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與大學生對話(只有中文)(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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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三月二日)與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百多名學生對話的發言重點撮要:

政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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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年末至二○○九年,香港面對金融風暴最艱難的時候,政府的角色是甚麼?二○○八年約九月十月雷曼事件爆發後,全球都面對信貸緊縮,十二月時失去很多訂單,一月出口下跌很多,全球的貿易大部分下跌約兩三成,而全球的銀行不肯借錢,當時我真是看到一個「未知數」,這個金融危機會不會衍生成一個像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的情況?當時全世界都害怕會發生這個情況,當日我們認為政府的角色是要穩定金融市場。當然美國和英國政府用很多彈藥去救銀行,不讓他們倒下,因為如果他們倒下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香港銀行是沒問題的,但我們仍然面對一個問題,全球的信貸緊縮會影響他們的集資、投放資金的能力,我們的廠家指我們的銀行好像收緊銀根了,問題便會發生。一方面銀行收緊了,另一方面個別訂單很急要取貨,我們怎麼辦呢?所以作為一個政府,我們當時認為在危機時應該穩定金融市場的信心。第一,是存款保證,第二,是我們思量良久並與銀行探討很久後,決定為中小企提供一個特別的貸款計劃。初時計劃是政府承擔七成的貸款保障,後來提高至八成,而金額大約六百多七百萬。其後,我到世界各地與不同的財務部長談及此事時,大家都認為香港在這方面做得很好,這亦與香港以往的做法有些不同。

  我們以往未曾用過這麼大的力度保證中小企,而且銀碼很小,以往只達到七、八百萬元。事後,我們從數字上看到,這措施可以替香港保住二十多萬份工作,令很多公司避免倒閉。為甚麼失業率沒有升至預期那麼高?很多人是預期我們的失業率,會升至百分之六以上的。為甚麼失業率沒有升至那麼高?我想當時有很多措施起了保障作用。

  在金融方面,政府的角色是確保市場有效運作。當然,有危機的時候,政府可以介入解決危機。當時政府亦提供不少的短期的就業機會,不希望香港出現大型失業潮。

  話說回來,今日我們的危機比當時小得多,我們面對的不明朗因素是其他國家經濟復蘇的步伐是否能夠維持。就美國而言,現時政府托市,撥了很多資金到銀行體系,當消費不再回升時,可以托多久是大家的憂慮點。當然,我們希望情況會比我們推斷的好。其實我們很樂觀的,對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測,有百分之四至五,不是一個悲觀的預測。我們覺得現在要審慎樂觀。審慎方面,我們的取態是復蘇會繼續,但不可以完全不留意情況。而且,在財政預算案方面,所謂派糖,我們是希望有多些資金在市場運用。

  另一方面,為甚麼財政預算案和去年十月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都提到樓價呢?樓價是雙方的演繹,一方面小市民並不喜歡樓價升高,所以我們希望樓市能保持穩定的發展,市民可以較容易計劃置業。但另一方面,如果樓市形成泡沫,會是一個危機。當經濟復蘇未完全回復明朗穩定時,加上現時樓價可能有潛在的危機,而這危機可能是由於短期性的低息環境形成,所以我們要小心,如果因低息環境而形成一個潛在的泡沫,甚至形成一個泡沫時,當息率改變時,泡沫可能爆破。如果經濟未完全復蘇,再加上這樣的一個創傷,情況會非常差。所以,從經濟政策而言,我們希望在泡沫未形成前,作出示警。我們除了從市民負擔樓價的能力方面考慮,從穩定復蘇的角度看,亦應正視這風險。所以政府看經濟方面,是要怎樣衡量今年可能存在的風險,我們要在這方面下功夫。

青年人對前景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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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青年人的前景問題,有人認為香港近來社會發展欠缺社會階層流動性 (social mobility),但我最近看到一份由香港大學進行的長期追蹤研究,由從前受訪者所隸屬的收入類別,研究他們怎樣向上升,而二○○○年代數據顯示,香港社會存在相當大的社會階層流動性。

  預算案之後,我和雷鼎鳴教授會面。雷教授透露自己所做的同類調查亦發現有相似的結果。

  所以第一點,從數據上來看,因為經濟增長令到市民機會增多及人均收入上升,而對於教育水平較高的一群,機會明顯增多。

  經濟情況好的時候,例如由二○○四至二○○八年的時候,香港的低收入人口數字大大減少,而專業人士收入應該有所增加。但當二○○八年之後,經濟開始變差,人均收入便有影響。所以我並不能個別告訴每一個人應該怎樣做,但整體來說,經濟增長會帶來機遇。大家不要覺得香港社會沒有了階層流動性,因為數字上清楚顯示是有的。

  第二點,從政府角度來看,我們希望有多些樓宇供應或靠市場的力量令供應增多。但大家亦都明白,作為消費者,何時置業和租樓是個人決定,而政府的政策是希望樓市有一個穩定的發展。



2010年3月2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21時1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