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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今日（六月十七日）下午中區恆生銀行總行大廈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校友會晚宴的致辭全文：
蘇鑰機教授(Clement)、張樹槐主席(Walter)、盧永雄副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很高興出席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校友會晚宴。環顧今晚出席的來賓，可以說是香港新聞界“Who’s Who”聚會，其中更有很多令我很頭痛的傳媒中人，可見中大多年來的確為香港新聞界培育了很多人才。
六年前大概這個時候，董建華先生宣佈了第二屆特區政府的組成，邁出了政治問責制的第一步。我有幸獲中央政府任命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告別議政論政的角色，進入決策和施政的團隊。
六年後的今天，正值政治委任制進一步深化，過去四個星期，每天電子傳媒和報章雜誌，無論是新聞報導、社論評論，還是各種小道消息，鋪天蓋地都是這則新聞。對著一群曾經、現任或未來的傳媒人，今天如果我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恐怕在座絕大多數人會要求“回水”，又或者在問答環節窮追猛打。汲取了最近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出台的經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似乎是應對傳媒的金科玉律之一。
因此，借這個機會，我想談一談對香港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的一些看法，也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與大家分享從政六年以來的一些感受。但首先我要聲明，這不是退休高官回憶錄，如果你們感興趣的是內幕秘聞，恐怕會大失所望。
先說政治委任問題。我不打算具體談國籍、薪酬、遴選過程或公關處理，這些課題相信近期立法會和媒體仍會有很多討論。我希望將眼光放得闊一點，從制度的角度看這個問題。
首先，我想說政治委任制度的必要性。先申報利益：作為香港首批問責官員的一員，我認同和支持這項制度。政治委任制度是香港政治體制設計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們邁向全面民主化關鍵的一步。
自從香港推行地方行政，並在立法會引入選舉以來，政黨開始逐步發展成長，市民對自身公民權利日趨重視，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角力更形明顯。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香港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政治化的城市。
這些急劇的變化，不斷衝擊殖民地年代留下的文官制度。無可否認，我們有一群優秀專業的政務官，有一支高效、廉潔、執行力強的公務員隊伍，這是香港社會最寶貴的資產之一。多年來，公務員都以高度專業和負責任的態度，制訂良好的政策並付諸實行。但西方民主社會的經驗告訴我們，好的政策不一定等於是受歡迎的政策。於是我們看到長於制訂政策的公務員，周旋於立法會、區議會、傳媒之間，面對各種政治壓力。
可以預期，隨著2012、2016年立法會逐步擴大民主化成分，並在2020年達至全面普選；隨著香港公民社會日漸成熟而湧現更多形形色色的利益團體，政府的政治工作無論是複雜程度還是工作量，都只會有增無減。不及時培養和儲備專業政治人才，只會令政府施政水平與社會的期望出現嚴重落差。
此外，行政長官將在2017年通過普選產生。香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並非採取執政黨形式，而公務員又必須恪守政治中立的立場。通過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在競選時必須有一套班子，協助他制訂完備的施政理念和政綱，進行選舉工程。更重要的是，在當選後必須有一個認同他的理念和政綱的管治團隊，協助他兌現選舉承諾。人從何來？曾有政府工作經驗而又具備政治能力的人才，是最主要的來源之一。
政治委任制度還有另一重意義，就是當施政出現失誤時，有關政治委任的問責官員要承擔相應的政治後果，體現問責精神。
當然，社會上亦有部分人士反對推行政治委任制度。他們主要的理據是，特首並非通過普選產生，沒有全民授權，因此由他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難有認受性。換言之，實施特首普選，是推行政治委任制度的先決條件。
我不認同這種論調。落實《基本法》，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是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意願。現在我們已經有2017年這個明確的時間表，亦正在努力凝聚社會共識，希望在2012年選舉引入更多民主成分。政治制度不能簡化為選舉制度，我尊重那些鍥而不捨地爭取民主的人士所表達的意見，但我們不能空喊口號，我們有責任確保香港政治制度的發展全面、健康，要為民主化進程提供必不可少的配套。
