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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出席民建聯工商專業午餐講座致辭全文(只有中文)(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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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午(四月十三日)在中環馬車會所舉行的民建聯工商專業午餐講座的致辭全文:

譚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興出席民建聯工商專業午餐講座,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對中港經濟發展的一些看法。

  在中港經濟互動的問題上,我經常會想起一位朋友跟我講有關偷渡的故事:在六、七十年代,不少內地朋友翻山越嶺,偷渡來香港找尋機會。當時他們一直向南跑,但如何知道來到香港呢?當時的民間智慧是:只要見到好光的地方,就是香港。時至今日,偷渡潮不再,但若有偷渡者以為在中港邊界,較黑的一邊是內地,他可能會去錯了地方。

  近三十年來,國家飛躍的經濟發展,舉世矚目,為香港帶來不少機遇,亦為香港帶來不少挑戰。中港經濟由量變到質變,對我們有甚麼啟示?對政府的角色又有何啟發?我們下一步如何走下去呢?在這堙A請容許我用少許時間,簡單回顧一下近代歷史。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量一度大幅增長,但五十年代的韓戰及對華禁運使香港經濟陷入低潮。當時,大量移民來到香港,不但帶來勞動力,資金和技術,更加為香港注入了充滿拚搏的企業家精神。南下的企業家看準戰後歐美市場的潛力,在香港設廠,促成了五十年代的工業化,使香港製造業在世界市場開始冒出頭來。

  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加上七三年的股災,香港經濟再次受到衝擊。香港廠家開始提高商品的檔次,以應付其他地方的競爭。值得我們留意的是香港的金融業、旅遊業和房地產業在這個時間開始迅速發展,服務業亦漸漸在香港的經濟中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八十年代,香港的經濟再次遇上困難。受到香港前途問題和世界經濟衰退困擾。香港經濟受到嚴重影響,而產業發展亦遇到樽頸。正當苦無出路的時候,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為我們帶來再上台階的機遇。

  香港的企業「先行一步」,在內地設廠,利用珠江三角洲的低廉生產成本,結合本身的生產技術和對海外市場的觸覺,使香港的競爭力再一次提升,而轉口貿易亦因為生產基地的北移而蓬勃發展,金融和旅遊等服務行業也發展到更高水平。

  時至今日,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的總值已超過九成,而香港經濟也高度國際化,並且成為國際的金融和航運中心。

  這只是一個簡單化的回顧,沒有太多細節,但大家可以看到中港的經濟融合,加速了廣東工業化和香港後工業化的發展。中港經濟在香港人靈活務實的精神下,不斷提升互補性和合作性。展望未來,我認為香港經濟的增長動力將會來自知識型經濟的發展以及與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經濟融合。而這兩項因素,是相輔相承,互為因果的。

  一直以來,中港經濟優勢互補都是符合雙方的自然優勢,互惠互利,共創雙贏。這才是兩地合作的基本動力,不應該被理解為「伸手拿蚍ヾv。內地是香港的腹地,為香港提供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而香港則為內地提供資金和技術。直到現在,香港仍然是我們全國,甚至是每一個省份的最大投資者。在八十年代開始,所謂「前店後廠」的關係,更使珠江三角洲成為「世界工廠」。廣東省亦成為內地改革開放的橋頭堡。

  經歷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迅速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但亦意識到需要脫離粗放型出口帶動經濟的模式,而提出調整經濟結構來擴大內需的方向,以高產值、高科技和自主創新的產業帶動經濟增長。這些轉變正好配合香港發展知識型經濟的時刻,再一次為香港帶來重大的新機遇。

  在全球一體化下,香港不能再走低成本之路,取勝之道在於發展知識型經濟,而擁有優秀的人力資源,則是推動知識型經濟的關鍵。除了改善香港的環境,吸引人才,政府亦會加強在教育和培訓的投資,而教育繼續是政府經常性開支的最大範疇。去年香港的勞動人口有百分之三十一擁有專上學歷,遠高於十年前的百分之二十三。我們的內部研究亦顯示,本港投資於大學教育的社會回報率甚具效益,可與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即OECD國家比擬。

  中港經濟融合為政府的角色亦帶來基本性的轉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二○○八年發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首次把香港加入內地的規劃藍圖之中,對香港和廣東省的合作提出了重要的方向。我在去年的預算案亦提出,政府要擔當「先行者」的角色。過往企業先行,政府跟進的模式,已未必能夠適應兩地經濟的融合,政府需要更積極地參與宏觀經濟發展的工作。

