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醫生、抗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今日（五月十二日）在中環美利大廈舉行記者會的答問全文：
記者：現在內地已出現確診個案，萬一香港有的話，會有甚麼應變措施？如果社區有爆發的話，公立醫院是否能足夠應付，你剛才說會與私營方面合作，現時有否和私立醫院協商？請問那位墨西哥確診病人的病毒基因排列如何？有沒有甚麼特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關於類似內地一例的病人，當然我們也會像上次那樣，進行隔離和醫治，並盡量找尋病人的接觸者名單及追蹤，這也是我們現時會維持的策略。至於如果將來社區愈來愈多病人，醫管局是否處理得到，這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染病人數逐漸增加的速度有多快，即傳染率有多快；第二是其嚴重性有多大。如果兩者都嚴重的話，當然我們很快便要動用醫管局的全部人力物力，但現在我們觀察到美國或者墨西哥以外地方的傳染率雖然好像類似一般流感，但其嚴重性似乎沒有我們預期那麼嚴重，即是需要入住醫院的人士未必是那麼多。我們說過如果有很多人有流感的徵狀，但未必需要入住醫院的話，我們會盡量利用醫管局的發燒診所，即fever clinic，他們在七個聯網都準備了這些診所，並在那裏做分流和診治，需要入院時才在醫院處理，現時我們存有相當的設備儲備，以現時的階段分析，我們有相當大信心可以處理到有這些需要的病人。
記者：會否轉介往私家醫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我們已和私家醫院談過，因為我們現時香港只有一位病人，所以我們不建議私家醫院醫治這些病人，如果他們有任何這些病人，應該轉介到公立醫院，以便我們可以盡快確診和醫治，同時也可掌握其病徵或其他病理方面的研究。但如果這個疫情影響到很多香港人而需要特別是私家醫生或醫院的合作，我們會動用我們的資源，包括我們儲備的藥物，提供給他們，讓他們一起參與抗疫。
抗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本地確診個案的病毒，其整個基因排序做出來的改變非常少，舉例來說，其表面的H蛋白的改變只有一個base pair的改變，即是一個code 的改變，所以是很少。整個基因圖譜排列出來，差不多每一千個才有不足一個的改變，而排序出來看到的，其抗藥性與美國那類沒有分別，即金剛胺沒有效用，具抗藥性，特敏福和樂感清就有效；毒性方面，我們知道有些位置，如果某一個氨基酸改變會令其毒性較強，我們也找不到，所以基本上這與美國、墨西哥的病毒差不多一樣，只有輕微改變，但那些輕微改變是我們預期之內，並非很大改變。
記者：酒店方面，為何決定只封同一層呢？譬如，如果乘搭升降機，以往沙士經驗也是如此，可能會有一些環境污染，或者也逗留在那間酒店頗長時間，到過很多酒店不同的地方，然後才發病，才知道的話，會如何處理？第二個問題是，很多時無論作為緊密接觸者或非緊密接觸者都會給予特敏福作為一個預防性的治療，會否擔心出現抗藥性的情況？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我們也曾想過如何界定一間酒店裏的所謂親密接觸者，最終答案都是風險的評估，沒有東西是零風險的，我們只不過將比較高風險的人士界定為親密接觸者。剛才我說過，同一樓層的人士風險比較高，而事實上在○三年酒店那次沙士也引證是這樣，即事實上的證據。至於其他病人去過的地方，譬如健身室、餐廳、乘搭升降機，當然如果剛巧有一個同升降機的人，而病人又咳了一聲，這個其實也會是一個緊密接觸，但最重要的問題是那人要認得到及出現，如果在一個實際環境內，我們會盡量問清楚病者曾經去過那些地方、會否在升降機內咳過等等，我們會將這些訊息發放出來，因為我們有電話熱線的設立，所以如果有人覺得他們可能與病者有接觸的話都可以打給我們，我們會問清楚歷史來做一個專業評估，究竟有沒有可能他也是個親密接觸者。如果你問我可不可能找到所有同升降機的人呢？我相信在操作上會比較困難一些，因為乘電梯你不會填上名字，然後入電梯內找的，所以於這方面我們有另一重保險，就是用特敏福。我們剛才說過我們會處方藥物給其他所有酒店內的人，希望即使他們真的接觸過病毒，都可以有藥物去抑壓，不致發病。至於你說會否派得太濫，恐怕有抗藥性、恐怕有副作用呢？這當然是個考慮，不過我覺得因為香港現時用圍堵政策，所以在初期我們要做得緊些，盡量希望不要有些傳播事件發生，所以在用特敏福方面，我們會較為用得多些。至於副作用方面，剛才袁教授也說過，我們有一次酒店經驗，有超過三百人服過這藥，暫時來說我們經驗就是副作用不算太嚴重。
