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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局長，你剛才提到「羊毛出自羊身上」，是否因為見到現在有些人或者政黨有一些減稅、紓貧的措施，其實他們是否沒有想過政府，他們忽視了財政負擔，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政制事務局局長：作為政黨及議員，很自然地要反映公眾的要求。不同社群所提出的意見，他們在地區和不同的團體收集到的意見，他們自然會在立法會和透過其他的渠道向政府反映。這是議會和政府之間互相監察、互相制衡、互相配合自然會發生的現象。但是，議員要代表市民申訴，政府要審慎理財，負責任地管理公共事務。我覺得這個過程，在香港我們都幾純熟，我們也要繼續小心地處理這些問題。
記者：剛才有委員反映，《基本法》寫明有低稅制和量入為出，為何政府還會憂慮普選之後會步向福利主義呢？既然有這個原則，為何還要討論這個問題？
政制事務局局長：這個憂慮並非我們特別要政府方面來提出，而是我們反映過去一年多做政制檢討時所收集到的意見。例如今天田北俊議員代表自由黨再次重申，自由黨在工商界和其他不同業界收集的意見，他們都認為會有這方面的憂慮，我們如果要實行普選時，也要慎防不要行西方那一種福利主義，不要接受那種誘惑，越來越派更多的免費午餐。
例如梁美芬教授說，她最近去過法國，見到法國方面工運的壓力很大，不同的政黨也要照顧不同的利益團體，這是為了保留選民的支持。但是在香港，普選的路我們是要行的、是要落實的，我們在行的過程中，要確保我們在整份《基本法》中各方面的要求、各方面的保障，我們都要守得到。
譬如譚惠珠委員，她在八十年代有參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至今繼續是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她特別提到我們在香港，我們並不是有一張白紙，而是《基本法》已經有這些規定。既然《基本法》已經有規定，我們作為特區政府的，在落實《基本法》的這些規定，探討怎樣去行普選的道路，我們有責任確保繼續可以維持和守得到低稅制的要求、審慎理財，和確保我們要有收支平衡。大家看到世界的情況瞬息萬變，香港的環境也在轉變，我們剛剛才渡過了七、八年經濟比較低迷和財政比較困難的日子，也是剛剛才抵銷了赤字。所以如果我們看將來要落實普選的時候，會否不同的議員、黨派，甚至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他們也要面對公眾的壓力，要照顧不同社群的需要，這些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記者：（英文問題：香港實際上並非實行福利主義。你是否認為現時香港社會已有跡象顯示如果將來實施普選，香港會轉變成一個奉行福利主義的地方？）
政制事務局局長：（接劉兆佳教授）教授談到這一點，我也來向大家匯報多一點。今天我們有介紹香港公共財政的狀況，在大家見到的文件中我們也介紹過。譬如香港的薪俸稅，目前約有十萬人已經交了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薪俸稅；利得稅方面，首六百間公司也已經交了百分之六十的利得稅。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的稅基現時確實是非常窄的。在交稅方面，稅基這樣的窄，不同的社群如果向參選的政黨、議員和行政長官反映他們的訴求，施加他們的公眾壓力，這個現象我們不希望會失控，但是我們要討論一下，看看在落實普選的過程中，我們怎樣做得更好。
記者：策發會將會有個總結，我想了解在總結時是臚列委員的意見還是會整理出具體的方案，怎樣可以在落實普選中兼顧社會資本主義，是一個具體方案嗎？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們在上半年討論了一些關於普選的原則和概念，也向策發會的委員介紹了我們在《基本法》裏一些最重要的原則，例如要有均衡參與，要發展政制時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的發展，要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關於經濟和公共財政方面這些原則，我們今日介紹了低稅制、收支平衡等。五月時，我們會就上半年進行過的討論作一些總結，但這要引入到下半年時討論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的模式，如何去組織路線圖。在上半年和下半年這兩段時間的討論都完成時，我們才可以作下一步的總結。如果談到普選的模式和路線圖，我們會在下半年開始探討。
記者：（問劉教授關於會上有幾個重要提議，其中一個是有部分人擔心普選帶來福利主義問題，其中有人提到可否在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引入均衡參與的機制，這是否意味在提名委員會裏有均衡參與的機制，抑或在一人一票都可以有均衡參與的機制？）
政制事務局局長：（接劉教授）我補充一下。《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關乎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已經列明需要有一個廣泛代表性，這也反映均衡參與的原則。今日會上也有委員再次提出，如果我們未來實行普選時，是否可以考慮由這些功能團體提名一些候選人，再由市民用直選來揀選立法會議員，這是其中一種意見；也有委員認為如果這樣做，是可以維繫到在立法會內都有均衡參與，使不同的界別，商會、工會和專業團體都可以繼續有影響力，和反映到他們在議會內是有一套意見。但是這些都是個別委員提出的意見，特區政府就這些意見當然現在未有任何定案，而就這些建議我們可以在下半年再討論如何落實普選時大家再探討、參詳。
記者：由功能團體在選舉委員會提名，由市民普選這個建議，初步來看是否符合到落實普選過程裏面，慎防行西方福利主義這個原則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就這方面是有不同意見的。泛民主派議員如李卓人議員等每一次都提議，我們不應該保留功能團體，而應該用直選來取代這些功能組別。但是，有其他委員認為我們不可以即時取消功能議席，而在走遠一點時，是否可以都給予這些功能團體都可以有一個角色，例如做提名候選人的角色。我覺得大家要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
至於如何在香港實行普選時，依然可以維持審慎理財、低稅制，今日我覺得有一個頗好的現象，就是不同的黨派、不同的團體、不同的委員，他們都整體上認同這些原則。至於如何去維持這些原則，可以保護香港這個自由經濟和低稅制的「金漆招牌」，如何可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利益，這依然可以作進一步的討論。
記者：局長，想問開了三次會議，三次都似乎沒有強烈的共識出來，擔不擔心在年中的時候，作出總結時，做不到一些有實質的共識？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們只是總結首上半年的討論，由去年十一月至五月間的討論，總結這個討論就是為下半年我們所要做的工作作出歸納。整體來看，我們已經開了三次大會，也開了一次工作坊，大家的討論氣氛，正如教授所說的是很開放，大家都很願意聽大家的意見，不同政黨背景的都可以平心靜氣地表達大家的意見，我覺得這個溝通是有用的。而大家也逐漸明白，我們要正視一些政治現實。我每次在立法會討論這件事時都說：現時六十個議席中，有三十席直選、三十席功能團體代表。如果香港的政制要向前走，起碼除了直選的，也要有一部分功能團體代表都願意去變才成。制度要變，他們自己也要「變身」，這是一個挑戰。但是逐漸在策略發展委員會的討論裏，大家愈來愈願意去正視這些政治現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請同時參考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２１時４３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