  粵港都深切了解,兩地之間將走向更多元化,而且更加複雜的合作模式。香港和廣東省的經濟合作不單是垂直的分工,而是更立體和包括縱向的分工。我們和廣東省之間在不同產業之間的錯位互補將會使到兩地的優勢能夠更加有效地發揮出來,亦都會使資源的運用更具效率。

  要達到與廣東省優勢互補,其中一項重要條件是生產要素的流通,以及減低交易成本。這堜珓的要素泛指一切與生產過程有關的資源,即原材料外的人才、資訊、資金、技術等。區域性合作已是當今經濟發展的主流趨勢,例如歐盟、東盟以及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雖然這些合作的模式不完全相同,但當中關鍵在於成員地區之間生產要素、貨品及服務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動。

  我們和內地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的目的正是促進中港兩地在經濟不同層面的互動,以及生產要素的流通,從而使市場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用。而在CEPA中與廣東的「先行先試」措施更突顯粵港合作所起的示範作用。

  在本月初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中關於深化粵港合作的宏觀策略,轉化為具體政策措施,供國家在制訂「十二•五」規劃時參考。協議具有多重意義,首先協議勾劃出香港能對國家作出的貢獻,以及如何提升兩地人民生活質素。協議並得到中央接受,使這重要政策盡量能被納入「十二•五」規劃中;此外,協議首次進行分工、互補,並制度化地說明兩地在各項範疇如何定期見面、合作及落實;協議也使很多香港及廣東要「先行先試」的措施均可進行,毋須再待中央批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協議,我們會全力推動,落實各方面的具體措施,為粵港合作提升到另一個層次,為粵港人民提供更多發展的機會。

  香港一直是中國一個重要窗口,是中國與世界的橋樑。為中國帶來外來資金和技術,也加深外國對中國的認識。除了擁有先進的科技和基建,香港的重要性在於其「軟實力」,從人文、教育以至法制各方面,香港在整個區域中都處於領導位置。這些「軟實力」使香港對中國的作用不僅限於看得到的資金和技術,更加伸延至營商文化,處事手法等文化上的影響,而與香港接連,以及有數以萬間由港資企業的廣東省受的影響尤其深厚。

  在國家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香港要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我們要透過我們的現代化和國際視野來推動這個轉型升級。這牽涉的不單是服務或產品的貿易,更加是如何把現代化植根在珠江三角洲,在發展金融、物流、旅遊等產業的同時,也是把一個現代化都市所擁有的產業模式向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宣揚,為珠江三角洲就如何發展現代服務業作親身示範。

  在中港經濟融合的過程中,不少人曾經憂慮香港有被邊緣化的危機。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中港經濟之間,有互相競爭的部分,但更多是互相合作的部分。曾經有人說過:「悲觀者,在每一個機會中看見困難,而樂觀者,則在每一個困難中看到機會。」

  粵港合作在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的流通是機遇無限的。在推動內地經濟發展的同時,在珠江三角洲居住而人均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一萬美元的六千多萬人口也為香港的新知識型經濟產業提供龐大市場。粵港聯手開拓國際市場的吸引力,亦明顯較單打獨鬥顯著得多。

  當然,香港要加強自身在珠江三角洲的競爭力,必須考慮內地最需要從香港可以得到甚麼。除了上述的示範角色外,香港在外國人心目中營商的信用也是我們的資產。香港人憑藉多年與外國營商而贏取的信用,令香港這個品牌在世界佔一席位。這份信心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得到的,我們如何利用這個優勢與內地進行合作,使香港這個品牌能夠結合內地的資源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方向。

  將來,我們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兩地的合作模式應該如何繼續演變。例如兩地政府有什麼進一步措施可促進融合過程?珠江三角洲的同城化可否以另一種模式應用於香港?我們與內地之間的人才交流可否進一步提升?香港應該如何向外國推廣珠江三角洲大都會圈?這些問題都須要我們一起努力,以行動找出答案。

  美國已故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曾說:「只有強者可以合作,弱者只可以乞求。」(“only strength can cooperate, weakness can only beg”)。粵港各自擁有優勢,而且已經在不同範疇上在全國以至世界上處於佔先的位置。香港和廣東省現在都身處經濟發展的重要時刻,兩個強者透過合作必定能帶來更大動力。我們要努力打造一個更強更大的經濟體。我深信這不單對粵港兩地有利,也對國家的發展有重大貢獻。

  謝謝。



2010年4月13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14時5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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