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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今日（七月六日）出席策略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及生活質素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今日社會發展及生活質素委員會第二次進行人口政策的討論，上次已討論了一次是關於鼓勵生育和如何提升人口素質。今次主要是集中討論三個課題，一個是人口老化所衍生出來的問題，第二是各種各樣社會福利的資格，領受資格界定的問題，即是那些人可以領取。第三個問題是跨界領受福利的問題，即可攜帶福利的問題。
為何提出這些問題，一個當然是人口老化的問題，一個考慮到越來越多香港人不在香港定居，或者打算離開香港到外地定居，但他可能要在香港領取福利，或希望將香港所得到的福利帶到其他地方，就引發出這些問題。
首先是人口老化的問題，全部人都同意香港人口老化是未來我們所要面對重大的問題。大家也知道在二○三三年，有四分之一的香港人是六十五歲或以上。但大家也知道我們的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一個即時要面對的問題。現階段來說，相對其他發達國家，香港的人口結構暫時相對不算太老，但當然也不是年輕。因此我們大概有七至九年的空間去籌劃我們人口老化的策略。但如果這七至九年我們不好好做一些工作，可能人口老化的問題日趨於嚴重時，我們可能出現一個應對困難的狀況。
大家提出一點是，將來我們馬上面對那種人口老化的問題是比較難處理的。之後的人口老化問題可能較為容易處理，原因是我們未來十至二十年裏所面對的老年人口，他們的教育水平和知識技術水平是偏低的。過了這段時期，隨著我們年青一代的教育水平不斷提升，比較年老的人的教育水平較為高，知識水平亦比較高。他們所面對的老人問題和我們即將要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性質是不同的。所以現在我們只集中處理那種比較短期我們要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即是說九年後我們要面對的那種人口老化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人口老化會帶來甚麼影響，可能令經濟發展受到影響，勞動人口可能會減少，更多的資源可能會用於照顧老人方面，而不是用來發展經濟。
人口老化又可能涉及整個社會的新的知識累積，不足以應付經濟發展的需求。人口老化可能產生大量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險的問題，這些也會對社會造成負荷。年老人還要有很多社會生活方面的問題要照顧，特別那些獨居長者所面對的問題更大，如何令他們在年紀大之後，還有一個有意義的社區生活，這是要面對的課題。這些課題大家其實是心知肚明，亦都同意要扭轉人口老化的趨勢，是近乎不可能的。要單憑要從本地人口改變的角度來看，譬如要靠鼓勵生育，經過這麼多次的討論後，經乎所有人都認定，是沒有效果的。通過鼓勵生育來扭轉或者紓緩人口老化的趨勢是幾乎沒有可能的，沒有可能令香港年青人會增加生育來彌補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影響。因此經過這麼多次的討論，大家一致認定要紓緩人口老化的情況，只能通過引入外地的人，包括引入外地的人才。我們現在不單需要人才這麼簡單，我們還需要年輕人。所以有些委員提議是否可以儘量讓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儘早到香港，令他們接受香港的教育，在香港成長，因此對香港有歸屬感，更加能為香港服務。
今次的討論令我感到最有趣的，不是大家擔憂人口老化所帶來各種各樣的負擔，包括老人退休財政開支的問題，或老人退休後老人社會生活的問題；反而很多人覺得要從一個積極樂觀進取的態度來對待人口老化的問題。核心的想法是要將老人看成社會的資源，而不要看為社會的負擔。這個看法有多少近似現在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特別是北歐國家對待人口老化的態度，尤其是資訊科技發達和知識增長的今天，年紀老不等如他一定不能夠發揮作用，因為我們不是依靠這些人去進行體力勞動，老人家可能累積更多知識和智慧，在現代科技配合下，仍然可以發揮相當大的作用。因此從人口政策策略角度來看，如何好好利用老年人的資源來推動香港經濟的增長，強化我們的生產力，和令老人家可以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令老年生活有意義。
當然許多委員提出不同的建議，有些提出要延長退休年齡，要由政府帶頭，但反對立法強制私人機構跟從。有些人認為延長退休年齡可能會過份死板，應該引入一種所謂彈性退休計劃，有些人可以早些退休，有些人可以遲些退休；又可能引入一些彈性工作安排，有些人可以做兼職，不一定要做全職，或者有選擇性地在某些時間工作，其他時間則不做。
