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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資深大律師今日（十一月七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週會致辭全文：
廖栢偉教授、沈〔祖堯〕教授、蔡〔子強〕先生、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剛才這樣的介紹令我無地自容，不知從何開始。今天很高興可以到沈教授出任院長的逸夫書院和各位同學交流。沈教授是我中學的師兄，也是──坦白說，不是恭維的說話──我的偶像，所以今天來到這兒實在是我的榮幸。
我知道特首和財政司司長以往都曾以「領導」為題和大家分享，其實談到「領導」或「領袖」人物，各位同學可以不假外求，因為沈教授其實就是我們領袖的典範，他在「沙士」期間的經歷和貢獻，被譽為「亞洲英雄」是實至名歸的。
這段時間，大家都是拿「金融海嘯」和「沙士」相比，估量那一個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更深遠。其實除了經濟的範疇外，這些衝擊──無論是「金融海嘯」或「沙士」──對於香港人可能也有其他相類似的影響。
我拜讀了沈教授的著作「不一樣的天空」，正如書的封面上所言，「沙士」期間，每個生命的故事令大家的心都有很大的迴響。在2003、2004年，很多香港人都在問其實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請大家不要嫌棄我這樣說好像很老套。上星期我和一位曾經是高盛（Goldman Sachs）的領導層人物吃午飯，我問他這場金融海嘯或風暴對美國會有什麼長遠的影響。除了意料中的經濟衰退外，令我也有點驚喜的，是他說 "there is a silver lining"：有很多美國人會覺醒，他們會體會到以往的揮霍、貪婪和對物質的追求其實很短視、很愚昧，他們會反樸歸真，會珍惜家人，珍惜生活裏一些簡單、踏實而又寶貴的價值。
他的一番話，令我想起去年看過的一本書 "Chasing Day Light"，可能大家亦聽過。曾經是美國KPMG的主席和CEO的Eugene O'Kelly，於53歲正值盛年之時於2005年5月確診患上末期腦癌，只餘三至六個星期生命。這本書由他自己親身道出臨終時的心路歷程，叫他重新去審視生命中優次和輕重。
各位，對不起，我的開場白比較沈重一點，而且對各位還在蓄勢待發的大學生而言，可能是遙遠一點。但我希望正正就是大家在選擇前路裝備自己之際，也來預先評估一下你生命投資的風險和回報。我深信這是校長、教授和逸夫書院的精神「臻善存德 居高懷仁」背後的寄望。
跟大家一樣，我打從中學開始都很希望從別人身上找到啟發和鼓舞，即常說的 "looking for inspiration"。
和很多唸法律的同學一樣，我也是Lord Denning的忠實擁躉。1982年星期日泰晤士報就Lord Denning的榮休對他有以下的評述：
"To anyone who believes the law should liberate, not enslave, he is a beacon. He discovered that young, as a poor student, in the 1920s. He is just about the only octogenarian who has never forgotten it."
