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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今日(星期四)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發表的聲明全文:
主席女士﹕
感謝各位今天給我這個機會解釋我不檢控胡仙女士的決定。
1998年3月23日﹐我向委員會匯報待《英文虎報》(下稱《虎報》)三名被告人的案件審結後﹐我希望情況能容許我發表公開聲明﹐講述我決定不檢控胡仙女士一事。該案在1999年1月20日裁決﹐現在我認為應該解釋此事。在我談論事件的實質內容之前﹐我需要先說清楚一些基本問題。
有人指摘我在案件完結後﹐沒有意圖去解釋﹐又有人說我一直在拖延。首先﹐我要反駁這些指摘。我一直最關注的是我不應該令被判罪的人的上訴受到影響﹐或令到廉政公署進一步調查可能導致的任何審訊受到影響。
1999年1月20日(星期三)法官宣讀判詞後﹐律政司向報界發表聲明﹐表示本司會小心研究裁決理由﹐並會考慮負責檢控的律師對這宗案件的報告﹔如有需要﹐更會研究審訊過程的謄本。聲明又稱律政司希望不久就可以作出公開聲明。至於何時發表聲明﹐則要視乎有人可能對定罪判決提出上訴﹐而因此需要考慮的事宜。
在聲明發表之時﹐尚未清楚宣判後被告人如果提出上訴﹐是否會引出一些需要考慮的事宜﹐令致我不適宜對此案有所評論。研究過多份文件後﹐得知情況並非如此。我在1999年1月23日已把情況告知委員會秘書。
同時﹐我也告知委員會秘書我正等候廉政公署的報告﹐以確定是否有進一步證據我需要考慮。廉政公署得到我的同意﹐要求會見三名被定罪的被告人﹐並希望他們的代表律師在上星期末或本星期初確實回覆。因此我當時同意今天到這裏來。雖然目前仍未收到他們的律師的答覆﹐但是公眾對此案的關注令我決定今天需要向各位作出聲明。
我也希望重申去年我向委員會指出﹐我當時不解釋我的決定的兩個理由。首先﹐基於一貫確立的政策﹐律政司不會詳細披露決定不檢控某人的理由。稍後我再解釋這項政策的根據。第二個理由﹐是在審訊完結之前﹐我不可作出任何評論﹐以免公正的審訊可能受到影響。在審理中的事項須受到這些限制﹐也早已確立。
由此可見﹐我決定直至今天才作出聲明﹐並非企圖拖延時間﹐只是嚴格遵守一些一貫確立的原則。因為有這些原則﹐香港的法治才有保障。
審訊
審訊中﹐賴磐德法官裁定《虎報》一位前僱員(黃偉成)和兩位現職僱員(蘇淑華和鄧昌成)串謀詐騙的罪名成立。蘇淑華和鄧昌成同時被裁定六項偽造帳目罪名成立﹐黃偉成被裁定四項偽造帳目罪名成立。三人被判監﹐但是他們可能上訴﹐請各位議員留意這點。
串謀詐騙的控罪指三名被告人﹐在1993年至1997年期間﹐在香港與胡仙及羅浩然串謀 —
向《虎報》購買或可能購買《虎報》及《星期日虎報》廣告位的公司､商號或人士詐騙﹐即不誠實地—
(1) 促使《虎報》印刷超出真實､所知或預期所需數量的《英文虎報》及《星期日虎報》﹐藉以誇大該等報紙的發行量﹔
(2) 透過晨星有限公司購買多印的報紙﹔
(3) 揑改晨星有限公司及《虎報》的文件､帳目及記錄﹐藉以為晨星有限公司提供營運收入﹐使該公司看來是購買了多印的報紙﹔
(4) 明知沒有真實的基本交易而揑改《虎報》的文件､帳目及記錄﹐以顯示晨星有限公司看來購買了多印的報紙﹔
