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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保安局局長致辭全文(一)(只發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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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今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就《公安條例》政府議案答辯時的致辭全文(第一部份):

  多謝代理主席。

  我只想作出數點回應。

  第一是有關涂議員的修訂議案。他指出,國際人權委員會對香港執行《公安條例》有意見,建議我們作出修改,使條例更為符合公約。他質疑政府為何不尊重人權委員會的權威性,不尊重他們的意見。

  我想首先解釋,在法律上人權委員會,正如何秀蘭議員指出,是《國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的一個監察組織。香港政府的義務是每年向它遞交、推行人權的報告。它的意見對我們的法庭並沒有約束力。不過,我想強調,我們絕對尊重人權委員會的意見。為何我們沒有根據其意見立即作出修改?這並非因其意見對我們的法庭沒有約束力,而是因為第一,其意見是在我們作出香港人權狀態的報告之後的一個評論,是一個較廣泛、空泛的評論,並不是就一個具體個案的裁決。

  第二,它雖然有提及希望我們作出修改,但它之前提及留意到香港有非常多的公眾示威,亦留意到香港特區政府的代表團指出申辦示威是從沒有被拒絕。儘管如此,它仍希望我們檢討法例,令條款更為符合公約的第21條。我們認為它雖然希望我們作出檢討,但它說不出理由。它的結論於前面是沒有理據支持的,因此這是我們認為不可以其意見作為依歸的原因。

  第三點當然是,我本人亦曾與國際人權專員羅便臣夫人(Mrs Robinson

)及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Mr Justice Bhagwati會面。羅便臣夫人今年一月來港時,我曾跟她有兩次會面。我和其他政府部門就香港的人權狀況與她交換了很多意見,她並沒有向我提及《公安條例》。今年的夏天,我和 Mr Justice Bhagwati 開會達一小時,他最後才向我提及《公安條例》,他唯一的意見是「你們需要七日通知似乎是太過硬性的規定」。當我向他解釋法例是賦予警務處處長酌情權接受少於七日,而我們從來亦接受少於七日,此外,警務處處長亦有規定在不能預知的情況下亦必須接受少於七日,他並沒有提出其他意見。因此,我認為目前人權委員會並沒有提供足夠意見使我們認為需要立即作出修改。

  至於劉慧卿議員的修訂案建議我們交予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其實,律政司司長亦作出解釋為何我們不認同這做法。政府通常在什麼情況下才將問題交予法律改革委員會?這是有三個情形。第一,是難以判斷屬那一個政府決策局司職範疇的課題,即一些較新的課題。例如一些私隱問題、纏擾問題,政府對那個決策局負責是未有定論。第二,所涉及的事宜超越政府日常工作範疇的課題,即並非日常一個政策局可以處理的範圍,纏擾和遊蕩這些新課題皆屬這例子。第三,因研究範圍深廣而需全職律師專責探討問題,即一些較廣義甚至涉及道德問題、哲學問題。一個好的例子是刑責的問題,如兒童需在什麼年齡負刑責,七歲、十歲或十四歲呢?這些較哲學性和道德性的問題,便應交予全職律師專責探討。換句話說,法律改革委員會通常研究一些較新的法律問題,在法律上未有定論又或是一些較廣泛和深入的問題。《公安條例》並非屬於此類。

  剛才我們聽到這麼多辯論已知道,其實我們有一個共識,即通知是必要的,大家都尊重這個通知制度。所爭執的只是具體方面,七日、四日、三日通知?五十人通知或是五百人通知?上訴權力應由警方決定或由法官決定?這些具體問題,並非一些原則、基本性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為不應交予法律改革委員會作出研究。

此外,尚有數點要提出的是,我留意到涂謹申議員及其他議員多次抨擊現行的《公安條例》,因為此條例是一九六七年暴動時制定,是殖民地政府壓制市民的「惡法」。其實這些議員忘記了現行的《公安條例》並非六七年暴動時代的條例,而是九四、九五年政府與當時的立法局瓣漜`入討論。其實,當時的條例委員會共有十三人,主席是民主黨的黃偉賢先生,副主席是涂謹申議員。十三個成員中有十一位是民主黨成員。他們由九四年討論至九五年,其中還中斷了數月,原因是要詢問法院應否找一位法官出任獨立上訴委員會的主席。法院在諮詢資深的法官後作出拒絕,理由我已於剛才覆述。其實,現時的《公安條例》並非六七年暴動時代的條例,而是九五年經由民主黨深入參與後制訂的條例。特別是我翻看九五年的立法局的辯論,我注意到楊森議員的發言很短,他多次讚揚當時的政府將《公安條例》放寬,他唯一提出的意見是指用「大聲公」的條例太嚴格,應該放寬。當時楊森議員說:"As a matter of fact, the amendment this time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is commendable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a lot of things. For example, it listened to the sugges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regarding the appeal mechanism and the appointment of a judge to chair the appeal board. They were proposed by the Democratic Party at meeting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We are grateful they were finally accep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我想指出,剛才許多議員的說法談及《公安條例》是六十年代的「惡法」或極力提及其效果是打壓人權、非常苛刻、古老,這些根本與事實並不相符,亦與立法局討論的記錄不相符。

