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為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今日（十月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楊森議員提出有關「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議案的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女士：
稅制改革諮詢開始至今，討論的焦點一直是應否引入商品及服務稅（以下簡稱GST），而稅制改革的背後理念，社會並未有深入探討。特區政府提出稅制改革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建立一個公平的稅制穩定稅收，才可以創造有利條件，讓政府處理多項長遠問題，為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更多的支援，創建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
在剛過去的星期一，我與二十多名傳媒機構朋友見面。當中有記者問我，既然立法會的動議辯論對行政機關沒有約束力，我為何這樣「在意」立法會今日提出反對GST的議案。我的答覆是：我關心這項議案，不單因為它一意反對這項正在社會中討論得如火如荼的政策建議；更重要的是，我擔心楊森議員及支持這項動議的議員及其政黨或團體，會否因為錯誤掌握市民在稅基問題上的最終訴求，以至錯失了，甚至窒礙了為長遠解決稅基問題的理性討論。
楊森議員的動議簡短但決絕。短短十二字的動議不留餘地反對GST。從政治角度來看，各政黨若將GST簡單地定性為新稅項，會加重市民負擔，要反之而後快，我不難理解。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不能事事只作政治的盤算，面對社會大眾的長遠利益，政府要有「迎難而上」的勇氣。政府要求的只是一個機會，能夠與大眾一起理性地討論GST是否解決稅基狹窄的良方，有機會進一步解釋GST的理念，推行細節及成效；有機會尋求市民最接受的方法，確保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正正是為何我們公布了一份長達84頁的諮詢文件，又訂下為期九個月長的諮詢期，好讓政府、民眾以及議會，共同商討，達至共識。
不過，楊森議員所提的議案若不被修正而獲通過，難免給人一個印象，就是視而不見，明明有難題擺在眼前，却避而不談。
我感謝李國寶議員提出修正議案，鼓勵公眾繼續就擴闊稅基的方法進行討論，亦給予社會一個機會，就改革稅制的問題，尋求一個獲大多數市民接受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修正議案鼓勵市民與政府繼續對話和商討，表達意見，求取共識，發揮真正議政精神。
自從政府公開諮詢GST以來，政府在首三個月的諮詢期內收到超過1,300份意見，並先後進行了26場研討會及在各區進行了超過50場不同形式的地區層面討論會，也參考過一些意見調查。我們初步總結出下列幾個看法：
＊ 大部分市民認同香港稅基狹窄，即是由少數人承擔大部分稅務責任，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多數人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但是，在如何解決稅基狹窄的方法上，市民仍未有深入的討論和共識。
＊ 縱使市民暫時未能接受GST，他們並不反對繼續討論稅基狹窄的問題，更不認同因此而要擱置諮詢。
＊ 市民對GST的保留，有源於對GST的一些不了解，例如擔心破壞簡單稅制、行政費用高；又或擔心GST會加重市民的負擔；更有人擔心GST會擴大貧富差距。亦有意見認為GST在一些民生基本的開支上，應予豁免，以減少基層市民的負擔。
上述意見非常清楚和非常明確地顯示，市民縱使對GST持有不少的疑問和保留，這並不表示他們要在這一刻終止有關稅基狹窄和GST的討論。這與楊森議員議案的目的和後果，大相逕庭。據我所知，自這個議案提出以來，已有多個商會和專業團體去信立法會主席，認同現今稅基狹窄，應該繼續研究討論擴闊稅基的有效方法。
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在餘下的諮詢期內，進一步向市民解釋稅基狹窄帶來的問題，也有需要和市民討論各種解決方法，以及GST是否最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對策。
剛才各議員就動議發言時，對GST和稅基狹窄的問題，也提出了一些質疑，我必須在此澄清，使今日的討論更見清晰。
