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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出席逸夫書院嘉賓講座答問環節的談話內容（只有中文）：
主持：剛才你說到英國首相貝理雅講求彈性，但大家都知道，你其中一位很佩服的政治領袖邱吉爾，則以「死硬」、剛烈、頑強等見稱，這與你所說的彈性是否有一點矛盾和衝突呢？
行政長官：我又要說一個故事了。正如你所說，大家都知道邱吉爾是一個頑強、誓死不屈的人，而且他有多樣憎惡的東西，這當然包括希特拉，還有蘇聯。當他聽到希特拉已經入侵蘇聯國境時，第二天他立即到BBC電台，鼓勵全英國國民支持蘇聯，當時立即引起很多大反應，黨內、黨外和報章都攻擊他，問他有沒有弄錯，為甚麼會反口呢？你們知道邱吉爾怎麼回答嗎？這是十分發人深省的，他說：「如果希特拉打入地府，我也會到下議院、國會，為閻羅王請救兵。」這證明他對信用有所堅持，但他亦認為務實政治有它彈性的一面。
學生：首先多謝曾特首有「guts」來到中文大學演講，還認真地回答學生們的問題，並不是一句簡單的「早晨」就迴避過去。我問的是一個有關於銷售稅（GST）和時機的問題。如果你是想連任，銷售稅就並不是太適合現時推銷；但如果你成功連任，GST就不需要現在就進行推銷；但如果不幸地未能連任，GST亦未能去推行。蔡子強有一本書，評論你是最可以掌握時機管理的表表者。為甚麼你選擇在這個時機去推銷GST呢？是因為你太有信心你可以連任？還是你想在經濟衰退前速速推行GST？你可否解釋一下為甚麼你認為現時並不是推銷GST的壞時機呢？
學生：我想問曾特首你說你認為香港應該推行務實政治，而你亦認為特首這份工是踏實的而不會有個人主義的，我想問一問曾特首，香港市民對這樣務實的領導，可能會覺得曾特首對香港的貢獻並不是那麼大，或會對特首有些不滿，你應該如何去面對呢？
行政長官：多謝同學的提問。關於GST的問題，在處理實務時，你不能夠揀擇所有的時機，想在政治上你認為是最適合的才去做。剛才同學提問時，有一個假設，就是認為我一定會連任或是再選舉。其實，往往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如果把自己的虛榮心、目標放在前，所得到的效果未必是那麼好的。但我看到一個現實，我們經過金融風暴，消失了一千九百億元的儲備後，現時，我們勉強可以平衡預算案。我們自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下一次同類事情發生，或是不幸地香港有禽流感時，我們需要動用很大筆的資金，是否可以一次「清袋」呢？「清袋」後我們如何是好呢？我們沒有了儲備如何是好呢？是否借債渡日呢？我們要回想一下，我們研究稅基窄闊的問題，已經研究了六年，在二○○○年時，當時的財政司司長覺得經過金融風暴後，是需要研究這件事，在研究了六年後，經過了委員會、獨立小組的商討，並研究各種方案後，覺得銷售稅是有吸引力的，應該要做的。我們亦說服了行政會議，這是唯一的方法。我總覺得現時香港市民的心情比較好了點，經濟環境亦好了點，我們是有條件客觀地討論這些爭論性大的問題。我們的同事很清楚知道，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不會受到歡迎的，一定會給人唾罵的，但作為政府有這個責任感，我知道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做的話，即使有共識，推行的時間也要有三數年的時間。我們面臨這樣的挑戰，香港人口老化，在納稅人等於我們工作人口小半的情況下，再繼續惡化，我們是否要老人家「臨老不能過世」呢？怎樣才可以應付到擴大了的醫療開支呢？怎樣才可以應付要求日多的服務上的改善呢？社會福利方面的要求呢？特別是民粹主義一直會跟着時代的開放和我們民主制度更開放而增加時，我覺得政府是不應該迴避，不應該為了有競選、選舉而放此在一旁；不要因為自己個人或是自己在政府裏的知名度或是支持率會下降而不去做這件事。這是我所想的，多謝你提出這個問題。
關於務實政治不是出色的英雄人物，會不會對社會沒有貢獻呢？我覺得這方面你不用擔心，有一件事是我十分相信的，就是相信香港市民，他們會作出很明智的決定。英雄人物並不是在當代發生的，往往是在事後，歷史會給你一個很好的評論。我並不是想做任何的英雄，亦不想做任何的歌功頌德的事，我只是覺得我應該做我自己所做的事，體諒市民的苦況、看到市民的要求，做我應該做的事。