記者：有些人說過七日的隔離期其實是否可以考慮縮短？這方面你們看法怎樣？及可否再多說少少家居隔離的情況會採取甚麼措施呢？你剛才舉了一個學校的例子，學校內如有一人確診便會停課，會否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社區爆發，有些來歷不明的源頭時，都可能要停課，現時的新措施好像把警戒線放鬆了少許，其實對於這次在維景酒店住客和員工要困這麼久，是否很冤枉呢？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七日的隔離期方面，其實是針對現時所了解人類豬流感潛伏期的最長時間。在這方面大家如果看世衞、美國、澳洲的網頁，都是七日。至於你說有沒有可能縮短隔離期呢？那便要考慮到服食藥物後、服食了特敏福後，是否可以減低病發的風險，從而我們可以不用隔離七日，可以短些，四、五日也可以了，這方面我們保持開放態度，但現時來說我們暫時先維持在七日，因為這也是國際的做法，但將來若有新證據，或有些新研究，說如果用抗流感藥的話可以有效減低傳播性，變得未必需要七日，這個我們要視乎當時的研究結果而再調校我們的隔離時間。家居隔離亦是我們一個列出的措施，舉個例子，大家都記得沙士時，如果有一個患者病發，其家人則做家居隔離，所以隔離有兩種，一種是去隔離營，第二種就是在家。不過我想在初期，我們盡量用隔離營的措施的機會較大，因為我們主要是擔心有些海外旅客受了感染來港，而在香港未必有住所，但隔離方面我們做了兩手準備。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至於有關我們五月一日作的決定，大家記得的話，很多剛才袁教授說到的知識，我們當時是未能掌握得到的。我們當時只知道在墨西哥的爆發，有很多人染病及死亡率相當高，第二方面美國的數字沒有現時的多，只知道病毒正不斷傳播，所以我們最重要就是爭取多些時間認識這個病毒，而我們做的措施亦有效令第一個感染的病人不會把病毒傳到社區，當然有人犧牲了其自由，但這亦令我們香港換取了一個寶貴的經驗及時間，令我們更好地掌握現時的疫情，可以制定現時新的策略。
記者：有關學校的情況，如果有不明來歷的社區爆發，是否全港學校都會停課？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我剛才舉的例子是有海外學生染病後回到香港學校，我們就只關那間學校。局長剛才都提過另一個情況，就是在社區出現來歷不明的本地個案，它不需要在學校發生，譬如是普通的家庭主婦，但如果我們問這個家庭主婦她有沒有外遊、去過甚麼地方，或者接觸過甚麼可能由疫區回來的人，她全部都說沒有，這個情況則可能顯示，其實這個病毒已經在社區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在這情況下，我們為了安全起見亦會建議全港的幼稚園、幼兒中心、甚至小學都暫時停課，停十四日再讓我們看清楚情況如何，會否有更多個案出現，影響一些小朋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或者我補充少許。在過去兩、三個星期，世界各地很多地區的擴散都發生在學校內，大部分增加的數字都是在學校。無論在紐約也好，在美國其他地方也好或在加拿大、蘇格蘭、墨西哥，都是在學校擴散的機會比較大，而感染率亦是小學生，即是幼兒較高。每年的流感季節，入醫院的亦是以六歲以下的小童較多，這亦是為何我們於去年開始為小朋友接種流感疫苗。所以基於這個原因，以及小孩，尤其是年紀小的小孩，是不容易遵從一些防護措施的，所以我們應該要保護這群小孩。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有一定風險的話，我們希望盡快將他們作出一個有效的社交隔離，令他們不會那麼容易染病及互相傳播。第二方面，當然有些家長會擔心，我們如果這樣做，何時才開學呢？何時才考試呢？我們現時認為，中學生或大學生應該懂得注意一般的清潔及個人衞生，不需要特別在這方面作考慮，但小學生方面，我們認為保障他們的健康是重要的，但教育局亦會考慮特別是小六升中的需要，如果真的要作一個應變安排，他們亦會做，這亦是考慮之列。
