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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今日（四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陳智思議員提出「器官捐贈」動議辯論的發言全文：
主席女士：
今天多位議員發言，表達了他們對這個議題的關注。首先，我希望多謝陳智思議員多年來對捐贈器官的支持及關注，並不斷找尋方法，增加捐贈者的數目，以減少有需要人士的輪候時間。我與各位議員有一致的願景，誠懇期望香港在器官捐贈方面有更理想的成績。
現時，有些港人患上的慢性疾病，最終會發展成末期器官衰竭。隨着醫療技術進步，器官移植成為治療這些病患者的唯一方法，而所用的器官最好是來自身故者。不過，由於多種原因，願意死後捐贈器官而其器官又適合移植的人不太多。來自身故者的器官通常都供不應求。
以2005年為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醫院共有50個屍腎作捐贈用途，但同時間，有多於1 300人士正等候腎臟移植。肝臟的情況相類，有24個屍肝作捐贈用途，但有141人等候移植。至於心臟與肺部，分別有8個及2個捐贈器官，而等候人數則分別為20及6。根據醫管局的資料，有差不多20%的病人在等候肝臟移植時死亡，另外有大概10%的病人則在等候腎臟移植時死亡。這些都是任何醫護人員及市民大眾不願見的。我們非常希望有一天，再沒有病人會因沒有適當的器官作移植而死亡。
當然，器官有另一來源─即由活人捐贈。在香港進行活體器官移植的器官，大部分都由病人的家人和近親捐贈。規管器官捐贈的條例計有《醫學（治療、教育及研究）條例》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在香港，活人捐贈不可以涉及商業交易，並需要出於自願的原則，與其他已發展國家監管器官捐贈的法律一致。不過，由活人捐贈器官，捐贈者在移植手術過程中確有一定程度的風險，所以數目不多。
有關從已去世的人身上切除的器官的捐贈問題，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做法。就香港而言，一個人若希望在去世後捐出自己的器官，他可簽署器官捐贈卡，亦可在兩個或以上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以書面或口頭方式，同意在去世後將自己的器官捐出作移植用途。除香港外，德國、荷蘭、澳洲等國家亦採納類似的做法。
在新加坡及部分歐洲國家，如西班牙和丹麥，任何人士，除非於生前曾反對捐贈自己的器官，否則會被假設為同意死後將自己的器官捐出作移植用途。雖然這種「選擇不捐贈」的做法能增加可作移植用途的器官數目，但是我們認為捐贈器官應是一種出於自願的行為，而透過長期的宣傳及教育，培養社會對器官捐贈的正面理解及態度，才是提高器官捐贈意欲的最好方法。基於現今香港的社會價值觀，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暫時仍不適用於香港。
我想談談捐贈者的意願及通知家人的重要性。根據醫管局器官移植聯絡主任的經驗，每年大概有150名可捐贈器官轉介個案。當中，約有四成個案因各種原因不合適捐贈，每年可以捐贈器官的死者不多於一百人。餘下合適個案中，通常有四成的家人願意捐出器官。其他的則因為不同的原因拒絕。例如在2004年，有約四成拒絕捐贈身故家人器官的人士，是基於身故者生前沒有表明希望捐贈器官而家人不願意代身故者作出決定，以及家人未能就捐贈器官事取得共識這兩個原因而拒絕的。其他拒絕原因包括：傳統的全屍觀念及情感上的不捨等。
值得留意的是，根據近年的觀察，如果逝世者在生前有很清楚的意願，表示希望捐贈器官，則死者親屬大都會尊重其意願。由學者在2000年對一般人口進行調查所得的結果發現，有8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如果知道家人生前有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無論是從已簽署的器官捐贈證得知或曾獲告知有關決定，他們會願意捐贈該名家人的器官。不過，如果他們的親人生前從未表示有此意願，則有較少受訪者（41%）同意捐贈親人的器官。
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死者親屬會拒絕尊重死者在死前表達捐出器官的意願的情況。在過去五年，只有兩宗個案。
因此，為了獲得更多的器官以協助病患者，最佳方法是有更多的社會人士將其意願告知其家庭成員。政府當局會加緊在這方面提高公眾的意識，並積極透過各種宣傳途徑，鼓勵市民簽署器官捐贈證。其中一項方法是在各政府部門派發的申請表及其他文件中夾附器官捐贈的資料單張及器官捐贈證，提醒更多市民為自己做決定及更方便地取得器官捐贈證簽署。
其實，簽發器官捐贈證只是其中一個讓家人知悉自己的意願的途徑。平常在日常對談中，或有機會與家人一起討論此課題時，我們也可以透露希望在死後捐贈器官的心願。我自己便已經向家人明言，表明心志。近日，我亦鼓勵朋友和同事，做同樣的事情。無論最終的決定是甚麼，多討論、多思考這方面的問題也是好的。在此，我也呼籲各位議員，如希望提高整個社會的意識，願意捐贈器官，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網絡，向家人或與身邊有接觸的人多討論此課題。