學生：曾先生你剛才說到「言出必行」，是一個務實領袖應有的態度，我是非常讚成的。我記得曾先生去年說過不能接受工資水平低於綜援水平，現時民間有聲音提出為最低工資立法，讓工友可以維持一個起碼的綜援水平的生活，曾先生你會不會考慮為最低工資立法呢？上次張建宗先生向職工盟說過，政府會考慮「社會約章」，我想問，如果由「老闆」自願推行的話，而那些「老闆」不自願，政府如何打算呢？基層市民方面，政府會不會有其他方法去幫助他們面對低薪的問題呢？我希望曾特首會在你的任期內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你曾經說過你要「言出必行」，希望你能夠實踐你的諾言。多謝。
學生：曾先生你好，剛才聽你說過當權者作為領袖有兩件事需要做到的，第一是不可以趨於時勢；第二是不可以思想僵化，要多與群眾溝通。我想聽一聽你的意見，你作為一個領導者可以如何與時俱進，甚至可以做到你所說的提供願景，不要緬懷過去，甚至乎可以做到政治家應有的預知能力，希望你可以回答到我的問題。
學生：曾特首，你好。剛才你說到作為一個務實的領導，面對一些教條，適時應該要放下，但似乎曾特首說的這些教條可能對很多同學，或是對市民來說是一些基本的社會公義，例如我們要求的最低工資或是最高工時等事項。當特首剛才強調要「福為民開」，我相信這些都是施政理念，但似乎在你談這些是要堅持的議題時，為甚麼一些我們覺得是基本的社會公義，你卻覺得可以隨時因應現實情況而讓步，或是慢慢地爭取呢？你亦談到要重視細節，政府現時推行的最低工資也只是以一種約章的方法，我們早前看到政府推行過很多不同的約章，基本上成效都不是很大，既然你那麼重視細節，究竟實際上這個約章可以如何去執行，以及在沒有適當的監察下，是否只是提出這個約章，工作便完成了。我想問一問，這是一個怎樣的務實領導呢？
主持：大學生們似乎最關心的都是一些社會公義的問題。
行政長官：應該的，正如我剛才所說，一定要有理想、有夢想的，社會公義是十分重要的。實際上我自已也不時圍繞着這些問題思考。在社會公義上，我們要尋求多方面：第一，要講出主旨，社會公義為甚麼對我們的社會是重要的，亦把這種公義引證到你自己所說的，譬如是最低工資。在這方面，經濟學家都會覺得公義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有些覺得如果你追求最低工資，就是反公義，原因是會剝削了一些人的工作機會；有些就覺得這是必須要的，但我經過這麽多年，我講出我的心意，希望大家都會明白，當我們的勞動市場已經被一件事扭曲了，就是綜援，之後我們要面對的事實就是我們不能把工資水平低於綜援的水平之下，這是實際上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希望勞顧會能夠尋求一個好的解決方法，現時他們正在找尋一個共識。剛才你所說的是技術層面，就是我們用甚麽方法，究竟是約章，或是立法？我相信亦希望這件事會解決。我希望在我任內這件事可以向前推進，但我清楚知道不能夠妄顧一邊人的意見，一定要聽多些人的意見，尋求共識才做。多謝你給我意見，我一定會為這件事擔憂，想出解決的方法。
剛才另一個同學問到我們如何才能做到說「與時俱進」，作為從政者，正如我一樣，的確是十分艱難的。自己用的時間不多，外出的時間很少，如今早來這裏前，我在上午八時四十分開了一個會，另外在九時三十分開第二個會，十一時開第三個會，在開完第三個會後，中午十二時前要趕到這裏來，所以真正走出街上見群眾的機會很少，但我很珍惜這些機會，我會繼續這樣做。今次我與你們見面，見到一群年青人，聽你們表達的意見，我很多謝你表達了對最低工資、社會公義的熱情。另一方面，我自己如果有時間，在放假時、工餘時，亦會跑出去，找一些個別界別人士，或是個人或是一組人，與我傾談。而且我每天都會花很多時間讀報，我早上在早餐前會看四份報章，早餐後看另外四份報章；跟着在八時四十分我的同事會告訴我其他報章的總結是甚麼，而我亦會把這些問題與我的主要官員分享，看一看民情在哪一方面。我相信、亦希望我們的領導班子裏，不同年紀、不同背景，加上這些實際報道，以及我們與民眾接觸的機會，綜合來說，我希望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對於市民所求的，我們會在最快時間回應，不論是電台晨早節目，或是報章，你也可以看到我們政府是會在第一時間作出回應。我希望能夠做到「與時俱進」，但永遠都不會有全美，作為政府，我有一個責任，我會認同這件事。
對於最低工資立法的問題，我很明白社會特別是勞工界對這方面的訴求，我對這方面亦相當同情，但我們要找尋一種方法，能夠得到共識、得到立法會的支持，這是更加重要。
學生：曾蔭權先生，你好。我是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我想這個問題是許多大陸學生所關心的。我從大陸來到香港以後，深深感覺到大陸與香港兩種不同制度的衝突。我的問題是有關於香港對國家的認同感，因為來到香港以後，我聽到比較多就是香港學生會說：「你們中國人怎麼樣……，我們香港人怎麼樣……」我覺得國家認同感在香港是非常淡薄的，我想問曾蔭權先生，你怎樣看待香港這麼淡薄的國家認同感，還有香港政府在那些方面採取措施，加強國家認同感？或者是國家認同感僅僅是一個官方文件上的東西？謝謝。