Lord Denning拒絕被法律條文所困縛，特別是在物權法（property law）的範疇中延伸了固有的原則，發明了創新也很具爭議性的法律概念（包括被遺棄太太的權益“Deserted Wives' Equity"）。從他的榜樣，大家學習到從事法律工作者不可以因法律條文而忘記了對公義的追求。
我也會牢牢緊記我師傅，即現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大法官的榜樣和訓誨。當年我當他的徒弟，亦在他的辦公室共事多年。他有時見我晚上很早便走了去當義工，便有點擔心，怕我不務正業，沒有在我專業上鑽研，做得不好。他講的說話，我都記得很清楚。他說，如果你想利用你的法律專業去服侍社會，必須要先達到臻善的水平（You have to pursue excellence），否則會流於有心無力。
還有已經離世的前終審庭常任大法官沈澄（Charles Ching），他未加入司法機構前，他是叱咤一時的資深大律師，魅力非凡，每件案件都盡心盡力。我曾當他的副手，很奇怪他年紀已不小，為何對工作仍抱有那麼濃的熱情和幹勁。他說：「年青人，你知道每件案往往涉及當事人生命中關鍵的事情，他把這些都交到你的手上，這是極大的交託，極大的信任，這不是工作，而是一項為人服務的榮幸。It's a privilege.」這番說話由這麼成功的資深大律師告訴我，真是獲益良多。
三年前我離開了私人執業加入政府，當時收到很多朋友的鼓勵和支持，但也有一些比較坦白，有一位大律師朋友說「你很勇敢」，另一位朋友更直言「我覺得你很愚蠢！」我的好朋友的肺腑之言。
過去三年的經驗，可以坦白說，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但今天我仍然可以告訴大家，我感到很正面和充實。除了要處理的法律問題涵蓋面很闊之外，在這三年內我遇到的人絕對多於我未加入政府以前四十多年的總和，見了很多很多人，看到很多事物。
出任律政司司長讓我有機會更了解香港，更關心香港。作為主管法律事務的主要官員，我比以前更能體會到法律服務的深層使命。
當我還在私人執業的時候，法律對我來說是解決爭議、維護個人權益和懲處惡行的途徑。我可以透過這份工作協助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當事人，處理他們在個人及業務上的困難。
作為律政司司長，我體驗到法律有更深刻和廣泛的目的。在處理刑事、人權、提供法律服務的途徑，以至法律改革等範疇的問題時，我要面對很多事情：理想、原則、法律、公眾利益，以至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等重要而困難的考慮。
剛才我提及沈澄大法官的訓誨，法律服務是一項使命。當你的當事人是政府和香港市民，你的使命固然更大，但隨之而來的責任也更沉重。
上個月我出席香港律師會的活動時，有機會聽到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Mr. Justice Anthony Kennedy一段發人深省的致辭。他提到自己住在文華酒店，往窗外看，看到一座座宏偉的建築物，令人嘆為觀止，很多人第一時間會想到建築師、工程師的貢獻，但他想到這些都是律師和法律的成果和貢獻。如果沒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當中我們習以為常的買賣、融資、合約等都不能發揮它們的約束力和效力，這些香港賴以為生的經濟活動和成績，若果沒有法律的話，根本不可能發生。
但在社會的層面，法律的作用又何只是搞經濟活動那麼簡單呢？去年我出席梵蒂岡神父，同時亦是法官Father Cormac Burke的演講會，他演講的主題令我有很深刻的感受。他說：「法律跟醫藥一樣，能夠發揮特有的治療效應（healing effect）。」他說法律都可發揮healing的effect，但我們必須對症下藥。能否對症下藥，當然是很大的挑戰，但其中提到的healing effect，提醒我們藉執行法律保障公眾利益，正是我們很重要的目標。
曾經有人問我，要同時服侍兩個主人－－法律與政府，會否感到困難。我的答案十分簡單，其實無難度，因為作為政府的首要法律顧問，服務政府的最好方法，就是為政府提供獨立、準繩、可靠和有效的法律意見，讓政府可作出最明智和最合法的決定。
法治當中包含一些核心價值，是我們絕不能妥協的，包括我們很珍惜的司法獨立和對基本法律原則的堅持。在過去十一年，香港出現不少有關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財產、私隱權保障等循法律途徑提出的質疑，這些法律挑戰是否代表我們的施政和系統出現問題？
《基本法》為我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提供了高層次的憲法保證，這些保證是我們在殖民地年代沒有的。我認為有關憲法和人權的訴訟增加，正凸顯這些憲制保障涵蓋的範圍廣泛，凌駕於不合憲的本地法律之上，有助改善政府某些現行的措施。
這個現象並非香港獨有，英國在人權法出台後，有關人權和公法訴訟亦大大增加。我記得，我一、兩年前到英國訪問時，曾見過他們的Attorney General，在談及此問題時，他說最近有一宗案件，囚犯提出司法覆核，說有關當局要向他提供hardcore pornography，指這是他的基本人權。大家可評評此事，但我沒有問他結果如何。大家都要明白，這些事情不是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均有這方面的爭議。
事實上，市民能否在法庭質疑政府的行為，是對法治的最終考驗。不過，有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對政府的行為進行司法覆核，並非解決政治或經濟問題的萬應良方，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已不止一次強調這點。此外，權利和自由並非是絕對的，必須受到一定限制。為了保障其他人的權利、公共秩序和社會道德，這些限制是需要的。事實上，要保障我們的權利和自由，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以合法和負責任的態度行使權利和自由。至於如何取得適當平衡，是政府和市民共同的挑戰。