記者：剛才袁教授也說過，目前來看，病毒的傳播性和死亡率，也不是很高，是否代表政府在過去一星期在維景酒店實行的措施，有一些over react？ 及是否一開始的策略便是以維景酒店作實驗？另一問題是，在昨日的衞生事務委員會上，也有議員提出建議，為何不可在北美來港的機上作登機檢疫？政府有沒有考慮登機檢疫這方面的措施？
抗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剛才局長已回答了你第一個問題，所以我沒有甚麼更新的資料可以提供。我想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我們在那個時候便用那些資料去作一個決定，即很難回過頭來說是怎樣的，但你也不知道接着發展會如何，你以為很傻，多做了很多工作，不是的，可能幾個月後，突然那隻病毒變得很惡時，那時你便會問完全相反的問題，所以，我相信你明白我說甚麼。
有關飛機的問題，也是很簡單，基本上如果飛機上，譬如機師告訴我們，機上有人發燒，衞生署的同事一定會上機看清楚，究竟發生甚麼事，即時登記所有旅客的所有資料，進行隔離等措施，這樣可以做得很迅速。如果你無緣無故走上去探體溫，全部也多數沒事，你又要登記所有資料的話，你需要很長時間，於是整班機的旅客下機的時間，可能要延遲一至兩小時，甚至更長，這是否適合的做法？很明顯不是，因為他下機後一樣可以量度體溫，一樣要做健康申報。而收集資料方面，到最後我們如果真的有事，也可以從電腦全部尋回他們，那當然沒有即時登機般有效率，但大部分情況我們見到是沒有事的，所以變了不是很值得這樣做。
記者：局長，想問因為從數字可以看到美國現在感染的個案比墨西哥為多，最初我們看，墨西哥沒有直航班機來港，但美國很多城市也會有，其實你有沒有留意到這個問題？同時那個風險，現在我們外人這樣看覺得增加了，你們有沒有想過用一個社區爆發的規格，去應對譬如真的多了外來個案來港？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香港每日大約有18至20班從北美洲來港的直航班機，而從這些地方來的人數大約是5600人左右；在其他地方轉機來港的人亦不少，譬如你發覺（香港）第一個（確診）的墨西哥病人，實際上他是從上海轉機來港；亦有人從東京轉機來港、北京轉機來港等等，全部都有，所以我們不可以只是針對直航機。
我們現時的做法是任何來港的飛機，也有一定的風險，尤其我們不但發覺北美洲有確診個案，譬如現在東京也有，即日本也有，韓國也有，甚至澳洲、新西蘭也有，這些地方我相信他們面對的風險和香港一樣，所以我們在口岸做的一切工作，我過去亦反覆說過很多次，不是單靠一項措施，是數項措施一起做，這包括如果有機組人員發覺有任何人不適的話，提早告訴我們，我們會派人員在艙口迎接他們，帶他們往檢查。第二方面，每個人也要作健康申報。第三，如果他們經過我們的體溫測試，任何人有高體溫，也可以被測試出來。第四，就是在入境事務處，我們的同事也會順道問究竟他們從哪裏來和他們的健康情況如何，有需要的話亦要衞生署的同事繼續跟進。這幾項起碼在口岸那裏做，同時他們從機場出來時，我們亦派了一些健康指引給他們，讓他們知道抵港後，如果覺得不適、病發時，他們如何接觸我們和如何求醫，這亦希望將他們病發後的時間，至他們入院診治及確診的時間縮短，這些全部加起來才有效，不是單靠一樣工作便行。大家要明白，任何地方也不可以單靠一個措施做一個防範工作。
記者：現在有兩個隔離營用來隔離，將來如果酒店不會再隔離，會否迫爆？下一步措施會如何？同時可否預測社區蔓延，最快會在何時？會否一兩個星期便來到香港？還想問問袁教授，港大之前進行的快速測試，技術是否已成熟？有多準確和多快？化驗所能否承受得來？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我們現時有1000個位準備用作檢疫隔離，一共分布在五個不同的營，我們現時已開始使用的就是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和鯉魚門，基本上現時這兩個設施仍維持在那裏，隨時可以使用；另外有三個現正準備中。如果真的需要更多的話，當然我們亦會繼續在這方面找尋新的地方。