(5) 向英國出版銷售公證會出示虛假的出版商平均淨發行量申報表﹐其中包括看來是賣給晨星有限公司的報紙數量﹔以及
(6) 把看來是由晨星有限公司購買的多印報紙當作廢紙處置。
上述六項控罪詳情構成支持證明串謀詐騙罪的六項外在作為。
在控罪中列為同案串謀人的羅浩然先生﹐獲特赦後﹐在檢控三名被告人的審訊中作證。胡仙女士並無受審﹐只是作為未有被公訴的同案串謀人。1998年3月23日我出席委員會會議時﹐已經談過這種情況如何發生的幾個例子。賴磐德法官在他的裁決理由中﹐這樣解釋 —
“在我轉談別個題目之前﹐適宜說明我一直考慮的問題﹕被告人是否與胡仙串謀﹐而非胡仙與他們串謀。我想對於不大熟悉刑事法的人來說﹐這個分別可能會引起初步的疑惑﹐而我預期他們會問﹐法庭怎能夠說甲與乙串謀﹐而乙不與甲串謀﹐答案是根據證據法﹐某些證據只可指證某些人士﹐而非其他人士。
讓我來舉個例子﹕如果甲在法庭以外供認他犯了罪﹐從常理看來他會被送上法庭﹐憑藉他的供認指控他。如果甲說乙也犯了同一罪行﹐那麼﹐除非甲轉為控方證人﹐否則不足以把乙起訴提審。在法庭以外某人關於你的評論﹐而你當時不在場質疑､驗證或反駁他﹐不能用作證據指控你。顯然理應如此。這項規定所根據的常理和公平原則﹐早已成為我們的法律的一部分。
換了胡仙﹐情況也是一樣﹐胡仙的刑事責任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應該成為今次審訊的一個爭議點﹐因為今次審訊純粹集中在三名被告人是否有罪。審訊一直是圍繞三人做過什麼而不是胡仙做過什麼。因此﹐審訊中所提的﹐只限於那些與這三名被告人有關的證據。
這個問題的最後一點﹐是檢控人員在草擬串謀控罪時﹐有一種確立了的做法﹐就是如果有某些證據指控某名被告人確有串謀其他人﹐則這些人的姓名會在控罪中列明(見Archbold 1998第33-42段)。這種做法是基於對被告人公平的考慮﹐使他知曉他要面對的指控的詳情。被告人的利益﹐要優先於被公開點名但非屬訴訟程序一方的人士的利益﹐即使這使人士﹐因為不屬訴訟程序的一方﹐而無法在審訊中為自己辯白。”
檢控政策
香港､英國﹐以至其他普通法司法區﹐向來都奉行不詳細披露檢控決定的原因的政策﹐這項檢控政策行之久遠。不過﹐究竟有沒有充分證據檢控﹐而提出檢控又是否符合公眾利益﹐這些適用準則卻可披露。不披露檢控原因的政策的理據﹐英國的刑事檢控專員﹐御用大律師Barbara Mills於1992年5月29日在致大律師公會主席﹐御用大律師Anthony Scrivener的信件中作了闡述 —
“公眾有權知道官方檢控當局處理案件的原則﹐我們作出決定的理據﹐也應該向公眾概略地指出......但再進一步提供個別案件的詳情﹐則並不正當。決定檢控和決定不檢控﹐我覺得在此並無分別。相信你一定會同意﹐我不宜討論決定檢控﹔因為這樣做違反保密原則﹐有損涉案各方 — 證人､受害者､被控人或受疑人的利益和聲譽。如果聆訊尚未展開﹐公眾的討論可能會影響審訊。......同樣﹐我也不能公開討論不檢控的決定﹐因為這樣會等同審訊受疑人﹐而又剝奪他受法庭審訊時所會得到的刑事法律程序的保障。因此﹐從事公開討論有關人士何以最初會受到懷疑﹐是荒謬和不公平的。”
1992年2月﹐當時的英國檢察總長御用大律師Patrick Mayhew以同樣的理由回答下議院—
