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司長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講座致辭全文(只有中文)(附圖/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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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日(十月二十八日)中午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講座的致辭全文:
 
  大家好。今日很高興來到中大參加聯合書院這個聚會與大家見面,確實有很多同學在這裏。
 
  中大校園我一直都覺得是非常之優美,我相信在這麼好的環境讀書,尤其是對一些宿生來說,一定是非常開心的。對我來說,讀書的歲月都是我最快樂的時光,尤其是離開家的那段時間。轉眼間都差不多半個世紀,是相當長的時間。
 
  首先很多謝聯合書院的邀請,給這個機會讓我可以分享一下我這個成長故事,一些加入政府三十年來的一些得着。我希望這個故事不是太沉悶。
 
  好像剛才的介紹,我小時候(就讀)喇沙小學,然後在喇沙(書院)。我在初中時讀到十三歲就與我的家人一起移民美國,一家六口,當時我們住在 Manhattan(曼克頓),在八街,在Second Avenue和Third Avenue中間有一個名St. Mark's Place的地方居住。
 
  我覺得那個是當時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因為在家對面有一個Discotheque(的士高)叫做Electric Circus。那時是很「型」的地方,全紐約最有「型」的人士每晚都在那裏出現,以及那裏有很多樂隊整晚駐場(表演),如"Deep Purple","Jefferson Airplane"等等,每晚在該處玩是很「型」的。一、兩個街口之外就是Fillmore East,差不多是全紐約最多音樂會的地方。然後,另一條街就有一個名為St. Mark's Theatre。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四毛錢可以看一天電影,電影是不停地放映,你可以進去坐下就可以看電影看一天,當時是四毛錢,當時是不算便宜的,四毛錢可以看一天電影是非常開心的。
 
  我有三個弟妹,我們一家六口就在該處住了一段時期。家境不算富裕,我父母都是早出晚歸,忙於生計。爸爸當時算很幸運,加入了當時在紐約一個鋼鐵工人的工會。因為在紐約,如果你不加入工會,很多工作都不能做。他加入了這個工會之後,在一間罐頭公司做工,我母親做車衣,其實他們的轉變也不小,因為他們之前都是教師。去到紐約,很多方面跟香港不同,所以都要轉變一下。所以我和弟妹那幾年非常自由,因為他們很忙碌工作。雖然我們的物質稍為欠奉,但是過得非常開心,因為那段時間有絕對自由。
 
  我高中亦都經過一個考試的取錄過程,入讀Stuyvesant High School。Stuyvesant High School在紐約是一間要考試才可入讀的學校,但考試的過程是非常公道的,每一年收錄720名學生,視乎你的成績,考一個聯合考試,成績以720為界,(學校)收錄(這個)分數以上的學生。當時在紐約來說,我那班同學差不多八成多是猶太人,有一成多是亞洲人,主要都是中國人;黑人、西班牙裔那些只得幾位。但那段時間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結交很多朋友,亦認識了很多不相同的文化,亦可以了解到多元的重要性和怎樣尊重其他人的價值,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學習到怎樣可以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文化。
 
  後來,讀了幾年後很幸運考上MIT(麻省理工學院),我當時很喜歡的是美術及工程,所以我選擇讀建築Architecture。令我這段時間最深的印象,除了當時有很多示威活動外,就是每日都練習數小時劍擊,在Fencing Room(劍擊室)內花很多時間,其他時間整晚回到自己的Studio(工作室),那段時間真的不需要睡覺。在工作室創作,當時亦有很多外面的活動要求幫手製作不同的Poster (海報),我亦都幫別人製作很多Poster。當時我做silk screening(絲印)也頗到家的,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儀器可以拍照,我們都做得不錯。整天晚上可以和朋友一起討論、談天和看書。我相信跟大家現在一樣,晚上不用睡覺,可以有些時間,好似現在這樣的聚會,就可以稍為休息一下。
 
  當我畢業之後,我在一間建築公司工作,派了我專門設計洗手間的細節,我做了數個月後,感到頗為不開心,就離開和另一些朋友合資開辦了一間公司,從事裝修。發覺和要求我們裝修的人,都是按雜誌上看到的,例如《Better Homes and Gardens》等雜誌,要求你按着那樣做,我也覺得不是太適合自己。
 