當然有些委員反對延長退休年齡，這是屬於少數。即使政府要引入，他們都認為是不適當，因為這會阻止年青人上位，窒礙他們的晉升機會。唯一可以考慮的是仍然保留退休年齡，但退休的人仍然可以用某種方式繼續工作，但就不在正規的職級架構裡，這就不會阻礙別人上位及得到發展機會。但背後實際上都說政府及社會要採取一種所謂積極措施去令老人繼續可以有建設性地發揮他們的作用；無論在工作崗位上，或在社會上。但要配合這些情況是要引入一些終身學習的機制、再培訓、及各種各樣可以令到年紀較大的人都可以繼續為社會服務或進行有薪酬的工作。這些是需要這個政府及社會各方面作出配合。即是說，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大多數委員似乎都贊成用一個樂觀態度，以正面的視野來看老人的問題，是要看成是一個資源，而不是看成是一個負擔。要循這個方向去發展一套應對人口老化的策略。
另外，有兩條題目是較少人討論，一個是所謂領取福利的資格界定的問題。為何會提這個問題，因為越來越多人將來會並非在香港定居，或者打算離開香港去其他地方定居。因此可能長時期並不在香港工作、居住或交稅。但現時的安排是他們仍然可以在香港享用各種各樣的福利及服務。而且是交比較廉價的費用。這樣的情況，我們應怎樣處理呢？先參考外國的情況，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情況，似乎西方國家對這類不是在自己國家長期居住的人而又希望享用那個國家所提供的服務及福利的時候，基本上是有限制的。即是說令到長期在其他地方居住的人所領取福利是有差別。在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究竟香港對那些長期離開香港、不在香港定居，而又回港領取福利服務的人是否應該施加限制呢？我的印象是大部份委員同意應該是施加限制的，認為從一個公平的原則角度來看，應該是這樣的。但亦有委員提出其他觀點，我們沒有數據顯示這個情況是否很普遍。例如有在加拿大回來的人，離開了香港十多二十年，突然回港到公立醫院施手術，這些人多不多呢？所以這個情況認為還未做好研究前是不適宜施加限制的，即是話應該先弄清楚事實。因為始終香港永久性居民離開了香港很久，但仍有這一個期望，即是這麼多年後返來仍然可以享用服務及福利是正常的。如果人數不是太多的話，是否適宜有大動作呢。另一種少數意見認為是不應該作任何限制，即使他們離開了香港很久，這些人依舊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我們是有責任提供這些福利和服務給他們。甚至有人提出說，如果我們限制這些離開香港很久、不在香港定居的人領取福利和服務，會不會違反基本法呢？當然這一點現在是很難說得清楚，只不過是有人提出這個觀點。至於可攜帶福利的問題，就考慮到不少人是希望不在香港居住，可能在珠三角、在內地，但同時希望繼續享用或領取香港的福利，令到他可以拿著那些福利領綜援金，可以在內地有更好的生活。反而攜帶福利在香港居住，他的生活水平反而得不到提升的機會，譬如說你拿著數千元回內地居住的話，生活的水平是會高過你拿著數千元在香港居住。我的看法是，幾乎所有委員都認同應該維持甚至某程序上擴大可攜帶福利的範圍，便利那些有興趣或有意向離開香港往外地居住的香港人可以通過這個安排去提升他的生活質素。但是，似乎這個看法是這些人其實是只應限於回到內地定居的人；如果去其他地方移民便不應該得到可攜帶福利的優惠。在這個方面，似乎意見是比較統一。
亦有人提過因為人口老化，可能會越來越多了人要依靠政府所提供的醫療、福利及各種的服務。在這個情況下，以目前我們的稅基狹窄、及稅收的不穩定、而稅率又偏低，是否可以應付到人口老化的需要呢？有人指出，我們所提供的福利是達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但我們的稅制、特別是稅率較第一世界低很多，而且稅基窄很多。幾乎所有第一世界的國家是依靠間接稅，特別是銷售稅，作為稅收的主要來源。而香港的稅制並不是廣闊的稅收基礎，以及其稅收不穩定，而且稅率偏低。將來是否可以支撐一個人口老化的社會、以及維持一個高質素的福利體制。這個問題現在來說是值得社會探討的問題，並不是馬上要有甚麼結論，只不過是有一個結構性的矛盾。低稅制及高質素福利的架構是否可以並存的問題？當然有些人提這些問題的時候，亦都提到將來處理人口老化的問題時，單靠政府的能力是不足的，一定要引入與私人機構、引入資源機構的合作；同時要致力於強化家庭的職能，特別是家庭裡的倫理關係，尤其是子女供養父母的責任。這方面的責任感是否需要提升的問題，變成了將來要處理的人口老化的問題是涉及到政府和社會各方面加強合作，將大家的資源集結在一起，和各自承擔不同的責任，才有機會有效應對我們人口老化產生各種各樣的挑戰。
完
２００６年７月６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２１時０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