸納新客戶、為新客戶開戶,以及向現有客戶提供個人化銷售服務等)亦受到一定的影響。有見及此,為協助中小型證券商及經紀減輕經營壓力,政府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中向組別B及組別C的交易所參與者以及證監會持牌人發放現金資助。相關計劃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因應從業界收集到的意見而制定。
 
(三)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在相關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文件中已清楚指出近日的市場成交額有所上升,而事實上交易所參與者的總收入及淨盈利並非只受市場成交額影響,而在疫情下中小型經紀行的總收入及淨盈利亦有下降趨勢,因此我們並不認同政府所提供的理據與事實不符。上述財務委員會文件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的人員擬備,並經該科的首長級人員查核及批閱。
 
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2時29分
即日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