雖然香港法治的根基很?固，但當然還有不足的地方，亦需要就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我知道中大的同學會特別關心「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檢討，亦一定會踴躍表達意見，不過在這裏讓我舉另一些具代表性的例子。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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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雷曼迷你債券事件，令大家留意在司法程序以外的其他替代解決糾紛的方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尤其多談及的便是調解服務。
我們常談到access to justice，尋求司法公正，並不單限於向法院提出訴訟。由於法律程序涉及的費用高昂，排期聆訊時間又長，與訟雙方對簿公堂，結果未明，世界各地都經歷這個問題，均發展替代爭議解決的方法。除了仲裁（arbitration）之外，調解（mediation）是在世界各地越來越普及的替代解決問題的方法。
有效的調解，可較快和較便宜處理問題，能達致雙方滿意的結果，同時讓雙方保持良好的關係。調解得出的結論是雙方努力的成果，並且為雙方所接受，亦不會破壞雙方的關係。如剛才提到的Father Cormac Burke所說的，法律是否可以提供治療的效用，我們尚有許多要思考。
在這方面，律政司在今年成立了跨界別的小組去推廣，詳細情況我不在此詳談。
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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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我想舉例的是關於青少年禁毒。作為律政司司長，我其中一項工作便是撲滅罪行委員會副主席。其中一項令我很關心和痛心的便是青少年吸毒的問題。截至2007年之前的三年內，被呈報吸毒的21歲以下的青少年增加了百份之三十四，而K仔、丸仔等對他們的荼毒，大家也很清楚。大家都知道，我正領導一個專責小組去處理這問題，而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相當複雜，一項要考慮的就是現行的法律框架是否足夠去有效地處理這個問題。當中我們要研究強制性毒品測試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怎樣才能在保障人權的同時，與執行方面取得平衡呢？法律怎樣不單執行懲處，而是同時提供治療和協助青少年重返正路，同有一個healing effect，都是需要非常小心考慮。
擔當這項工作，我體會到法律本身有很多限制。我們要多做功夫才可協助年青人，最近我們推出的「友出路」計劃，希望啟動整個社會一個關懷年青人的文化，給予他們正面的影響。我呼籲各位同學參與這項活動，在校園內或你的圈子中宣揚無毒文化，你們亦可提出建議或獻出你們的力量。
性罪犯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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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保障公眾安全和保障個人權利的平衡，近來另一個爭議性的社會問題便是性罪犯名冊的措施。法律改革委員會的諮詢期剛完結，有保障兒童組織批評措施力度不足，要向歐美有強制公佈的機制學習，可供任何人查閱，但也有人權組織指這中期措施已經違反人權，更揚言會司法覆核。我覺得這是一個例子反映香港的多元化和推廣法律改革的難度。
跳出香港 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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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談了很多香港法治的需要，我深信真要在法律或法治上為香港提供服務，我們還要看遠一些。
多年來，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随着全球一體化，香港年青人的競爭對手是全世界的年青人，而法治是香港成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重要因素。這個核心價值使我們比對亞洲其他城市更勝一籌。
另一方面，香港回歸祖國，帶來很多機遇和挑戰。很多人都說香港是進入中國的門廊（gateway to China），但我相信我們要再看遠一點，不再只是做gateway。我們要成為大中華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同時要維持我們的國際網絡。要達到這個目的，法治十分重要。
香港在內地的法治進程中，擔當獨特的角色。大家都知道國家現正積極躋身國際經濟舞台。在加入世貿後，中國有大量立法工作，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知識產權保護及司法程序等方面的工作。香港十分樂意與內地分享就這幾個不同法律範疇的經驗。此外，我們要推廣互相交流，律政司已跟不同的省市已達成合作協議，藉着律師互訪、交流，希望把香港的法治推介到內地。在這過程中，我很高興看到內地的律師除了賺錢外，亦呼籲香港的同業要到內地較貧困的地方訪問，向當地人灌輸法治的重要性。