香港的稅基問題，簡單來說是指由少數人，尤其是中產人士，承擔大部分稅務責任。而政府收入，又過份依賴三數項易隨經濟大幅波動的收入來源。有人認為，香港幾十年來都以現行的簡單而狹窄的稅基，維持經濟發展，因而無需要改變稅基或稅制。但是大家都理解，今日稅收不能再偏重土地收入；社會經歷過 1998年金融風暴、2001年美國911事件，以及2003年「沙士」的打擊，這些危機所帶來的經濟困難和艱辛，大家都記憶猶新。要維持社會持續發展需要和應付改善民生的訴求，我們要有穩定的收入，擴闊稅基是合理而可行的方法。
亦有人指出在現今制度下，市民在租樓或買物業時，已付出高昂代價，而政府在過去一直取得大筆與土地有關收入，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稅基已很廣闊。我必須指出政府的土地收入，波幅其實非常大。在過去8年中，土地收入最低是54億元，而最高是348億元。再者，香港作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系，我相信市民對生活環境及居住密度的要求會不斷提高，再加上土地是極為有限的資源，因此，我認為在97-98年賣地收入的高峰，不容易重現。而政府未來的賣地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我相信會減低。要維持政府財政穩健，達致經營及綜合帳目收支平衡，我們必需有來自廣闊來源而又穩定的經營收入，以維持政府的日常開支，提供與市民息息相關的服務。
有議員認為政府建議開徵GST，是為徵稅而徵稅。就此，我試列舉一些近年政黨和團體冀望政府減免直接稅項及開展改善民生措施的要求，並臚列了所涉及政府開支，以及政府為應付未來挑戰而需在個別的政策範疇投放的資源，使大家清晰了解，聚焦討論：
＊ 有人提出大家耳熟能詳、聽過多次的口號式「將薪俸稅制減至2002-03年的水平」，如果減至2002-03年水平的話，每年政府稅收會減少52億元。
＊ 有人認為政府應多投放資源在教育上，這點我已聽過多次。在特首上星期宣讀的施政報告中，已提出撥款20億元，資助幼兒教育，這是他諮詢社會後作出的決定。亦有很多人提議小班教學，若實行的話，將教學人數降至25人一班計，每年額外經費約需24億元。
＊ 內地改革開放非常快，現代化也相當成功，香港若要配合知識型經濟帶來的挑戰和轉型，將現時18%適齡大學學位名額增至35%，每年約需額外支出80億元。
＊ 隨着人口增長，人口老化及對醫療服務需求增加，初步估計醫療開支到了2023年，會增加500億元，即達800多億元。世界各地的醫療融資制度不外乎由稅收支付、或全民保險制度、或私人保險、或選擇性保險再加上安全網。在未來的醫療融資制度內，政府可投放甚麼程度的資源，這是需要公眾討論。
觀乎各政黨、各議員每年在我草擬財政預算案期間所提出的「訴求清單」，我可以說上述要求不單是耳熟能詳，其實只是冰山一角，這張清單是很長的。若我們未能擴闊稅基，不能穩定收入，就要求政府滿足以上的種種訴求，就有若緣木求魚，很難有結果。
有議員認為稅基狹窄帶來的衝擊不在今天而在明日，將來才會發生，因而建議「明日愁來明日當」，即使要擴闊稅基，也可留給下一代；反正要推行GST，幾年便可完成。但我們就稅基問題，反覆討論了多年，如果今天將具體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束之高閣，而香港的人口老化，供養比率日益沉重，稅基狹窄所衍生的問題，不會自動消失，只會越來越逼切。假若說「明日愁來明當」，要將積蓄消耗到危險水平才去想辨法，這是否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呢？
又有議員認為香港財政儲備豐厚，不必杞人憂天。只要寄望將儲備連同外匯基金的所謂「萬億」儲備，進行「進取投資」，期望高風險搏取高回報的收益。我對這種建議，不敢苟同。雖然我和金管局不時檢視我們儲備中的投資組合，我深信市民亦同意儲備投資應在風險與回報間取得適當平衡，而不應急功近利。我留意到最近亦有金融學者指出，寄望通過改變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的分帳比例，提供穩定政府收入，實屬「天方夜譚」，我非常認同此看法。紙上談兵和實踐是不盡相同的。
將香港放在國際平台上，我們亦不能無視其他經濟體系減低直接稅的趨勢，這趨勢對我們的競爭力，形成一定的壓力。在2000-2005年期間，歐盟各國把公司利得稅稅率調低約 10個百分點。香港則與世界趨勢背道而馳，在同期提高了利得稅稅率1.5個百分點；而薪俸稅方面，亦在2003/04年和2004/05年度，共調高了標準稅率1個百分點。早前，大家曾就特區未來經濟發展會否被邊緣化有很熱烈的討論，但為甚麼一到了研究具體的解決問題方案時，却又不願多談，情願盡快結束呢？
其實，現在經濟蓬勃，通脹較溫和，失業率更創五年新低，正是理想時間，對特區公共理財問題，大家作出深入探討，尋求一個穩健的公共財政制度。反觀，在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的時候，不適宜討論，更不是開徵GST的時候。