有關社區感染問題，我剛才也說過很難預測何時有感染，我們只可以繼續這樣來防範這方面的發生。我們盡量希望在口岸和醫院的接觸點察覺他們，如果他們做得到的話，我們希望社區感染能夠盡量延遲或減緩。
抗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因為很幸運我們沒有很多確診個案，但對研究來說很「不幸」，因為沒有很多的陽性個案，便很難說你的測試的準繩有多少。但就算我們沒有樣本，我們仍不停進行研究。在先前最開始時，我們用一個很傳統的多聚酶鏈反應做出來，接着我們開始將時間縮短，最初最早的測試需要大約六至八小時，到第二代我們已可以減至四小時，現在我們開始還有一些再可以短一點，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三小時便可以出到答案。同時我們亦與內地例如中山大學那邊有些合作，與他們一起做一些研究，希望能夠將時間再縮短一點，不過暫時來說，我看很難縮短至少於三小時，這並不容易，因為當你的時間很短時，可能亦有其他問題出現也說不定。
說到最後，如果你沒有很多陽性個案出現，你便不會知道準繩度有多少，暫時我們已測試過150個香港樣本，有普通季節性流感H1N1、H3N2或B型流感，全部也不會有假陽性出現，所以我相信假陽性的機會很低很低，但你說其敏感度有多高，暫時我們也無法說得很清楚，因為我們實在太少陽性的樣本，但如果將病毒一直進行所謂dilution去稀釋做出來，準繩度應該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百分之九十應該沒有問題。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或者再補充一下，衞生署和醫管局亦有掌握這方面的技術，我們相信全香港加起來，我們一天可以處理接近二千個這些樣本。
抗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大家要明白，測試最重要是開頭和最尾。一個疫症開頭，當你要最早去隔離，那個測試便很重要。但當社區四處也爆發了，個個也染病時，你做測試便沒意思，你不需要很多測試也行。然後到病情開始紓緩，到是否即將完全沒有了？那個測試又很重要。這個大家要明白，不是我們要每天做一萬個或十萬個測試才足夠，不是這樣的。
記者：局長想請問你們有沒有作過最壞的打算，爆發的程度會如何？香港可以處理到最多多少病人？同時想問之前第一宗外地傳入個案，應變級別已經由嚴重提升至緊急，已經是最頂了。如果有外地傳入個案時，我作為普通人，可能看着政府的應變級別來決定我採取甚麼措施，但如果再有外地傳入個案，我覺得情況嚴重了，還有甚麼信息可以帶出其實情況嚴重了，同時袁教授估計何時情況可以紓緩？
抗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那即是你要我作出假設和預測，其實我說過，沒有人可以真的預測到，我們也是依舊有的數據去決定。接着我說的是亂說的，我不知道。我們知道我們一向的季節性流感有一個夏天的高峰，夏天會特別多些，接着在秋天時會下跌，到冬天尤其到一至三月時，便很厲害，這是我們所謂的winter peak。所以如果，我只是說如果，如果真的在夏季前，在美國或美洲來了一個病人，在社區裏開始擴散的話，我們真的很可能有一個summer peak。或者如果我們現在在四川有個人已經在內地擴散了，你知道南中國的氣候也是亞熱帶氣候，也是有summer peak的，然後你知道我們尤其暑假有多少人過關口，那個機會便真是會在暑假在香港擴散。又如果我們的情況與沙士的情況一樣，在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幾日便開始在內地河陽有第一個確診沙士個案，到二月香港便有了，你現在差不多可以開始算一算，應該何時我們會有這個情況出現，如果這麼多如果之後。我希望回答了你的問題，但是沒有人知道，不會有人知道。
