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是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六月十八日）在國際扶輪３４５０地區聯席午餐會的致辭全文：
各位好！這一陣子，如果你不是球迷，又不特別關心政改，可能很悶。除了全城投入世界盃之外，我相信我和余若薇議員昨晚的電視辯論，也是一個公眾焦點。有人話，這場辯論好像昨晚世界盃「阿根廷對南韓」，戰果反映雙方實力差距很大。但我太太跟我說：「南韓都打得過半場，你却過不了。」她又說：「你跟我吵架都贏不了，怎贏得了余若薇議員？」但對我來說，我的確已是盡力而為，亦都要虛心接受其他人的評價。我覺得辯論勝負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政制向前走。為了這目標，任何代價都值得。
的確，在很多情況下，人物比事情更容易引起興趣。例如看足球，我們都喜歡看球星。近來某體育用品廣告，講到球員在球場上成敗，好像就是他們一生和國家榮辱所在。在政治世界裏，情況也差不多，公眾往往留意政治人物的言行，多於制度上安排，法律條文等硬資料。這一點我是明白的。我自己看歷史，也是喜歡看公侯將相的故事；你看得到，在現代政治中，政治人物的浮沉，政黨興衰，選舉勝負，也總是來得吸引。昨晚辯論之餘，出現各種關於余若薇和我的分析、評論，包括有些評論員是時裝界人士，評論我們的衣着和呔、我在辯論裏面「黑口黑面」幾多次。甚至有些電視台請了練馬師，當我是匹馬來點評－－只是（評）我，不是余若薇議員。
正因如此，政治人物和政黨都非常着重自己在公眾眼中的形象，特別是在支持者眼中的形象。這是無可厚非的。在民主政治中，這些可能是政治人物和政黨的生存和致勝之道。這些我也要學習。
但是，從政者永遠不能忘記一件事，政治終歸是「眾人之事」，在香港來說是全港人的事，政治的目標，是要為一群在同一地方生活的人，同坐一條船的人，得到最大的福祉。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亦曾形容，「政治的目的是追求至善」。政黨、選舉這一切，應該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中介。無論在任何時候，個人和黨派的利益，都不應該凌駕社會整體的利益。市民亦應該有洞察力，監察從政者，確保這樣的事不會發生。
一般來說，在民意的制衡下，這樣的情況不應該發生。我想起一些例子。譬如政府提議增加綜援或老人金時，很多政黨都會嫌加幅加得少，都希望加多點。通常我們經過一番討論，討價還價後，他們始終會支持政府的建議，可能這加幅與起初的要求很不同，為甚麼他們支持呢？因為他們知道增加的金額可以切切實實地惠及市民。相反，如果他們堅決否決，受惠者可能一些錢也拿不到，亦可能向他們表達不滿。透過這種平衡，政黨在爭取最大的黨派利益的同時，亦適當地與政府和其他黨派自動協調，使整個社會都得益。
不過，在最近的政改事情上，這種黨政的制衡似乎有些失效。雖然近七成半市民認為我們的政制不應該原地踏步，多數民調顯示較多市民認為立法會應該要通過方案，但我們直到今天為止，亦未有足夠立法會議員的支持票數。
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很多。首先，我們通過政改方案的門檻是比較高，一般政府政策，我們需要過半數議員支持便可，但修改憲制的安排，需要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才可，單憑任何一方面的力量是不足夠的，我們一定要得到不同意見議員的支持，才能成事。只是得到民主派的支持，可否通過？不行；只是建制派那面，又不行；問題是如何在中間找到最大公約數。
所以，政改和剛才我所說的綜援、老人金事宜，性質上有點不同。很多市民覺得政治問題都不「埋身」，雖然有意願、有取向，卻不一定會主動向議員反映。另一方面，部分較激進的泛民黨派堅持不作妥協，持較溫和立場的民主派，雖然主張溝通對話，但受制於較激進的泛民黨派或基本支持者，難以調整立場或作出妥協。
這也正是我們發起「起錨」行動的原因，我很希望喚醒市民，關注政改，特別是「原地踏步、全民皆輸」的後果。我希望不同黨派議員都回歸民意，以大局為重，以香港整體利益為最終的考慮。