  後來我亦有一段時間在唐人街一個名叫耆英會的組織,幫手參與洗地及掃地等,幫忙煮頓午飯,然後送飯之類的工作,亦都工作了一段時間。我亦在那段時間,用上自己少許建築上的知識,在Basement(地庫)建了一間小診所。在診所找一些醫生朋友,以及護士朋友,當時亦勸當時的女朋友,即是現在的太太幫忙去營運,免費服務老人家。因為這個小診所的存在,亦都推動整個社區建設第一個華人診所。這個診所至今仍在運作,我的太太亦在診所工作。
 
  一段時期後,我看到當時很多從香港移民來到Boston的學生,在讀書上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我就覺得或者我可以嘗試一下教書,我就到去念了一個夜校的雙語教育碩士學位,然後在Boston Public Schools,在公立學校內從事教書及行政工作,亦有機會從事課程規劃上的工作。當時的工作亦相當具挑戰性,薪酬亦不錯。我當時和太太,和兩名子女,都過着相當中產的生活。很多人問我,如果我當時過着這麼中產的生活,你為何要回來香港呢?其實回來香港前,在美國居住了差不多二十年,這個當然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要全家人到一個新環境,重新開始適應是不容易的。子女才只得兩歲和六歲,當時我的外母亦責罵我,問我有一個舒適生活,這麼安定,還要走到哪兒呢?
 
  或者令到我有一個很大感受的,便是當時的中產生活確實是帶我入了一個所謂的comfort zone,令整個人的惰性非常之大。我看看很多的朋友,像是(跌入)一個陷阱,突然發覺自己過了數十年也是過同一樣的生活,我就對這方面有少少恐懼,擔心自己都會跌入了這樣的問題,所以就開始想一想,情況有甚麼可以改變呢?
 
  在七十年代,其實在美國的種族矛盾相當深,少數族裔很多都受到歧視,當然自己也體會過,或者大家在美國讀書的朋友也知,當時跟黑人你不能說「N」字,說「N」字會很大件事。對中國人來說,我們也很抗拒「C」字,說了「C」字便打架,那些「架」我也打得不少。其實,我在外地的生活,尤其是和我同一輩的移民朋友,很多華僑對自己國家的感情是相當強烈的,一些華僑都非常愛國。當時美國社會亦經常有這些學生示威、遊行、集會、當時反對越戰、爭取平等、種族上的平等、公民權益,當時亦有保衛釣魚台的運動,亦帶起了不少大家對國家的情懷,我亦有參加不少這些活動。這些活動對我自己個人的成長,對我整個學習過程來說,都非常之好,對給我有個機會作出思考,對社會發展方面亦都可以了解多些。
 
  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內地開始改革開放,香港亦面對不少前途問題,雖然當時有不少香港人開始移民到外國,但我就當時想,和太太談過,很詳細談過,就覺得這是重要時刻,香港會有很多發展機會,我和太太和兩個子女決定回香港工作,為香港做些事。我們在籌備時,太太到了Graduate School讀了一個Nurse Practitioner(護理學的課程),有關老人科(geriatric)的工作。我亦考入了哈佛大學修讀公共行政碩士,當時在哈佛,因緣際會認識了香港派來讀書的曾蔭權,他亦為我介紹了AO(政務主任)的工作。其實當時我亦有個Offer,就是一間國際學校成立,希望我去當校長的。當時我在衡量當一輩子校長好,還是回來考AO呢?兩個我都有offer,我最後就決定回來做AO。AO的好處就是經常兩、三年就可以轉第二份工,一方面沒有那麼悶;另一方面亦可以學到多些東西、可以見識多些不同的事情,這方面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選擇了,我亦覺這個是一個十分好的決定。這三十年來,對我來說都是在歡樂中度過。我回來香港第一個崗位就是沙田這裏。我相信黃宏發都很記得,我認識他時他在District Board(區議會),我當時是助理專員。大家都很熟悉的新城市廣場當時剛剛開幕,當年也許大家都不知道,曾經「破天荒」在城門河放過煙花。這些是歷史來的,街坊很開心,今日大家都未必可以想像得到。
 
