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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今日（四月四日）早上在大會堂出席紀念《基本法》十七周年研討會上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Kennedy（黃英豪）、（黃）富榮、（高）苕華：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在紀念香港回歸十周年的時候，有機會與很多年青的朋友談一談對《基本法》的感受、感覺、回顧和前瞻。
其實剛才你們唱的那一首歌亦是回顧和前瞻，那是我們在年青時候所觀看的一齣電影《跳灰》的主題曲。他們用了那首曲而譜上新的歌詞，我覺得是舊歌新用，非常有意思。原來下一代所喜歡唱的歌與我們上一代所喜歡聽的歌都是一樣的。
今天我們除了紀念《基本法》的實施十周年，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回顧過去十年的經驗以及展望未來。我們這群在香港成長的朋友，是一步一步看著香港回歸這套計劃不斷展現於我們眼前的。如果說我自己的經驗，我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幾個關鍵的時刻，永遠都是在我的腦海中歷歷在目的。
一九七八年我剛在港大畢業，當年國家開始四個現代化，繼而往後幾年是改革、開放主導。在那幾年經常有朋友會問，特別是外國人士問我們，香港會不會可以繼續成功呢？中國會不會走回頭路呢？我當年給他們的答覆，就是：國家的改革開放、現代化，是符合我們中國國情，亦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是不會走回頭路的。
到一九八二年時，我很記得在香港看電視，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前往北京開始談香港前途的問題。我們的國家總理在香港傳媒面前說了一段說話：香港有甚麼需要擔憂的呢？國家已經為香港定下了一系列的的長遠方針政策，保持繁榮穩定，這些是國策，是不會改變的。
在往後兩年，由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中英談判開展，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以及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終於達成了《中英聯合聲明》。
在一九八四年九月，當年我在香港政府駐英國倫敦的辦事處工作，任期三年。當年的駐倫敦專員就是姬達爵士，即是前布政司以及前廉政專員。我記得在九月公布的《中英聯合聲明》前的上午，姬達爵士召了我進入他的辦公室，把《中英聯合聲明》給我看，他叫我看完後告訴他我作為一個年青的政務主任的看法。我返回辦公室翻閱《聯合聲明》，看完後我告訴姬達爵士，文件非常全面，所有香港成功的要素已經可以全部保留。
到一九九七年，我負責交接儀式統籌處的工作。六月三十日我們處理了交接儀式，七月一日凌晨我們舉辦了就職典禮。在七月一日的晚上，我們在維港看煙花匯演和花船巡遊，我心裏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十三年那麼長的過渡期終於完結，香港終於可以揭開新的一頁。
「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以及「一國兩制」，其實是有一個主軸思想，就是自從國家在四九年建國以後都是堅持「和平與發展」的道路方向。如果沒有「和平和發展」這個主軸思想，就不會有「改革開放」，亦不會有「四個現代化」、不會有「一國兩制」。
在香港回歸十年，我們經歷了不少大大小小的事情，總括來說，我們面對了三個挑戰，豎立了三個里程碑。
第一個里程碑就是《基本法》推動了香港的經濟轉型。特區政府在九七回歸時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應付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其實，在回歸前幾年，我心裏已經意識到，政府部門在回歸前十三年用了絕大部分的精神、時間來處理要順利回歸的事宜，我們就社會、經濟、民生的政策是準備不足。所以在亞洲金融風暴到來後，我們要急起直追，在六年的衰退期，香港經過了一段最艱難的日子。但幸好，我們有《基本法》、有「一國兩制」，可以與中央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把香港從谷底可以借力拉上來，推動經濟復甦，進一步的轉型。
這方面帶領我談第二個里程碑，就是《基本法》是能夠讓香港發展新的空間。CEPA是一個新的發展空間，在一九九○年訂立《基本法》時，沒有人會想到香作為一個特區可以與中央簽訂一項自由貿易協議。因為《基本法》保留了香港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身份，而中央在加入WTO以後，我們能夠與中央簽訂這一套自由貿易協議。