我明白，我們身處一個自由而多元化的社會。每個人都有權堅持己見，互不相讓。有時候，說「大局為重」、說「整體利益」，隨時被說成「河蟹」，不尊重個人爭取權益的權利。要說服其他人要以「大局為重」，要顧及所謂「實際情況」，要適當妥協──這些是政府經常強調的，也不是容易做到。另一方面，個別政黨對自己的立場有所堅持，和關注他們支持者的取態，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政治理想」和「政治現實」之間，是可以找一些適當的平衡點，而唯一的考慮，一定是社會的整體利益。
這個時刻就快來臨。下星期三，立法會就會考慮是否通過政改決議案。立法會議員按下贊成掣，帶給我們的社會，不單是一套更民主的選舉制度，更是一套更健康、更具互信、更講求包容共贏的政治文化，一定是有利於我們順利達到普選；相反，立法會議員按下反對掣，不單會令政制再一次原地踏步，更播下更多互相猜疑，互不相信的種子，帶來更多爭拗，更多內耗，會延及非政治的題目。兩個掣在立法會的標板可能相隔幾厘米，但後果，單單是政改這一事，就已經是另一個五年的等待。
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曾經說過：「一個人去做他必須做的事，不應計較個人得失，不應考慮種種的障礙、危險和壓力，這就是人類一切道德的基石。」擺在我們面前的，正是一件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讓政制向前邁進。這是考驗從政者能不能抵住壓力，作出有利社會的決定。
我以前做過多年的貿易談判工作，深深明白談判的困難。每個代表都想為自己的地方爭取最大利益，爭取多一打裇衫和多一打牛仔褲的配額都是好的。開始時立場往往與其他國家南轅北轍。但是怎樣也好，大家去到談判桌，怎樣能夠達成協議呢？就是大家心底裏非常明白，達成協議一定好過不達成協議。只要大家認清最大目標，無論談判期間如何劍拔弩張，談判各方最後最終都會務實地討論如何解決分歧。
這個過程是有時是漫長、痛苦的，尤其是重大協議的簽訂，經常弄到限期前一晚的深夜才成事。現在，我們政改的討論，亦差不多到了深夜時分，看來談判可能會無功而還，我們能否迎來明朗的清晨，在乎香港社會六十位立法會議員一念之間，在乎議員肯不肯放下黨派的考量，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念，給香港民主展步向前的機會。我和我的同事都會盡力去游說，希望縮窄各方面的分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未到最後一刻，我們絕對不會放棄。
我今年六十五歲，今屆是我第二屆任期，我完全沒有連任的壓力。但香港政制向前發展，邁向二○一七和二○二○普選，是我一直的夢想，我亦很相信這是普羅大眾的共同願望。我很深信，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是需要民主制度的承載；一個講「自由開放、法治人權」的社會，更需要實踐「互相尊重、多元包容」的真正民主精神。在邁向普選的過程中，我相信香港社會需要作多方面的準備，不單是民主制度的硬件方面，還有的是民主精神的軟件方面。
所以，我很相信，特區官員落區派單張，爭取市民支持，以至我邀請余若薇議員進行「史無前例」的電視辯論，會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從今以後，從政者，不論行政當局還是立法機關，都要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市民；這種文化，會影響到政府和政黨議政的取態。執政者不能閉門造車，特別在重大事情上，要隨時準備直接面對市民解釋，爭取他們的支持。政黨也一樣，不能只顧自己黨派的意見和利益，要面對廣大市民。我相信，這本身就是香港邁向一個更民主的社會的體現。說到底，民主不單是講選舉制度，也不是四、五年一次選舉這麼簡單，而是一套傳統和文化，每一日默默地轉化着我們的生活取態。
所以，對於香港來說，昨晚的辯論，對於我們的民主發展，我深信一定有好處，沒有壞處。對於二○一二政改，我這次有機會親身將支持政改方面的觀點和政制向前發展的重要性，一一向市民陳述，我的目標已經達到。
世界盃的賽事仍在進行，政改方案游說工作如火如荼。世界盃的贏家只得一隊，但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全香港社會都是贏家。多謝各位。
完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８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１７時４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