當然我亦鼓勵大家簽發器官捐贈證，以示決心及作更好的紀錄用途。
關於建立器官捐贈者資料庫的建議，我們在過去兩年（即2004至2005年），衞生署經由屬下各診療所、醫管局轄下各醫院、其他政府部門、公共設施及非政府機構所派發的器官捐贈證，已超過43萬張。不過，在現行安排下，任何人士在簽署器官捐贈證之後，都毋須通知衞生署或向衞生署登記。因此，政府無法知悉已簽署器官捐贈證的人數。
上述安排的缺點是：雖然近年公眾對於捐贈器官的觀念已大大改變，但是從公眾對器官捐贈的支持情況和實際上已領取、簽署並攜帶器官捐贈證的人來看，兩者之間的數目仍存在差異。
根據醫管局過去5年的經驗，在器官移植聯絡主任所接觸合適捐贈的個案當中，只有其中2%至4%的人士有簽署器官捐贈證。鑑於上述情況，我們亦曾探討可否准許市民把其器官捐贈資料加入智能身份證內，讓該個人的意願有較穩妥的紀錄，也讓當局在他／她身故後可立即以電子方式經由其身份證獲取有關資料。
這個議題已在二月十三日的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中作出討論。從技術的層面來說，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也認為智能身份證的現有剩餘空間，足以儲存器官捐贈證所載的全部資料，以及所需的基本管制進入系統。但這做法卻不方便捐贈者改變意願。而且如果在簽發身份證時要求申請人即時作出是否在身故後捐贈器官的決定，未必可以讓每個人對這件事作出詳細考慮，效果可能不好。因此我們較為傾向另設置一個系統，儲存有意捐贈器官者的意願。
現時，香港醫學會已成立電腦化的中央器官捐贈名冊。所有已填妥交回的捐贈同意書均會經電腦掃瞄為圖像檔，存放在一部經終端機連接至各大器官移植中心的電腦。器官移植小組內的獲授權人士，例如醫生及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可隨時在中央資料庫內檢索資料。其意願已存放在該系統內的人士可隨時以書面通知香港醫學會撤銷其捐贈意願，或更改其有意捐贈的器官類別，香港醫學會便會據此更新其電腦化的器官捐贈名冊。
透過電腦系統儲存及檢索有關人士的器官捐贈資料，無須經立法程序，因為有意捐贈器官的人士明白，所儲存的器官捐贈資料會在其死後被獲授權人士檢索，而是否儲存該等資料，純粹出於自願。
因此，我們初步打算建基於香港醫學會已成立的電腦化中央器官捐贈名冊，並投放資源，將此概念延伸及擴展，使其成為一個全港性的資料庫，並由公營部門設置及維持。我亦藉此機會感謝醫學會同意捐出這個系統，與我們合作，讓公營部門發揚光大。有醫學會的系統作為基礎，可讓我們節省一些人力物力，令整件事情更快完成。
不過，無論採用哪個利用電子方法儲存有關人士的器官捐贈資料的方案，我們亦不擬取消現有的器官捐贈證制度，反而希望用適當的方法把兩者合而為一，以盡量增加願意捐贈器官的人數。
對於建立捐贈者意願資料庫，我們還須詳細考慮一些原則性及運作性事項，包括：
＊ 決定哪些公職人員有權和有責任把器官捐贈的資料輸入中央資料庫內，並核實有關資料是否正確和程序是否正當；
＊ 在保障個人資料的原則下決定誰人和在什麼情況下可查閱有關資料，以及是否需要見證人等；
＊ 讓有意捐贈者更改智能身份證內器官捐贈資料（例如撤回同意、更改同意捐贈的器官等）的詳細安排；及
＊ 涉及整個系統的行政和財政安排
我們希望在本年稍後時間，向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建立這資料庫的進展。
在來年，衞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會在以下範疇繼續推廣器官捐贈的工作：
＊ 印製有關器官捐贈的推廣資料：定期印製並廣泛派發器官捐贈咭及有關的宣傳物品到社區及健康教育中心；有關的影視產品及展版亦會外借到社區組織以協助他們的相關活動。
＊ 增加海報宣傳：與香港醫學會及醫管局合作，更新推廣器官捐贈的海報，並展開一系列海報宣傳計劃，增加巿民對器官捐贈的認識。
＊ 運用電子傳媒：透過網站及24小時健康教育熱線推廣器官捐贈。另外，衞生署也會發電郵／信件予青少年團體及醫療專業人士，鼓勵他們支持器官移植，向他們推廣中央健康教育組的宣傳物品。
＊ 巡迴展覽及器官捐贈流動資料中心：安排在商場，公共屋邨及非政府組織內舉辦巡迴展覽，宣傳器官捐贈的信息。透過器官捐贈流動資料中心及其他健康教育活動，鼓勵巿民大眾簽署器官捐贈咭。
我們亦會透過其他途徑，如公務員通訊及警聲，向公務員推廣器官捐贈。
主席女士，大家都知道你一向熱心支持器官捐贈的活動。在此，我由衷表示謝意。你和各位議員也參與了在剛過去的星期日，醫管局、香港移植學會、香港腎科學會、香港腎臟基金會、香港電台第一台與香港健康網絡一起舉辦的「捐器官 我願意」推廣活動。行政長官也透過該活動呼籲全香港市民一齊支持器官捐贈，並希望每人在生前向家人表達自己支持捐贈器官的意願。
我相信今天的討論，大家已達共識，希望能令社會上更多人得悉器官捐贈的重要性，令更多人受惠，令香港成為一個更有愛心和活力的城市。
多謝主席女士。
完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６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６時４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