那你說我們想做甚麼，我們很想盡量將在香港爆發的時間推遲，越推得遲，我們越多知識；越多知識，我們越知道怎樣做才是最能減低傷亡機會，減低對香港的影響，希望最好能夠去到我們有了疫苗來香港，才在香港爆發，對香港就是最小的影響。我們很希望做到這一點。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你剛才說作最壞打算，我也就此談談，我們在部署我們的藥物儲備等等，也是一向以所謂最壞打算作推算。譬如我們儲備二千萬的特敏福和樂感清等等，也是預計有約百多萬人可能需要醫治，百多萬人即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人口。在一般流感來說，如果是分開不同階段蔓延的話，這個應該是相當大的數字，亦有些可能很輕微，不需要服藥；有些很嚴重要入院處理等等也有，這些病有一個所謂的spectrum。所以我們看數字預備這麼多，但我剛才也說過，我們也要看其嚴重性有多大，如果嚴重性是大的話，自然有多些人要入院，入院時更需要其他的治療，這包括深切治療、其他肺炎或其他併發症需要的治療，其他的資源也要作一定的儲備。
在現階段，即剛才袁教授說過，現時這個階段以國際上多個地方的資料來看，似乎其嚴重性比我們預期較為低，不等於它將來會不會變，但起碼在現階段是如此，所以我覺得首先大家不需要恐慌，但你亦要心理上或在家中的準備上，也認為這個疫情還是會來香港，但我希望大家做足自己的工作，令這個疫情遲一點來香港，或者來港時，其蔓延較為慢，變了大家也有準備之下，繼續可以維持一定的正常生活，這是最重要的。
記者：袁教授，想多問一點你們治療的墨西哥源頭病人的經驗。剛才你提到，在血液和糞便樣本找不到病毒，其實這是香港獨特的經驗，還是外國的經驗也見到，那些病人感染的時候，他們的血液或糞便也沒有病毒？同時他們服用特敏福，你們翻看研究，是否可能服用到哪一日病毒量已經減至很低，所以你們有信心其實在環境的傳播不是太大，可以正如剛才你們所說，將所有現在隔離的措施可以放寬一點，不用將整楝大廈的人困着進行隔離？
抗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首先是我們只有一個個案，而外地的文獻亦未說得很清楚究竟糞便和血液是怎樣，所以我們所有的資料只有一個個案，當然這個個案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譬如我們知道他到五月二日仍然有病毒，但之後所給我們的樣本全部也沒有，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首三日他有病毒真的一點不奇怪，但過了三日之後沒有，並不表示其他也沒有，但多數過了三日後，病毒數量一定跌了很多。
正如我所說，這個只是一個單獨個案，關於這方面外國的文獻說也不是說得很清楚，不過基本上我們相信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是給prophylaxis，即使用預防性治療，效用應該很高，原因是因為當你使用預防性治療時，就算他本身裏面是有些病毒，病毒的數量也很低。同時因為你治療了他後，由基因突變引起的抗藥性的機會也是應該低的，所以我們覺得暫時來說這個預防性的特敏福治療應該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武器。
記者：那三百個服用特敏福預防發病的旅客，你剛才提到有副作用，他們普遍的副作用是甚麼？
抗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很少的，主要是覺得肚子不適，尤其有些人服食後會有少許肚瀉，但如果他在服藥前，先吃一點東西，肚瀉的機會和肚子不適的機會會低很多。主要是這一樣，有些人有少許輕微的頭痛，但這些也是很輕微的副作用，你服食其他藥物，甚至撲熱息痛這些藥，都可以有這些副作用，並不出奇。
記者：剛才局長說到，現在我們的藥物和疫苗也希望作一個準備，作為一個緩疫的措施，其實藥物你們會增訂多少？疫苗有季節性疫苗和豬流感疫苗，你們會訂多少？會如何部署？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藥物方面，我們多準備了五千萬元購買藥物，希望以買特敏福和樂感清這兩類藥物比較多。第二方面，你說疫苗方面，我們現時已在購買一些季節性流感的疫苗，這與過去一樣，如果有任何新的、特別是針對人類豬流感的疫苗的話，我們亦與有關的藥廠表示了我們有興趣，所以待他們可以有產品製造出來時，我們才可以與他們一起考慮如何做。