我剛才提及市民對GST的一些擔憂，我想在這裏作出一些回應。公開諮詢以來，市民對GST的保留，部分是基於GST對幾乎所有的商品、服務和日常開支（如搭巴士、睇醫生）都要徵稅。有人又認為，在推行GST時，應對一些市民基本用品及服務進行豁免，並以累進方式對奢侈品加徵較高稅率。這些意見，在政府決定推行GST時，是可以討論和研究。
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是本着公平、能者多付的原則去設計稅制改革和GST這建議。因此我們建議盡量減少豁免，而用現金津貼的方法，保持低收入階層的購買力。這個做法可以保持制度簡單，減少行政成本，更重要是確保能者多付，及社會有限資源可集中用在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低收入家庭。不過，若社會普遍認為GST能否被接納，取決於基本消費商品及服務能否酌量豁免，我相信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研究和商討的範圍。例如，若從GST徵稅中豁免公共交通、公共醫療、政府及資助中小學校學費等項目，預計每年GST收入減少約14億元。應否又或如何豁免，而又不損GST稅基和成效，都是這次諮詢可以商討和研究的範疇。所以，我不同意有批評指此建議一是「照單全收」，一是「否決」。
我在諮詢開始的時候，以及近日的初步總結上提過，我們希望與市民商討的是三個一環扣一環的問題：（一）目前稅基是否太窄；（二）稅基狹窄應如何處理，GST是否最佳解決方法；（三）若市民願意考慮GST，應如何推行，若不接受，又有甚麼其他解決良方。
我認為市民有必要，亦希望社會整體能夠理性地商討上述三個問題。如前所說，從諮詢開始至今，市民大體上明白和接受稅基狹窄是個需要研究及解決的問題。餘下來的相關問題，在坊間有爭論，有不同意見，本屬無可厚非，但不應將GST說成洪水猛獸，因而故步自封，閉目塞聽。
因此，政府對市民是否認同GST是解決稅基問題的最佳方案，持開放態度，並樂意同時討論其他可行方案。事實上，鄭慕智先生領導的專責小組就曾考慮過不少擴闊稅基的方案。在我們討論，甚或反對GST的同時，我希望立法會不會吝嗇與市民商討其他方案的空間，體現開放和客觀的議政精神。
在諮詢期間，有不少政黨在反對GST時高舉旗幟要確立一個公平、公正、能者多付的稅制，並希望藉此達致財富再分配的理想效果。他們希望稅制能夠讓各弱勢社群，可以分享到更多的社會資源，將貧富差距拉近。有議員及團體寧可增加利得稅和薪俸稅稅率，又建議引入累進利得稅稅率，或開徵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電費稅及環保稅等新稅項，以代替GST。
既然社會有上述的建議，政府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討論這些不同的方案。而這些方案與GST亦無須互相排斥。再者，將它們跟GST比較研究，集思廣益，將有助尋求共識，改善長遠公共理財。
稅基狹窄並不是我們憑空想像出來的難題，多年來，多個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信貸評級機構，都不約而同指出香港稅基過於狹窄，必須正視。我們不能無視這些專業分析。我今日亦沒有聽到有效理據指出這些分析不對。
同時，人口老化是未來二十年香港面對最嚴峻的問題之一，由此帶來公共醫療及福利開支會呈幾何級數增長。人口老化會帶來一連串的經濟及社會問題，當然不能單靠稅制改革解決問題，我們必需要有一籃子的政策和措施配合回應，如人口政策，促進特區和內地進一步融合等。但是人口老化帶來的開支增長和稅基進一步萎縮，是任何一個關心香港長遠利益的市民，都不能夠避而不談的。此外，面對全球化競爭，香港要走向知識型經濟，政府需要長期持續增加對教育、培訓的投資。香港未來不單要維持繁榮，還要提升競爭力、提升人口質素及提升生活質素才不會被邊緣化。我們今天開始就要作準備。
主席女士，今日幾個黨派結盟逼使政府放棄GST的諮詢。如果這個議案獲得通過，表面上是個別政黨和議員的勝利，但議員不能不深思，這個動議是否剝削了市民的機會，去討論一個切身的稅基問題，損失的正正是廣大市民的長遠利益。各位議員，市民期望你們不單止能夠反映他們的意見，更希望你們能夠幫助他們深入理解及分析問題。楊森議員的動議明顯與這一點背道而馳。我仍希望議員會在深思後，支持李國寶議員的修訂，讓立法會議事堂，能夠不避艱辛，繼續就香港稅基問題、香港長遠發展和利益，廣開言路，理性討論，履行市民賦予各位議員的議政責任。
多謝主席女士。
完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９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２３時０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