我相信絕大部分市民都認同，全面普選行政首長和立法機關，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制度上確保良好的管治，令政府施政做到以民為本。今天我們擴大政治委任制度，就是要在保持公務員隊伍中立、穩定的情況下，在行政機關逐步引入處理政治工作的人員，與專業公務員互相配合，令政策醞釀、出台和實施過程多考慮政治因素，盡量在前期消除或減少不必要的政治干擾，使施政更為暢順，更能為社會接受。
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就如西諺所說的“羅馬非一日建成”一樣，需要時間、需要過程。2005年政改一役，由於立法會部分人士堅持“all or nothing”，令一套不錯的政改方案付諸流水，07/08年選舉原地踏步，至今仍有許多人感到惋惜。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我們應該做的，是抱著對社會負責的態度，摒棄成見，切切實實地研究如何令政治委任制度更好地配合香港民主化進程，理順政治體制內的各種關係。
這次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所觸發的風波，輿論的反應，的確出乎我們的預期，國籍、薪酬的釐定、遴選和公佈的過程等等，社會上有不少爭議。但我覺得，應該從較積極的角度去看這些問題。
畢竟，香港有獨特的憲制安排、歷史因素和現實考慮，“一國兩制”的實施過程中難以生抄硬搬外國的一套，有許多難題要我們創造性地解決。而政治委任制度是新的嘗試，需要根據實踐經驗，不斷檢討得失，繼續完善。以今次為例，有一些問題是社會可以進一步討論的，例如在保持香港多元化、國際化社會的同時，如何處理效忠和承擔的問題；在適當保障私隱的同時，如何尊重公眾的知情權，等等。我相信，只要我們持開放的態度，清楚解釋理據，加上理性的討論，一定會找到妥善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案。
如果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歷史會告訴我們，今天沸沸騰騰的爭論，只是政治任命制度甚至是香港政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一個在萌芽期的“teething problem”，真正的考驗在於我們能否從中汲取經驗，力求改進，完善這個制度。
當前，我們應該給予新任命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時間和空間，讓他們發揮所長，以成績證明自己的能力。
下面，我想談談過去六年個人在工作上的一些感想。我不敢說我的經驗和想法能夠套用到每一位從外界轉到政府工作的人士身上，我只希望有一些可供參考的地方。
我記得剛上班的第一天，抱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六年過去了，多謝立法會、多謝傳媒，我到今天仍抱著這種心情。套一句英語常用的說法：“You guys always keep me on my toes”。的確，這有助我們經常保持頭腦清醒，不致於被權力腐化，也令我們時刻警覺，有高度的危機感，不會鬆懈，不會被沖昏頭腦。
第二，要時刻抱著謙虛學習的態度，要相信集體智慧。初入政府之時，即使我已有七年立法會和五年行政會議的工作經驗，但制訂政策的過程和具體落實，仍有許多不理解的地方。特別是政府的工作講求團隊合作，需要部門之間互相配合。面對700萬僱主，要尤其注意“魔鬼在細節”這句話，因為稍為思慮不周，忽略了某一個環節，就很有可能對700萬僱主造成不便，甚至反感，後果不堪想像。
這幾年來，我最大的感觸就是，我們的確有一支專業、能幹和盡責的公務員隊伍，在我適應政府工作的過程中，給了我很多的支援和協助。他們勇於提出自己的專業意見，每當我有一些“out-of-the-box, crazy ideas”的時候，他們總會詳細作出分析，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當然我們會不時進行辯論，嘗試說服對方，有時我投降，有時他們投降。但我很欣賞這個過程，因為每個人都有盲點，只有經過這種討論，大家擺事實，講道理，才可以避免一言堂造成的失誤。
另一點就是位置越高，權力越大，越要小心運用權力這把利器。剛加入政府時，要抵禦馬上想有“大作為”的誘惑。作為選舉策略，高呼“change”是很有效的一招。但當你坐上司機位的時候，載著滿車乘客，你就要加倍謹慎。我們經常要面對一個難題，到底是大刀闊斧地改革還是細水長流的改良更有效。沒有絕對答案，但我的經驗是，政府是一台非常龐大和複雜的機器，制度是多年累積的產物，要鬆螺絲或者換零件，最好先摸熟它的脾性，先問一問是否可以通過改良而不需要大動作，就可以達到目的。而即使無可避免要大刀闊斧，也不要同時舞動幾把斧頭，否則很容易傷及他人、傷及自己。
第四點就是，傳媒和公眾對高級官員有一套比較高的道德標準，對我們的一言一行，對我們的誠信、品格，有一把比較嚴的尺。甚至有時候對公眾知情權的執著，會超過對個人私隱權的尊重。你代表的不再是自己，偶一不慎，言行失當，賠上的代價是政府的威望。這是我加入政府後比較難適應的一個轉變。幾年來我不斷提醒自己，亦逐步接受這套遊戲規則。當然，慎言的代價有可能令自己變成一個語言無味、缺乏鮮明個性的人物，這點未必是傳媒朋友所樂見的。
最後，是對EQ的鍛煉。不論面對多大的壓力，不論面對多大的工作量，不論個人的民望如何坐過山車，都要盡量保持心態平和，只求做好本份。
我教導子女：笑一笑，世界更美妙！這也是我每天自勉的話。
謝謝。
完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７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２１時０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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