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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今日（六月十四日）上午出席智經研究中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的「扶貧及商界參與」論壇的致辭全文：
李國棟主席、劉鳴煒副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剛好一個星期前，我和Donald（智經研究中心主席李國棟）一起出席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的「好．廚房」社會企業的開幕禮，並一齊「炒．好菜」，今天又和Donald出席由智經研究中心舉辦的「扶貧及商界參與」論壇，可說是非常有緣。這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活動，其實有一共通點：就是如果我們要認真處理現存香港的社會問題，實在需要民、商、官的參與和跨界別的合作。在跨界別的合作中，我期望傳統的福利機構要更好的發揮企業精神，更着重資源成效；而一向以盈利為「底線」，所謂bottom line profit的商界則需要更關心社會，並身體力行地去協助解決社會問題。民間機構和商界的積極參與，並不表示政府的角色有所退減，除了責無旁貸地制訂有效的政策，投放所需的資源外，政府更要因應不斷轉變的環境，促成更多民間和商界的合作，建立資源和資訊共享的平台，和不斷鼓勵大家共同尋找創新和富創意的項目。
第四屆的特區政府已經運作了接近一年，我相信大家對行政長官的施政重點都非常掌握。扶貧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範疇。我們的政策理念是為社會上有能力工作的弱勢社群提供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環境的機會，但我們的公共資源一定會用於照顧不能自助的人士身上。
有見及此，特區政府在去年十二月重新設立扶貧委員會，並由我擔任委員會的主席。雖然公眾對扶貧委員會的工作，似乎在過去幾個月都是聚焦於制訂「貧窮線」，但其實委員會及其轄下六個專責小組正各自為扶貧工作絞盡腦汁，Donald和鳴煒（智經研究中心副主席劉鳴煒）是關愛基金專責小組的成員，而鳴煒更兼任社會參與專責小組成員，為我們出謀獻策。其實鳴煒和在座幾位朋友昨晚也在我的官邸（參加晚宴），我們進行關於社會創新的討論。
近年談到商界扶貧，很多人都聯想起兩年前成立的「關愛基金」，由政府斥資和商界捐助進行各項扶貧工作。「關愛基金」這兩年得到的成效，都一定要歸功於羅致光博士，因為他是由當時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到今日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的主席。雖然我認同「關愛基金」的存在意義，但事實上商界在「關愛基金」的參與只是局限於傳統的捐獻形式，和智經研究中心今日希望藉是次論壇帶出的商界扶貧理念仍有很大的距離。我們在本月稍後，其實是下星期五，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爭取額外為「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加大扶貧力度，我已公開表明暫時無意向商界勸捐，反而希望更多商界朋友能在多方面積極和直接參與扶貧工作。
我這個想法某程度上與智經研究中心在其最近完成的「商界扶貧」政策研究中確立的幾點可說是不謀而合的：
第一，研究指出貧窮問題不單是基層生活困苦的問題，也是香港長遠競爭力的問題。如果貧窮人士缺乏透過教育、培訓、就業向上流動的機會，無論政府提供多少金錢援助或資源再分配，都會令社會出現兩極化，不利經濟轉型，甚而削弱本港的競爭力。因此，商界對扶貧工作表示關心是理所當然。
第二，隨着社會的發展，我們必須開拓更多跨界別的合作模式，智經一向支持以政府、公民社會和商界三方合作，共同解決貧窮問題，這個也是特區政府近年的取態。這幾年來，特區政府透過「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及「攜手扶弱基金」等，正正是鼓勵及強化跨界協作建立社會資本，以紓緩各項社會壓力。例如通過「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資助，一班新移民婦女及青年社群自二○○四年起在黃大仙區開了一間名為「長者專門店」的商鋪。他們組成銷售及服務隊伍，結合商界的顧問的服務及支援，為區內居民提供價錢相宜的貨品及義務的家居維修及清潔服務，發揮互助精神，齊心合力建設富人情味的小社區。專門店自二○○七年脫離「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資助後，仍然繼續營運，辦得有聲有色。
第三，商界擁有的資源、網絡、知識和經驗等優勢，其實並未被充分善用。這些優勢可以補足政府有欠靈活和創意的弱點，亦可充當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源庫和顧問團隊，協助解決貧窮問題。