學生：特首，你好。很高興聽到你喜歡閱讀報章，因為這與我的問題有關。前天，陳方安生出席一個午餐會，她發表了一番言論，她認為強勢的政府並不特別可取。你對這種言論有甚麼意見呢？以及你是否認為你在領導這個政府時是過分的強勢呢？
主持人：是「強政勵治」，還是「良政勵治」？
學生：曾特首，你好。我姓王，是政治及行政學系三年級學生。你剛才說到一位從政者，應該有一種信念，或是價值觀；你剛才亦提過公義、自由等，在你的心目中，你覺得那一種信念或是價值觀是最重要的呢？另外，剛才有一位同學亦提問過，你說過作為從政者或是領導者，應該為一個地方提供未來的願景，同時亦要指出現實問題所在，你作為我們香港的領導人，你對於香港的未來願景有何想法？以及如何去達到，或者是現時正面臨甚麼困難，令你不能夠達到遠景呢？
行政長官：這三個問題，實際上每一個都可以講半小時。對於香港人面對一個國家的事實，心情也不同了。一九九七年以後，特區政府作出了很多努力，在教育方面、在社會工作方面，我們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我們要面對的一些事實，就是這種事情是不能夠壓迫的，香港人是有自由的，他們每一個人，特別是對共產黨，有不同的感受，是需要一段時間。特區政府做的工作分為幾方面，第一就是教育方面，推廣方面我們也會做，而我自己每一年到內地很多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帶香港的商人到內地找尋商機。但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很清楚知道，是我要把香港的事情介紹給內地的同胞，還有最重要的是把內地發達的情況介紹給香港人，希望不同階層的香港人，知道國家發生甚麼事情，國家強大起來，國家現在已經站起來，不僅是一個軍事大國、政治大國，還是一個經濟大國，一個比較開明的國家，有英明的領導。我很相信這種事情，我們每一個人，在坐的是中國人，不單是香港人。我不知這位同學的老家是甚麼地方，但是我很清楚，我們的老家是香港，我們的民族是中華民族，我們是中國人，這是很清楚的事實。我感覺到一般香港人現在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
對於政府「強政勵治」這個問題，「強政勵治」背後有幾項假設：政策一定要是良性的，這是政治的第一課，如果政治本身不是良性的、政策不是良性的話，就不能夠推廣；另外，還需要有共識，如果你看一看我解釋「強政勵治」時，我說得清清楚楚，背後的理念，就是有共識、有分析、有理據、有民情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普羅大眾會接受這個「強政勵治」的理念作為政府的施政方針。其實，任何的政策能夠達到公眾支持、社會共識、立法可取時，我不理會它是「姓強」、「姓良」都是一樣應該接受的。
如果一個政府沒有公義的話，根本就不可以存在，如果沒有理想的話，就不會得到民眾的長久的支持。在我來說，我與我的同事每一天都要圍繞着這個主要的價值觀辦事，要尊重香港人的自由、公義，平等、法治的精神。我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圍繞着這幾項大目的而辦事，是永遠都不會改變的。香港發展的願景我是很清楚的，我們作為一個進步的城市，七百萬的人口，我們的基建，我們所有的一切，我們是東亞區的一個服務中心、金融中心，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強項。現時亦能夠配合國家現在發展的情況，以及全球化，趨向高增值的情況下，香港是有一個很有利的地位。這是我個人、我們香港所追尋的願景，亦是我為甚麼利用國家「十一•五規劃」的機會，希望把這個意思傳達出去，讓香港人深入研究我們香港長遠的路向。
校長、Edgar（鄭維健博士）、Ivan（蔡子強）、各位同學，多謝你們給我一個機會與你們見面，與你們對話。希望我下一次到來，你們同樣可以與我一起對話，外面可能亦有一些示威，但好像今日他們那樣，一樣尊重我，讓我進入這裏與各位對話。多謝各位。
完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９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１９時５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