  不知道大家有否看過《點五步》這齣戲?如果有的話,這個是講「沙燕隊」的故事。這是當時我們部門透過棒球來凝聚社區的一個措施。這齣戲其實都不錯,不過我覺得最大的缺點,是沒有一個英俊的男演員來飾演當時的ADO(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之後我有不少工作是跟財金、經貿有關,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也不知道我有一段時間在Securities Commission工作過,即證監會的前身,我在那裏是擔任過Securities Officer,負責加強對小投資者的保障。我也擔任過當時的財政司司長翟克誠的政務助理,我亦被派過當彭定康的秘書,亦很近距離的見證香港回歸那一段的歷史。接着我就被派去倫敦經貿辦事處,作為在倫敦的代表。然後董先生在一年兩年後就要求我回來當海關關長。我那時組織一些專責的隊伍打擊翻版(光碟)的。我想在座有很多同學可能連那些翻版光碟也沒有見過,代表我們有多成功。海關關長是我當主要官員的第一份工作。接着我也當過規劃地政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剛才也介紹過,我亦都當過WTO(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的主席。然後我當了特首辦主任一段短的時間;然後○七年就開始做財政司,今年就是第十年。
 
  八十年代到今日,的確我覺得是香港的大時代,我真的很有幸可以在這個大時代中看到香港的發展,我在政府的工作亦有機會見證不少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就是,我覺得我可以幫到人,亦可以為社會做到些事,亦感覺到在我可以為香港這個我出生的地方作出一些貢獻。三十多年的政府工作我覺得有五點的體會,希望跟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溝通的重要性。政府的服務對象是全香港人,要政府的工作做得好、要做得到位,那我們是一定要知道市民的生活、他們的需要,所以溝通是重要的,聽他們的意見是好重要的。如何建立一個對話溝通的機會呢?其實都不容易,但若果做不到,好難將工作做得好。
 
  第二點就是思考要用不同的角度。做政府的崗位,正如我剛才說,是不停轉換,可以讓我們有機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思考問題。例如負責管錢的同事與負責「使錢」的部門的立場一定是不同的,大家都會盡力去爭取達到自己的工作目標,理解問題的角度大家應該會不同。當我們有了不同崗位的經驗,我們去到一個比較高級的位置時,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些判斷。即是說,如像我們行上山時,可能因為太斜不可以直上去,那我們要圍住山轉上去。你即是可以以三百六十度的不同角度看了後,上到山頂當然會有較好的判斷,你會知道自己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第三點我認為是重要的,就是團隊。我一直相信,一個人是不可能懂得做所有的工作。政府的工作涉及全香港所有範疇,一個人無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我不時會和我的同事說,其實我的同事不多,主要只有三個人。即使我比一個同事優勝,我也不可能比他們三個人的總和優勝。所以,我好多時要問他們的意見,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因為我認為幾個人一定會比我一個人「叻」、懂得的事亦比我多。整個政府我認為都是一樣,如何令同事能發揮(才能)、(讓)制度有效運作,這亦是我很關心的題目。
 
  第四方面就是取捨。在政府工作,每日都在處理不同的政治問題。我一直相信這一句話「政治是妥協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compromise),甚麼時候堅持,甚麼時候協商,無一個標準,我們需要具體事情要具體討論。政府的政策是要得到社會主流的支持,我們的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大家讀書也有可能讀過統計學,都知道「normal curve」是如何,社會就如這個曲線,像是一位肥胖的男士躺在地上,中間肚子位置是最大的,這代表是最多人的一群。政府是要得到主流的支持就要爭取「肚子位置」這群人的支持,而不是其餘的兩極,所以當社會不團結,大家各走極端的時候,無論是經濟民生都很難發展,很難改善。
 
  最後一個,第五個,就是原則。要得到最多人的支持,民粹當然是一個方法,但政府民粹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的,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選擇,對長遠來說一定是弊多於利。現在大家都能看到,例如希臘,因為多年前它也有民粹的政策,多年後問題就出現了。為了社會整體及長遠的利益着想,一些重要的原則問題政府一定要堅持,我們是要擇善固執,所以在尋求妥協的政治過程,當然要做一些「hard choices」,或為一些「hard choices」來做準備。但如果政府得到主流的支持,要做這些「hard choices」的時候,我相信過程會較為容易。上述這五點,我想純粹是拋磚引玉,其實不只做政府,我相信這些對自己做人,或者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價值,我希望今日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同學,在大學讀書我相信是開心的,我希望大家都會珍惜這個機會,好好享受大學的生活,做多些對自己有益的事情,特別是一些進入社會後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去外地生活一下、交流一下,這些是很難得的機會,接觸多一些不同的事物和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大家多一些交流,了解多一些不同人的看法,擴闊自己的視野,我相信這些對大家日後的發展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我今日的分享到此,或許我可以(回答)一些問題。多謝各位。



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22時2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