大家可能都記得我曾經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我離開這工作崗位差不多已整整十年。過去一年，我重新透過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和很多的探訪，讓我見到一個可喜的現象。商界近年的扶貧工作其實已經比以往更積極、更投入，而民間機構則更有創意，實現了我當時鼓勵的「企業精神」，這些令人鼓舞的現象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不少大型企業已從以往主要以捐款或組織企業義工隊幫助有需要人士，演變至近年「落手落腳」設計和推動多元化而具持續性的扶貧項目，如二○○三年由青年企業家發展局創辦的「商校伙伴計劃」，亦即其後正式更改名稱為「商校家長計劃」，以一間公司結合一間學校的形式，由公司派出富工作經驗的員工代表稱為「公司大使」，由他們向大概三十至四十名中四至中六學生主持工作坊，打開課堂以外的學習空間，讓同學接觸商業世界，更好裝備自己，面對未來的挑戰。另一個我接觸的例子是九龍倉集團的「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為基層學生提供職場影子，即所謂job shadowing及師友計劃，透過另類的學習機會，擴闊其視野；又例如周大福慈善基金與香港大學合辦的「匯思同行」計劃，為區內弱勢社群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舉辦各類工作坊。這類計劃並非一次性，而是從設計時已經打算持續多年舉辦，深化扶貧成效。
第二個可喜的現象就是見到參與扶貧的機構日益增加，除了大型企業外，中小企甚至小商鋪都運用一己的有限資源為扶貧出一分力，包括提供實習機會、以公司的專長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費服務等。相信不用我多說，大家都聽過深水埗北河街燒臘飯店東主明哥的善舉，他與社區組織協會合作，推出飯票提供免費飯餐，減輕不少基層市民的負擔。
第三，近年亦陸續出現另類的社會企業，以自負盈虧方式運作，致力解決特定社會問題，例如「鑽的」為殘疾人士提供適切的交通工具，而「光房」則為低收入家庭暫時解決居住問題。這類企業改變往日主要依靠政府或慈善機構提供資金，注入具社會成效的投資和商業運作的元素，而且成效相當顯著。
智經的「商界扶貧」研究報告提出的多項建議，肯定有助於商界參與扶貧工作，讓他們發揮得更好，我特別欣賞研究將焦點放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因為我深信金錢援助只能解決基本生活需要，長遠必須通過教育、培訓和就業，我們年青的一代才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而只有這樣才可以真正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報告內的建議非常有心思，例如建議商界提供環境和資源鼓勵親子閱讀，因為即使就教育而言，扶貧也不單是確保這些學生有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我們還要讓清貧學童有機會參與課餘活動、擴闊視野，讓他們不會輸在起跑線。
報告內的另一項建議是建立一個網絡平台，上載不同規模企業提供的資源及所參與的扶貧工作，以方便資源配對，並讓各界人士了解及參與扶貧工作。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參與專責小組亦討論過這方面的需要，我早前和小組的正、副主席會面，便認同小組應盡快籌建一個便利各界參與的綜合資訊平台，讓各方有志推動扶貧項目的企業和團體可以共享資訊，以及整合和引導扶貧資源。扶貧委員會秘書處已邀請了Amy（智經研究中心秘書長謝雲珍）和智經的其他同事，出席六月底的專責小組會議，向委員介紹報告的內容，並協助委員討論如何跟進研究（報告）中的各項具體建議。
在演辭開首時，我提到扶貧委員會正制訂「貧窮線」。這並非單是為劃線而劃線的政治工作，而是反映特區政府在扶貧工作上持之以恆的決心。經過多番討論後，委員會已大致同意了制訂「貧窮線」的框架，包括採納相對貧窮概念，和以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釐訂貧窮主線。但我必須強調「貧窮線」不是一條扶貧線，它是一個政策工具，讓我們識別貧窮人口的特徵，協助制訂政策，以及監察和量度政策的扶貧成效。我想指出，「貧窮線」這個工具對各位有志推動扶貧工作的商界和其他界別的朋友，都十分有用。因為通過分析「貧窮線」下的住戶，可以從他們的背景，例如是長者、低收入人士、新來港人士或是單親家庭，更準確知道社會上需要大家關顧的一群，讓不論是政府或商界的扶貧工作做得更到位。按目前的工作進度，我們有信心可以如期在今年年底前公布「貧窮線」以及相關數據，屆時我很樂意再跟大家詳細解釋數據背後的現象。
正如剛才Donald所說，政府在扶貧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有效的扶貧工作並不能局限於社會福利的範疇。我們要繼續發揮香港的優勢，推動產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並協調教育和培訓政策，致力培養人才和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
各位朋友，扶貧的工作是漫長的，是需要社會各界本着同舟共濟的精神，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手法，為有需要的組群提供適切的支援。商界在這條扶貧路上有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我深信透過今日的交流和日後建立的平台，我們會見到更多卓有成效並影響深遠的商界扶貧項目。
我預祝今日的論壇成功，亦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能與在座各位繼續攜手並肩，改善現在我們面對的本港社會問題。
多謝各位。
完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１２時３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