“如果某人尚未被檢控或控方已停止檢控某人﹐則若繼續進行檢控所會引用的證據﹐便不該公開展示﹐這點極為重要。”
我和這些法律界前輩抱着相同的信念。有關政策一向在香港實施﹐這是一項公正不阿﹐對受疑人公平的好政策。正如我在1998年3月23日向委員會解釋﹐這項政策不是為方便律政司司長而制訂的。這項政策之所以存在﹐是要保障刑事司法體系的健全､保障涉案人的合理權益﹐以及確保被告人在刑事審訊中﹐所會得到的基本保障不會在非司法研訊中被剝奪。因為在這種研訊中﹐並沒有證據規則﹐沒有無罪推定﹐沒有盤問的權利﹐也沒有“證明至無合理疑點”的規定。我絕不會認同那些贊成由輿論審訊的意見﹐又或者那些要求把證據交由公眾辯論﹐從而決定某人有罪與否的意見。在我們珍視的司法制度下﹐向來只有法院才是判定受疑人有罪抑或無罪的神聖之地﹐而受疑人也有權根據刑事審判規則得到公平審判。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為我即將偏離一項多年來維護香港司法公正的政策。我必須強調﹕我這次偏離這項政策並非要造成先例。日後除非證明情況確實特殊﹐否則不會再對其他案件披露詳細原因。律政司會局限於概括的回應。不論受疑人被檢控與否﹐他們仍然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而我必會堅定不移地維護他們的權利。
不檢控胡仙女士的原因
現在﹐我準備披露不檢控胡仙女士的原因。我這樣做的原因有三 —
(1) 外界對我個人誠信的指摘﹐我不能置若妄聞﹐必須加以解釋﹔
(2) 要公平對待胡仙女士。胡仙女士於1997年6月4日與廉政公署會面的記錄﹐很遺憾被一些不負責任的人外洩給傳媒。被聲稱可以指控她串謀的證據﹐已經廣為人知﹐更成為公眾的論題﹔
(3) 外界指我基於不當的考慮因素而作出決定﹐這種指摘可能已經造成不良影響﹔更有說法認為這已動搖了香港以至國際間對我們法律制度的信心。我責無旁貸﹐必須澄清﹐上述憂慮是沒有根據的。
這宗審訊控方案情的概況
這宗審訊的控方案情指出﹕自1994年開始﹐《虎報》和《星期日虎報》的發行量三年多以來經常被大幅誇大。控方指稱﹐《虎報》總經理蘇淑華､發行總監黃偉成及財務經理鄧昌成是誇大銷售量計劃的主腦人物。
報章的收入大部分來自廣告﹐而報章的發行量是廣告商的參考指標。出版銷售公證會是一間英國公司﹐該公司會為使用其服務､遵守其規定和符合核數證明的報章證明發行量。《虎報》是出版銷售公證會的客戶。控方指稱﹐出版銷售公證會從《虎報》所得的數字遭虛報誇大﹐有關人士並偽造文件以免被識破。
報章的印刷量必須與誇大的數量吻合﹐不編印足夠數量的報紙很難誇大發行量。虛報會出現兩大問題﹕報章既確實未售出﹐如何能令帳面顯示多印的報章已經正當賣出﹐與送交出版銷售公證會的數字吻合﹖而未出售的報章又如何處置﹖
為解決第一個問題﹐有人購入晨星公司﹐由《虎報》僱員營運﹐藉着晨星公司訂購報章的名義向該公司發出帳單﹔然後由晨星公司的戶口開出支票付帳﹔用以支付這類報稱交易的金錢﹐實際來自《虎報》﹐有關人士通過偽稱《虎報》曾選用晨星公司提供的虛構服務﹐藉此向晨星公司繳付服務費。這項安排稱為“對銷發票”。晨星公司向《虎報》發出偽造訂單﹐誤導核數人員。
晨星公司並不是唯一一間用假帳來掩飾有關勾當的公司﹐另外三間與《虎報》關係友好的發行商也曾各自與《虎報》達成類似的安排。他們雖沒有購入或收取《虎報》﹐卻會收到帳單﹐但他們清付帳單的支票尚未兌現之前﹐《虎報》便會開出數額相同的支票﹐用以支付這些發行商從未提供的虛構服務。