記者：關於海外留學生回港，其實在暑假可能有很大批從美加留學的學生會回來。會否視他們為社區爆發的高危人士？他們回港，會否好像之前嶺大的交流生回來，要求他們在家中自我隔離七日才好外出？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我剛才說過，就是這班外地的留學生，如果他們回來時，我們希望他們在港的親友可以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有病的話，便要延遲行程，不要這樣早回來；如果他接觸到的同房、朋友，亦是有病的話，他要小心，帶着口罩上機，如果在飛機上不適時，戴上口罩和告訴機艙人員，待他來到香港時，我們衞生人員可以在機艙門口接待他們，立即帶他們往檢查等等。如果他回來香港一直沒有事，但在香港我希望他也起碼在七日之內，如果有任何這些病徵的話，他們也盡快求醫，並告訴我們他去過哪裏等等，讓我們可以盡快將他們隔離。
記者：局長，首先想問你剛才說「圍剿」政策現時仍在使用，其實你的定義怎樣才是「圍堵」不成功？何時要用「緩疫」？也想問袁教授，你剛才提過「洗牌」，其實百分之0.01，其實想問百分之0.01，我想知其實．．．
記者：（病毒洗牌速度）
防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你要弄清楚，mutation和洗牌是不同的，influenza virus 有八個gene segments，當這八個segments轉的時候，我們稱為洗牌，可以和其他豬的基因洗牌，可以和人的病毒洗牌，可以和雀鳥洗牌等等都可以。Mutation是一個base的change，我們叫mutation。
記者：（洗牌）
防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譬如這麼巧合，我給一種禽流感的virus感染了，由水來的，一種由豬來的，再加上有人的流感，就可以洗出triple reassorted，即三種東西混合在一起。如果是兩種走在一起，稱為double reassorted，該八條（gene）和另外的八條如何洗，可以有很多的possible combination。其實這種現象經常都發生，但發生之後通常病毒會弱到生得很差，最後不會再傳給其他人。但當一直洗牌洗至一隻八個segments大家都很開心，病毒就開始傳出去。這些機會是幾十年一次的，這便叫洗牌。我說的是1918、1957、1968和現在，於是便有全球性疫症可能出現。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每次洗牌科學家會很開心，我們則很擔心。
防疫科研應變小組成員袁國勇教授：我同時又開心又擔心。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甚麼時候我們要改策略呢？我已說過，如果我們已經有社區爆發，而我們不可以全部都追蹤到源頭，陸續有病例產生，當然我們的策略不可以在口岸或純粹在圍堵方面來做。我相信我們不會今日這樣做，明日另一做法，會慢慢演變，可能幾日或幾星期，我們會視乎演變來做。很難在現階段預測它的發展情況如何，但如果突然間在社區有無數或很多的病例，根本沒法子追蹤得到，當然有突發的可能性存在。我們最重要是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策略，亦心理上準備這病是會來到香港，但只要我們做好準備，每個人做好自己的崗位，我相信這病來到時的殺傷力可以減低，亦令到我們的市民，特別是入院率和死亡率保持在一個低水平。
記者： （警戒級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世衞和香港應變機制，都是依照我們一向估計是禽流感而演變為一個流感大流行的發展，而這個演變的準備是基於一個較為危險性高或傳染性高再加上嚴重性高，所以現時無論我們和世衞，這個制度來說，我們只是適應地使用，未必完全可以說到其嚴重性在不同階段是怎樣，所以我們每次說，甚至是現在是緊急的應變，但同時緊急應變也有些較為穩定的緊急應變，好像是現時這樣，或者真的是有新的個案，我們要動員其他的資源等等，我們也要解釋給大家聽，所以這方面我們會遲些作檢討，但現時來說，我們都認為維持這水平令到所有市民有警戒，是恰切的。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２３時５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