  我想指出,當然提出很多修訂的意見指七日是太嚴苛,影響人權的發揮,為何不是四日、三日?為何人數要五十人,而不是較高的上限?意見紛紜。我同意有數位議員指出,劉江華議員、朱幼麟議員等等指出,其實只要接受通知制度,七日、五日、四日、二十四小時、十二小時在本質上是有什麼分別呢?它們都是一種規範。如果指三日較七日寬鬆,又或是十二小時較七日寬鬆,其實嚴格來說,這些皆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本質上是沒有分別。我同意剛才一位議員,應該是呂明華議員,他說得對。其實如果大家接受通知制度,尺度應該是以實際操作的尺度來考慮。實際上執法當局是需要多少時間來操作?這樣是較為公道。

我想用一個各位議員也熟悉的例子作為探討通知制度,最好應是機場貴賓室的通知制度。由於聖誕節將來臨,我明白在座不少議員很快便會離港。各位亦知道貴賓室的規矩,即平日須於一小時前到達,於節日時須於兩小時前或之前到達。可能有議員表示為何不採用分級制?有人表示沒有check-in luggage,應該很簡單,為何需一小時處理?我給予身分證便應很容易辦妥。另外亦有議員表示,他單獨辦理要半小時、三人以上便需一小時、九人便需三小時?有沒有check-in luggage? 有多少人?有沒有小孩?有小孩可能較為麻煩。我們全都是守法的成年人,不如半小時便辦妥。可以這樣的嗎?第一,這樣做會十分混亂,令機場貴賓室無所適從;第二,當時在禮貌和為人設想的角度來說,別人提供服務,為何不「一人行一步」以方便大家?其實,我們提出通知制度,指七日通知三十人以上的遊行、五十人以上的集會應通知警方,原則也是相同。警方的宗旨是盡量協助你們行使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自由,為何不「一人行一步」,用實際的角度以方便警察辦事,純綷是這樣,這是我們向市民的呼籲。我們絕非想利用《公安條例》的規定以打壓市民的言論自由。在實際的角度來說,自回歸三年多以來,有沒有市民的言論自由受打壓?很多人談到這是政治審批,我們有沒有做到政治審批?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知道我們根本沒有做到政治審批。甚至是一些英文報章,很獨立的報章,它們經常批評政府。我注意到近月來,它們有些editorial, 有些主編的評論是讚揚特區政府,例如十月二日南華早報有一段,是讚揚特區政府維護了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及和平集會的自由,根據法例,使所有的集會都可以有秩序地進行。為何在十月二日發表?因為十月一日香港有很多遊行示威,他們看到我們處理的手法。還有就是iMail,應該是昨日或是前日的社論,亦都是這樣,因為它亦看到,在其他地方遊行示威怎樣處理,它看到香港特區政府,無論是政府高層或是前線警務人員,根本是恪守《基本法》和本土的法例,是使到遊行示威的人士,盡量協助他們在和平的情況之下表達他們的言論。

  還有的是我可告知各位,雖然有少數人士,我仍然認為是少數人士,對這個問題是有強烈的意見。事實上我日常接觸很多國際社會的人士,例如駐港的外國領使、外國的商會、外國的投資者,甚至數日前我去一間美資的大投資銀行,跟他們的高級人員共晉午餐,他們對香港,無論是治安或是人權的狀態,都是非常滿意。好像我們今日這樣就《公安條例》的爭論,其實有外國的政府代表,甚至一些外國的傳媒,也跟我說,這是完全體現我們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有多元化的意見的一個良好的表現,他們不認為這是威脅了香港的人權或自由,認為是一件好事。

  當然我要就執法方面發表一些回應,因為過去兩日亦有不少議員對警方的執法提出一些意見。有些人指責警方選擇性執法,亦有人認為警方執法不夠一致、不夠嚴格,為何違法的人沒有被檢控呢?我想指出的是,其實並非如此,警方執法素來都是一致。首先,對所有和平的公眾活動,警方一直以來的政策,都是盡力協助,而這項政策將會繼續。警方在處理任何公眾活動時候,一直力求取得適當的平衡,一方面確保參與人士有權表達意見,另一方面就要顧及......

  我或許於稍後答辯再解釋我們的檢控政策,我就兩個修正案的發言暫時到此為止。

多謝主席。

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