至於多餘的報章﹐有關人士則利用晨星公司租用貨倉存放報紙﹐由承辦商搬運報紙存倉﹐一星期或個多星期後再把報紙運送至灣仔碼頭作廢紙處理。
當廉政公署發現有大量近期的《虎報》以上述方式處置時﹐即介入調查。在1996年8月14日托運的貨物中﹐發現內有14 000份《虎報》。該署認為這是一宗不誠實的事件﹐也就是有人藉發行量行騙。廉政公署採取行動之後﹐晨星公司報稱的銷售數字也立即下跌﹐但整體發行量沒有相應下降。《虎報》繼續遭人當廢紙處理﹐而調查則顯示報章售予三間關係友好的發行商。
蘇淑華､黃偉成和鄧昌成因此被控串謀詐騙﹐此罪只與晨星公司誇大《虎報》發行量有關。他們也因為向出版銷售公證會提交的申報表﹐而被控以偽造帳目的實質罪行。這些實質罪行僅與三間友好發行商誇大數量一事有關。
以上大致為這宗案件的控方案情。
有關三名被告人的控方案情
律政司向三名被告人提出檢控﹐各有不同依據。法官扼述案情如下 —
(1) 蘇淑華﹕她接受廉政公署問話時承認在這項計劃中的角色﹔蘇淑華的下屬孫敏珍﹐提供有關晨星公司的作用､可導致蘇淑華入罪的資料﹐公司的發行總監羅浩然﹐獲特赦後作證﹐表示他曾與蘇淑華交談過﹐她指示他誇大有關數字﹔公司前任總經理Jim Marett指證蘇淑華﹐說曾經談及誇大數字的事宜﹔有關情況和當時的文件﹐也顯示她自知有份參與。
(2) 黃偉成﹕他接受廉政公署問話時承認他在這項計劃中的角色﹔黃偉成的下屬羅浩然及另一名僱員王芃提出的證據﹐確證了他的行為﹐即有關控罪的核心內容﹔正如法官所說﹐羅浩然及王芃“的證據﹐明確顯示他對虛報銷售量以掩飾扔棄了的報紙數目起一定作用。”[法官補充說﹐“兩名證人提供的有力證據讓我無需考慮全部有關(黃偉成)的其他證據﹐而這些證據肯定存在。”]
(3) 鄧昌成﹕他接受廉政公署問話時承認曾參與其事﹔他身為前任發行總監﹐誇大發行量及扔棄報紙證實確有其事﹔他所負責的文件﹔以及他與晨星公司的密切關係也構成了證據。
我無意再多談論三名被告人﹐因為他們可能會上訴。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也不必這樣做。我已經清楚說明每名被告人的控罪範圍。我不難就此總結說﹐我們有充分證據﹐把蘇淑華､黃偉成和鄧昌成提交審訊。
不提出檢控的理由﹕一般考慮因素
我跟着談到胡仙女士﹐她當時和目前都是上巿公司星島集團主席。星島集團擁有多家附屬公司﹐大部分涉及出版業務﹐《虎報》是附屬的出版公司。
我於1998年2月23日決定不該檢控胡仙女士時﹐我考慮過有關她的證據﹐其中包括廉政公署1997年6月4日的會面記錄。從一開始﹐我便覺得廉政公署所提交有關胡仙女士的證據﹐顯然遠不及另外三名受疑人的實質。也從沒有證據顯示並非這樣。值得注意的﹐是羅浩然沒有指證她牽涉在內﹐沒有其他證人指證她牽涉在內﹐沒有商業記錄或文件指證她牽涉在內。基於這種情況﹐我問自己是否有充分證據提出檢控﹖提出檢控又是否符合公眾利益﹖為此﹐我聽取顧問的意見和審閱胡仙女士代表律師的申述﹐再加以適當衡量。我是經過非常仔細評核有關證據､意見及申述後才作出決定的。
