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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在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辦的「行政長官與婦女組織就婦女事務交流會」的致辭全文：
Peggy（林貝聿嘉主席）、各位婦女團體的代表、各位非政府機構的代表、各位婦女界朋友，大家好。
正如剛才Peggy所說，我是就任行政長官以來第一次正式與婦女界見面，我感到十分高興。過去幾年，我雖然工作忙，我還是會盡量抽時間出來與婦女界朋友會面，這包括去年的三八婦女節，我當時在北京開全國人大會議，專程飛回來參與一個三八婦女節的活動，亦包括在今年年初時，藉着母親節時與一些基層的母親能夠與他們聚會，了解他們作為基層婦女、基層母親，生活上面對的種種困難。
今日，我站在大家面前，我是大家的行政長官，但是我同時是我母親的兒子，是我太太的丈夫，是我家中兩個女兒的爸爸。因此，我既是行政長官，亦是婦女的受益人，如果沒有我母親當年的含辛茹苦，包括大家可能都聽過的，我幾歲大時，因為父親做警察將快退休，退休時不可以繼續居住警察宿舍，根據當時的房屋政策亦不可以申請入住公屋，因此一家人為父親退休後的居住問題惆悵。我媽媽雖然個子並不太高，而且紮腳，走路十多分鐘，去到西營盤的海邊，日日來回地揹膠花，在家中做到三更半夜。我爸爸一個月三百多元的薪金，我媽媽帶著我們一家人總動員穿膠花，亦可以賺三百多元。我爸爸的三百多元是家庭開支，媽媽的那三百多元就會儲存在銀行，到爸爸退休，這筆金錢就是買樓的來源。如果沒有我媽媽的教導、身教，以身作則，用自己的努力去解決面對的問題，我相信我今日不會站在大家的面前。
我亦是我太太的丈夫，我看到我太太在懷孕期間的生理和心理所承受的壓力，我感受到一個媽媽在哺育嬰兒期間方方面面的難處，對子女眠乾睡濕的那種關懷。三個子女現在已經是青年人了，三個都在大學，我相信，如果不是我太太能夠犧牲自己的事業，在最幼女兒六歲入小學時毅然放棄她律師的專業，我相信我不可能好像過去十多年般沒有後顧之憂，去追求我自己人生的抱負，發展自己的事業。
我作為三個子女當中，兩個女兒的爸爸，我亦看到兩個女兒的成長，雖然是女孩子，但不影響到她們立志，不影響到她們學習、奮鬥，爭取她們人生的理想和夢想。所以我作為行政長官，作為我媽媽的兒子，我太太的丈夫，以及我兩名女兒的爸爸，我完全感受到婦女在社會上不同的崗位和不同的人生階段，她們面對生活、事業的種種。
在香港的發展歷程裏，婦女在家庭、在社會的角色不斷演變。我們應該說，雖然我們前面還有好一段路，但是過去香港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不斷獲得提升的。相信大家一定記得，至少我年少時，我記得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基本上仍然是一個「男尊女卑」的社會，今日，女性在社會上的機會和地位與當時是截然不同。
我們在提高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確實是作過一些努力的，例如，在1976年，政府全面實行男女公務員同工同酬這個政策。到了九十年代，社會上對於平等機會的追求進一步強化。1996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引入香港。在2001年，政府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專責就婦女事務的長遠策略向政府提出建議。
在就業方面，我們知道香港的三百七十萬勞動人口當中，約有一百八十萬（即百分之四十八）基本上差不多一半為女性。而在大學教育方面，入讀大學女生的比率約為百分之五十三，一百名學生當中有五十三名是女孩，四十七名是男孩，所以女孩子讀書還是相當好的。
我剛才講就業，我們在香港以人數來說，男女兩性之間基本上是均等的。有一點，我過去一直有這樣的觀察，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在就業的問題上，中國的婦女，尤其是中國南方的婦女，事實上是擔當了與男性一樣的角色。我們看到南方的漁船上經常有婦女的漁工，以及與家庭的男性一起在船上、在海上作業；在建築地盤方面，我們看到很多女性勞動者，很多女性工人；在我們的農田中，我們亦看到很多女性與他們男性家人一起並肩耕作，這方面在西方社會是並不普遍的。這至少說明在我們的就業或者工作需要來說，女性工作的需要和機會是均等的。
但到了今日現代社會，我們知道女性在社會上一些比較高薪厚職的職位，她們的機會至少在統計數字方面，還是較男性有所不及。現任70位立法會議員當中，女性議員只有11人，在座的李慧琼議員是其中一位。全港500多名區議員當中，女性議員只有89人，所以兩級議會女性議員的比例都不超過20%。在私人機構內，男性仍佔據大部份公司的最高層管理職位。
這個現象，並不是香港獨有的。在《財富》全球500強的公司當中，由女性擔任行政總裁職位的公司只佔大約百分之三。
我和我的政府十分重視有關婦女事務的課題。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女性往往是家庭的核心和支柱，而家庭則是我們社會最重要的單元，是我們社會最重要的基石，和諧健全的家庭對我們社會的穩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一定要重視女性在家庭的作用和角色。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女性代表社會一半的人口、一半的人力資源、一半的專業人材、一半的消費者、一半的企業家。女性對於香港社會在將來的發展和進步是有關鍵的角色。
各位，今日十分感謝給我一個機會參加這個有關婦女事務的交流會，使我對香港婦女在香港社會的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所發揮的作用充滿希望、充滿信心。在過去，憑著你們的經驗、承擔、毅力和遠見，香港在不少婦女事務問題上取得很大的進展。例如，自2002年以來，政府已於不同的政策範疇推行性別觀點主流化。政府自2004年開始制定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整體女性參與率目標。這個目標自2011年6月起已提高至百分之三十，我們希望在十個諮詢委員中至少有三位是女性。為進一步鼓勵家庭友善政策，政府自本年4月起向僱員提供有薪侍產假。
我知道在婦女事務的工作上，我與我的團隊，整個特區政府，以及在座所有婦女界朋友，都有很長的、共同的路要走。我想藉這個機會告訴大家，我們不妨把目標定得高一點、定得遠一點。我很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做特區政府的伙伴，多向特區政府提主張、提建議，以及指點、批評。像今天這樣的交流會，我認為我們應該經常舉辦。透過集思廣益，透過各界的齊心協力，我們定能在香港建立一個平等開明的社會，讓男性和女性有均等的機會各展所長。
過去，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有兩個字似乎是專門為婦女而設的，這兩個字就是「歸宿」。在現代社會我認為「歸宿」這兩個字應該理解成為我們向婦女提供選擇，使到她們可以在事務、可以在家庭，在身心，三方面可以找到她們的「歸宿」，可以達到豐盛和滿足。事業、家庭和身心三方面，可以給予婦女在家庭、社會選擇她們女性的獨特角色。亦如我剛才所講，可以在事業上與男性平起平坐。多謝大家。
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４日（星期六）
香港時間１９時１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