但其實，新的發展空間是不止於經貿範疇，在國際層面有不少未用盡的空間。去年，我們看到陳馮富珍女士以一位中國公民和一位香港專業人士的身份，她可以參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亦能夠成功當選。所以這是我們要珍惜《基本法》所賦予香港人的。
第三個里程碑，就是《基本法》不斷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香港在回歸後，我們的民主進程和透明度、選舉制度，較回歸前更開放。回歸前的總督是由英國委任，香港人是沒有參與的份兒。
剛剛過去的香港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大家看得很清楚，我們有八成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支持曾蔭權先生連任第三屆的行政長官。而這次投票結果是與各大民調機構、大學機構所做的民意測試是吻合的。這再一次證明我們香港的選舉委員會有充分的廣泛代表性，能夠反映香港社會的意見。
在立法會方面，自回歸以來，我們已經把直選成份由三分之一逐步提升至一半。在二○○五年特區政府盡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一個按照《基本法》的民主方案，建議於二○○七年把我們的區議會議員全數融入一千六百人的選舉委員會中；二○○八年的立法會的組成有十個新議席，一半是由地區直選產生，另一半其實是由地區間選產生，因為是由區議員互選。
雖然當年這個○七/○八方案未能夠爭取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但我們在社會上有六成的市民支持，在立法會內有一半的議員支持。
與此同時，我們在過去十八個月努力不懈，我們逐步推動落實普選模式的討論。行政長官成立了策略發展委員會，亦承諾了第三屆政府在七月成立後，會推出《政制發展綠皮書》，從而希望香港社會在未來一段日子就落實普選方案的路線圖和時間表能夠形成主流意見。
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政治體制的茁壯成長，是需要往下紮根、往上結果子，不單止牽涉到我們選舉制度的改變，我們需要有政治人才的軟件，我們需要逐步建立香港的管治情況。
這三個問題目前是平衡並進地發展，選舉制度我們將會有綠皮書；政治人才，我們將會推動副局長及局長助理，新的兩層政治委任制度；至於管治傳統，大家可以從最近的行政長官選舉中看到雛形，雖然目前行政長官是間選產生，但不同的候選人需要向香港社會全面交代他們的施政理念和政綱，亦要在電視屏幕前充分釋、交代他們的施政理念。
所以我認為這三線的平衡發展有一天是會匯聚的。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之日，就是香港政制成熟之時。為甚麼我這樣說？因為到我們普選行政長官時，行政長官候選人需要一方面爭取市民的認同與支持；另一方面，他們需要有全面的班子，協助他在社會上做工作，協助他草擬施政政綱，以及爭取不同界別的認同。在選舉前要充分交代他的施政理念；在選舉後他就要靠這個班子協助他落實他的施政綱領。
剛才有朋友問及我們如何可以確保行政主導。我再回答一次，因為我們現時的兩個選舉制度：一條軌跡就是選出行政長官，另一條軌跡就是選出立法會。這與英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其他普通法區用國會議員組成政府的模式是不相同的，我們是比較接近美國。選出政府首長是一條軌跡，選出立法機關是另一條軌跡。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百分之一百可以確保政府在立法會中必然有足夠的支持。這是需要靠政府自己努力，而這就是要把政府本身的施政理念與不同的黨派，特別在立法會裏有票的黨派結盟。有一天，我們要正式成立一個政治聯盟，這樣才會有更大的機會讓我們可以「說得出、做得到」地全面落實參選期間所作出的承諾。這是《基本法》給予我們的基本條件，我們要在這個基礎上建立這些政治管治的傳統和安排。
在過去三十年，我們提出過不少的問題。一九七八年有人問中國會否走回頭路；一九八四年有人問香港可不可以落實《聯合聲明》；一九九七年時有人問香港會不會繼續成功；到二○○七年有人問香港會不會有普選。其實四套問題根本都是一個問題。世界有人問香港人到底會不會屹立不倒？會不會可以繼續成功？我的答案很簡單：如果九七回歸這麼重大的歷史憲政問題，我們都能夠處理好；○七年以後如何落實普選，我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處理好。只要大家放下成見、求同存異，我們就有根本的條件。
但在走這條路，我們要抓緊我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成果，當年的成果是實質的，我們處理了香港回歸、亞洲金融風暴、推動香港的經濟轉型，亦做了局部民主化進程。這些經驗是寶貴的。過去的二十多年，既然這麼重大的問題我們都可以處理好，面對二十一世紀往後的發展，我們就要把握着香港這些成功要素、要沉著應戰、要務實、要有決心、要兼容、要篤信「一國兩制」是歷史的創新，只要這樣做，我們一定會繼續成功。多謝大家。
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２１時０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