在談論具體的考慮因素前﹐我想強調一點﹐檢控人員決定提出檢控﹐通常遠較決定不提出檢控容易。不過﹐最重要的﹐是檢控人員必須敢於按自己的信念行事。在涉及公民自由這尤關重要的事情時﹐檢控人員更是責無旁貸﹐必須細心評核有關案情。他們不得輕率處事﹐推搪說“交由法庭決定吧”。這樣做會構成敷衍塞責。除非有明顯的證據﹐支持應該提出起訴﹐沒有人應該受到刑事審訊 — 審訊難免會為受審者帶來難忘的痛苦。這是最基本的原則﹐我從不容許偏離這原則。我完全明白前任英格蘭及威爾士律政專員Lord Howe of Aberavon御用大律師刊於1998年10月26日《泰晤士報》的文章所指﹐他寫道 —
“我體會到﹐賦予律政專員維護法治的酌情權與責任﹐不但容許﹐有時更要求我不得進行某些檢控。”
在考慮有關會面記錄時﹐我緊記着刑事訴訟程序必須遵行的嚴謹驗證準則。控方有責任證明案情無合理疑點。再者﹐《刑事檢控政策》小冊子(1998年)第13段清楚訂明 —
“律政司司長並不支持單憑表面證據即足以作出檢控決定的見解。”
我需要決定的﹐是是否有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這是一項必須細心衡量的判斷﹐然而由於沒有其他證據﹐經整體衡量她的會面記錄後﹐我並不認為有這個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
不提出檢控的理由﹕證據
我不打算逐一講述胡仙女士接受廉政公署問話時作出的每一項答覆。總言之﹐會面記錄必須整體審閱 — 當中共有224條問題和答覆 — 而不該單獨引述一､兩項。我緊記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雖然開脫罪責的資料的作用不及罪性資料﹐但仍必須把會面記錄整份審閱。孤立地看幾條問題和答覆﹐是不正確的做法。我看過整份記錄後認為﹐雖然胡仙女士希望提高那兩份報紙的發行量以吸引廣告商﹐但她一再強調﹐她無意欺騙英國出版銷售公證會﹐而這是三名被告人的控罪中所指的外在作為之一。雖然同意多印報紙可以提高發行量﹐但她對有關詳情不知曉﹐而全部交給蘇淑華處理。她對購入晨星公司一事全然不知﹐這是三名被告人的控罪中所指的另一項外在作為。胡仙女士稱對揑改文件或偽造帳目事件亳不知情。我確實覺得﹐三名被告人所作的一切﹐全然超出了胡仙女士的原意。胡仙女士從廉政公署得知這些事情時﹐清楚表示她對構成偽造帳目的行為一事全不知情﹔更堅稱假如她知道這事﹐一定不會容許這樣做。根據該份記錄記載﹐當胡仙女士於1996年8月從廉政公署得知有關行為並不合法後﹐她告訴其他人停止多印報紙。她得知多印的數量時﹐看來真的吃了一驚。胡仙女士或者早該加強對下屬的督導和管理。她或者也不夠審慎﹐就讓下屬推行一項含糊不清而她理解為“臨時”的促銷計劃﹐而沒有去詳細了解其中涉及的具體考慮﹐也沒有正確評估她所同意的目標可能產生的影響。然而﹐她說並不知道下屬自行作出了違法的作為(而法官亦判定是由下屬自行作出的)﹐而得知後已經命他們不要這樣做。這點沒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一再尋找證據﹐看胡仙女士是否涉及三名被告人被控的串謀罪中的各項外在作為﹐但我找不到這樣的證據。我在此必須一提﹐胡仙女士身為集團主席兼公司董事﹐不單只監督《虎報》的業務﹐《虎報》只是公司的附屬公司之一﹐她還要監督公司的其他營運情況﹐遍及印刷､物業發展和置業､控股投資､財務及一般管理。我相信有一點起碼可以提出爭辯的﹐是她實在業務太繁重﹐肩負太多工作而沒有適當監察下屬的行為。她甚至不能夠記起是否曾經聽過晨星公司的名稱。經再客觀研究這宗案件﹐最後也不能令我信服﹐胡仙女士的行為確實構成詐騙行為﹔換言之﹐我不信納她在知道自己沒有權利這樣做的情況下﹐曾經作出不誠實的行為損害他人的權利﹐或冒險損害他人權利。如果我授權控以胡仙女士串謀詐騙罪行﹐便是有違刑事檢控政策。
