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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今日（十二月五日）上午出席香港電台節目「千禧年代」後會見傳媒的談話全文：
記者：司長，有一些法律學者看完這份《諮詢文件》後，覺得是否僭建了《基本法》呢？在四十五條之外增加了這麼多的附帶條件進來，有很多都是一些京官的說話。究竟我們以後去解讀四十五條時的範圍去到多闊呢？政府會否再找一些京官來港再解釋一下《基本法》，又好像是給人看是一個框架？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政府覺得中央或是中聯辦都是在整個政改上有一個的角色，會否促成一次大家一起見京官或者中聯辦？
政務司司長：第一，先談我們早前邀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先生和副主任張榮順先生到來，他們並不是到來為我們這次公眾諮詢的工作設甚麼框架。他們到來唯一目的，就是因為他們都是長期研究《基本法》的法律專家，在我們啟動一個這麼重要的諮詢工作，而這個諮詢工作亦有很強的法理基礎，所以兩位法律專家到來，其實是幫我們講解，令到我們往後的工作，希望可以做得更順暢。他們做這個講解的對象都是我們政府內部的高級官員，以及一些法律界人士，當然亦有一場是比較有廣泛的嘉賓出席，希望可以回答到一些問題，所以並不存在說有中央官員為我們今次的諮詢工作在《基本法》以外再設一些框架。
我們其實寫這份諮詢文件是非常之小心翼翼，正正是不希望出現一種情況，或者市民有一個感覺，我們在這麼早階段已經設置了更多的關卡，所有我們轉述的條文或是一些對於今次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要求，都是來自憲制性的文件和法律性的文件，但這個不單包括《基本法》四十五條，因為在過去一段日子，我們先後有二○○四年的人大常委會對於附件一和附件二一些解釋的工作，亦有二○○四年同樣是一個針對二○○七／二○○八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但亦有一些原則性的闡述的一個決定。最重要當然是去到二○○七年，當時的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給了我們一個很清晰的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當中亦有一些訂明。這些都是法律性的文件，並不是一個額外加諸於我們這個諮詢工作的條件。
記者：因為很多時都只是會聽一些北京官員，或者你覺得他熟悉《基本法》的一些官員的說法，其實是否要參照本地一些法律專家的意見？如果兩者有很大的矛盾，很容易會引起司法覆核，以及有些人都說其實在外國，亦很少為首長的選舉設定上限，如果設定一個上限，會不會不符合國際的標準呢？
政務司司長：首先照我了解，國際上對於一個所謂普選的國際標準，是沒劃一的定義；即使聯合國都認為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可按着當地的社會經濟、政治的情況和其歷史發展而找出一套最適合當地的選舉方法。但最重要一點是任何的選舉方法都是要有法律基礎，不是一個人「說了便算」的選舉方法。我們今次是做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都是按着香港一向的憲制發展和法律條文，以及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因為我們如不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最終在政治上是過不到關的。怎樣能夠在有各個政治代表的立法會取得（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的通過，將會是此次的選舉工作或諮詢工作最重要的一環。
你說到特別是關於人數是否設上限呢？我們在文件內，純粹要說在二○○七年決定時，人大常委會是有這樣的說明，就是說提名委員會按着民主程序，是要提名若干名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我們只提供在往時二○○七年做諮詢時，這議題都有出現過，當時社會上的主流意見，都是說或許二至四名都是合適的。但我們同時間亦聽到近日的意見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人數是有不同的看法，由可能有三個就夠，一直到不設限制，都有這講法。今次諮詢，這點亦是我們會聽取意見的題目。
記者：想問清楚諮詢文件談到提委會的組成參照現時選委會，參照是有約束力的，請問可否清楚地說明到底這個討論是提委會組成有多少的討論空間？既然有約束力是否可以不用再談？
政務司司長：我們要回想究竟這些要求其實它希望達致的目的是甚麼。在《附件一》，即是今日規範行政長官選舉中，有一個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的要求都是具廣泛代表性。所以去到《基本法》四十五條，到將來普選行政長官，有一個提名委員會時，這個有具廣泛代表性的要求又同時出現，所以當在一份文件中，一份憲制性的文件中，同樣都有「具廣泛代表性」的要求，我們覺得既然在選舉委員會內如何能夠滿足「廣泛代表性」，已經有一個具體的體現出來，就是透過四個界別，有工商專業、有社會、有宗教、有勞工、有政治的代表，所以在再討論「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以這個為基礎，是一個應該比較容易可以符合《基本法》的要求。但是究竟提名委員會應該如何組成？四個界別應該如何分布？或是在每個界別中的選民基礎應該是怎樣？就是正正今次我們要諮詢的題目的其中一部分。多謝大家。
完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１４時４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