回歸十一年，展望未來，香港與內地法律及司法制度的互動只會有增無減，而且會日趨頻繁，我們在這方面必須更加努力。
法律與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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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律除了能促進社會經濟繁榮，更是讓社會實踐所秉持和追求的價值和標準的主要工具。
在現代社會，法律也有其極限。我們要承認法律有時候會被利用，以達到一些非常自私的目的。今日難免許多人會以自我為中心，只顧自己的利益。如果在一個社會裏，人人終日只顧爭取法理上應有的權益──我不是抹煞這點──這個社會只會變得冷漠，而且訴訟不絕，應接不暇。
美國華盛頓Edward Bennett Williams 法律圖書館的牆壁上刻有這句格言：「法律只是途徑──公義才是目標。」公義的全面意義，不僅是人人守法，在貫徹人人守法外，超越法律精神。如果我們樂意無條件向他人付出，而且是超越他人依據法律應得的，我們便可以真正建立公義、關愛及和諧的社會。
明日領袖必須具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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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Gardner， 一個著名的哈佛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在他的著作 "Five Minds for the Future" 中提到五種明日領袖必須具備的能力，其中兩項就是respectful mind 和ethical mind。 Respectful mind涉及對人的尊重，ethical mind則强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
這代表西方文化一個重要的覺醒與回歸，因為在不斷鼓吹個人選擇的權利的背後，人不自覺地變得自我中心繼而放縱自己。其實在這次金融海嘯背後深層的原因，跟我剛才所說的自我中心和放縱不無關係。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思考，在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上，應該盡什麼責任。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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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借用Richard Cabot的話，與大家分享，翻譯如下：
「我相信對別人需要的體會和感覺（The sense of somebody's needs ），是世上最強的動力。這股動力最能感染各式各樣的人，不分年齡，不分種族。它喚醒人的一切本能，包括探究認知和付諸行動的能力；促使我們關心別人，放下私心和怯懦；並且教導我們在課室中沉睡了的創意和機智蘇醒過來〔我想不單在課室內，也包括在不少的辦公室裏沉睡了的創意和機智，會因為我們對人的關心而蘇醒過來〕。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為人服務的工作，能使我們產生源源不絕的力量，並可把我們的能量從牢籠和束縛中釋放出來。」我覺得他說得非常好。
我知道你們學院的口號 "Excellence With a Soul" 來自Professor Harry Lewis一本叫做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的書，我在去年二月和崇基書院同學分享時也不約而同的提及這本書。Professor Lewis在書中指出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和學生都只努力在學術水平上競爭，卻忘記了大學教育一個基本的使命：就是把青年人培養成為對社會有承擔的人。這本書的訊息在美國引發不少迴響。
其實，有關的問題和掙扎在全世界培育人才的地方都同樣面對。早前我有機會跟清華大學一班教授吃飯，席間談到清華大學近年在學術上的成就，以及跟商業機構的合作，賺了很多錢，不需要問學校取得經費。這當然是非常好，但可能因為我看過這本書，我問各位教授，如果學生在尚未工作便賺這麼多錢，每人都朝着賺大錢的方向走，怎樣找人到不賺錢但又有極大需要的崗位工作呢？尤其是在國家的層次。所有教授都沉默下來，異口同聲說這是國家面臨最大的挑戰：如何令有能力的年青年不單是向錢看，而要照顧其他的需要。
各位同學，未來的日子，香港會因金融海嘯在經濟上變得不穩定，大家要扣好安全帶，準備好。未來的發展有危也有機，更需要有承擔、有使命和有能力的年青人去持守和推動。
突破機構最近送我一本蘇恩佩小姐於二十多年寫的書「死亡，別狂傲」給我，就讓我用蘇小姐的名句和大家共勉：「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燃燒自己」。
多謝大家。
完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７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２０時１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