至於蘇淑華､黃偉成和鄧昌成罪成的各項偽造帳目實質罪行﹐全然沒有證據指證胡仙女士牽涉在內﹐也從沒有證據顯示並非這樣。
有人提議﹐若有一些針對胡仙女士的證據﹐我便應該檢控她。審訊期間可能會出現多些證據﹔被告人會有機會解釋本身的行為﹔法庭屆時可以裁定她是否有罪。我必須反對這樣做。正如我之前所強調﹐除非有明顯的證據﹐證明應該提出起訴﹐沒有人應該受到刑事審訊。反過來說﹐即使法院最後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但被告人已經經受痛苦﹐支出法律費用﹐聲譽和信譽也會受損。因此﹐若只為了律政司司長免被懷疑﹐而在沒有充分證據達至“合理定罪機會”的情況下提出檢控﹐只會造成司法不公。
有些人認為﹐既然胡仙女士從有關罪行中得益﹐她就要對此負責。然而﹐串謀罪的定義是兩人或多人協議進行一項非法行為﹐並意圖付諸實施。各人必須明知所協議的行為確實非法﹐而有意圖把這個非法的元素實施。由於有關胡仙女士的證據 — 即使以最強的評估﹐也未能符合上述準則﹐我不會基於猜測而提出檢控。我剛才總結說﹐如果沒有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我提出檢控原則上是錯誤的。我也不會純粹為逃避公眾批評而作出決定。
不提出檢控的理由﹕公眾利益因素
我曾收到胡仙女士代表律師的書面陳述﹐並認真考慮其內容。結果我認為從公眾利益着眼﹐不應該檢控胡仙女士。星島集團當時面對財政困難﹐正跟銀行商討重組債務﹐如果胡仙女士被檢控﹐顯然對重整計劃造成極大阻礙。如果集團跨台﹐其屬下的報章(包括香港僅有的兩家英文報章之一)很可能被迫停刊。我想在此作一些補充﹕在1996年年底､1997年和1998年﹐本港已有好幾份報章刊物先後停刊。一間頗具規模和重要的傳媒集團在當時倒閉﹐除了引致僱員失業外﹐很可能會給海外傳達一個極壞信息。正當本港失業人數不斷上升﹐若在這時候作出檢控﹐可能會引致更廣泛的裁員﹐這點令我感到不安。在這情況下﹐我的首要責任﹐是考慮檢控其他人可能出現的後果﹔其次﹐是我必需問自己﹕提出檢控所可能帶來的後果﹐與所指稱罪行的嚴重性比較﹐兩者是否相稱。我認定兩者並不相稱。一個重要傳媒集團在當時倒閉﹐除了打擊本地士氣外﹐還可能給國際社會傳達錯誤的信息。因此﹐我認定對胡仙女士提出檢控﹐並不符合公眾利益。我再問自己﹕該否基於公眾利益﹐撤消對其他三名受疑人的檢控批准﹖我決定不應該撤消檢控。
覆檢不作出檢控的決定
各議員或許會提出一個合理的問題﹐就是自此之後﹐我是否不再考慮會否檢控胡仙女士。答案是“不”。我清楚了解﹐支持我作出決定的每項理據﹐情況均可能改變。事實上﹐鑑於胡仙女士和該公司本身情況的改變﹐在今天來看﹐我在1998年2月23日曾納入考慮的公眾利益因素﹐重要性已經減少。至於證據方面﹐若發現進一步的證據﹐我會樂於考慮這些新證據﹐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因此﹐我在1998年3月19日曾請刑事檢控專員通知廉政專員﹐若審訊中發現任何足以指證胡仙女士的新證供﹐我樂於覆檢原先不檢控胡仙女士的決定。刑事檢控專員把我的意見轉告廉政專員。此後﹐我一直準備考慮來自任何方面的新證據。
該案在1999年1月20日審結後的幾天﹐我和顧問曾研究法官的裁決理由､負責檢控工作的外聘大律師的案件報告﹐以及審訊謄本的摘要。然而﹐審訊中並無出現新證據﹐足以支持我須覆檢最初不檢控胡仙女士的決定﹐雖然案件有53名證人親自作供﹐還有接近3 000頁證物記錄。1999年1月22日我也得知﹐據廉政公署所知﹐審訊中沒有出現新證據足以指證胡仙女士串謀行騙。正如主審法官指出﹐“審訊一直是圍繞他們(三名被告)做過甚麼﹐而不是胡仙做過甚麼。因此﹐審訊中所提的證據﹐只限於那些與這三名被告人有關的證據。”
案件於1999年1月20日審結後﹐廉政公署尋求批准﹐進一步調查此案。我已批准廉政公署的要求。有關的調查仍在進行中﹐我正等候廉政公署提交最後報告。因此﹐各議員定會明白﹐我不能在這方面作進一步的闡述。
結論﹕基於真誠作出決定
以上就是這件案件的背景。即使從事後來看﹐若要重新開始﹐我也不會採取別的做法。我已經明確地向公眾交代不檢控胡仙女士的詳細原因。關於在這案件所採取的立場﹐我所披露的資料﹐遠較殖民地時期任何一位律政司﹐甚至英國任何一位律政專員為多。我提出的理由﹐或許會受到批評。另一方面﹐我也會因透露太多資料而被指摘。我必須說明﹐決定某人是否有罪﹐是法庭的責任﹐要我公開談論某人是否有罪的問題﹐我感到極不愉快。我仍然深信﹐受疑人的權利﹐應該獲得最充分的保障。不過﹐議員要求我在委員會交代我的行動﹐而因上述特殊情況﹐我已經就事件作出交代。我請委員會接納我的保證﹕無論何時﹐我都是基於真誠行事。我並無受到任何壓力而作出有關決定。我所作的決定並非基於任何人事關係或政治身分。一直以來﹐我均嚴格遵守律政司確立的檢控政策和《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我已經向委員會交代我的立場。我希望議員會感受到﹐我的解釋是坦白和誠實的。我希望委員會接納我的解釋﹐並拒絕接受與上述解釋不符的猜測或報告。
最後﹐我請議員留意《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涵義。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這就是說﹐檢控的決定﹐不得基於任何方面的外來壓力。律政司司長絕對不能輕率處事﹐純粹因滿足公眾或受外來壓力而檢控某人。也即是說﹐律政司司長須就檢控的決定負起個人責任。今天我就有關的不檢控決定作出解釋﹐這項決定曾令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受到相當的批評﹐我感到十分遺憾。我願意就所作的決定負起個人責任﹐基於這點﹐我今天出席委員會作出解釋。
完
一九九九年二月四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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