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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今日(星期四)在一份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發表的詳盡聲明中解釋在英文虎報事件中不檢控胡仙女士的理由。
她指出她的決定是基於証據不足。 而另一考慮則是在當時控告一個歷史悠久而重要傳媒集團的主席，可能會導致該集團跨台，因而向海外傳達一個極壞的訊息。
梁愛詩引述「刑事檢控政策」中，前律政司唐明治的說話，「即使有証據可以証明構成罪行的所需要素，但一般而言，單有表面証據並不足以支持提出檢控
。
當時，唐明治說:「必須有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才應該提出檢控，因為檢控証據薄弱或勝敗機會均等的案件，並不符合社會公正原則，更虛耗公帑。」
梁愛詩強調，她不檢控胡仙女士的決定並沒有理會她的身份，而是依從基本法第六十三條，以及一貫確立的檢控政策。
她說:「沒有充分理據就不作檢控的基本原則，我不會因為害怕受到批評而改變。」
「作為律政司司長，我的責任是維繫獨立公正的刑事檢控。」
她說:「我不會因為公眾輿論，與我們的刑事檢控政策偏離。在維護香港法治制度，我將堅守這原則。」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向報界發表的聲明和聲明要點。 她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上發表的聲明全文會另外經新聞處電腦發布系統發放。
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解釋不檢控胡仙女士的決定。
我希望首先聲明我決定在《虎報》案中不起訴胡仙是基於証據不足的考慮。我亦從公眾利益的角度考慮過這問題。詳情載列如下。
在整個過程中﹐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胡仙的政治及個人身分。
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我以律政司司長的身分已對這案件作出獨立的決定。
1998年3月23日﹐我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匯報待《英文虎報》(下稱《虎報》)三名被告人的案件審結後﹐我希望情況能容許我發表公開聲明﹐講述我決定不起訴胡仙女士一事。該案在1999年1月20日裁決﹐現在我認為應該解釋此事。
有人指摘我在案件完結後﹐從來沒有意圖去解釋﹐又有人說我一直在拖延。首先﹐我要反駁這些指摘。我一直最關注的是我不應該令被判罪的人的上訴受到影響﹐或令到廉政公署進一步調查可能導致的任何審訊受到影響。
1999年1月20日(星期三)法官宣讀判詞後﹐律政司向報界發表聲明﹐表示本司會小心研究裁決理由﹐並會考慮負責檢控的律師對這宗案件的報告﹔如有需要﹐更會研究審訊過程的謄本。聲明又稱律政司希望不久可以作出公開聲明。至於何時發表聲明﹐則要視乎有人可能對定罪判決提出上訴﹐而因此需要考慮的事宜。
在聲明發表之時﹐尚未清楚宣判後被告人是否會提出上訴﹐是否會引出一些需考慮的事宜﹐令致我不適宜對此案有所評論。研究過聲明中提及的多份文件後﹐得知情況並非這樣。我在1999年1月23日(星期六)已把情況告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
同時﹐我也告知委員會秘書我正等候廉政公署的報告﹐以確定是否有進一步證據我需要考慮。廉政公署得到我的同意要求會見案中三名被定罪的被告人﹐告訴我將於上周末或本周初可以得到被告人的回覆﹐因此我當時同意今天出席會議。雖然目前仍未收到被告人的回覆﹐但是公眾對此案的關注令我決定今天需要向各位作出聲明。
我也希望重申去年我向委員會指出﹐當時不能披露我的決定的兩個理由。首先﹐基於一貫確立的政策﹐律政司不會披露決定不檢控某人的理由。第二個理由﹐是在審訊完結之前﹐我不可發表任何評論﹐以免公正的審訊可能受到影響。在審理中的事項須受到這些限制﹐也早已確立。
由此可見﹐我決定直至今天才作出聲明﹐並非故意企圖拖延時間﹐只是嚴格遵守一貫確立的原則。因為有這些原則﹐香港的法治才有保障。
日前審訊概況
現在我想談談日前審訊這宗案件的概況﹕自1994年開始﹐《虎報》和《星期日虎報》的發行量三年多以來經常被誇大。案中指稱《虎報》總經理蘇淑華､發行總監黃偉成及財務經理鄧昌成是誇大發行量計劃的主腦人物。
報章的發行量是廣告商的重要參考指標。出版銷售公證會是一間英國公司﹐該公司會為遵守其規定和符合核數證明的報章證明發行量。案中《虎報》被指提交偽造文件﹐誇大發行量。首先《虎報》印行比實際銷售量為多的報紙﹐並購入晨星公司﹐由《虎報》僱員營運。《虎報》藉着晨星公司訂購多印行的報章﹐向該公司發出帳單﹐然後由晨星公司開出支票付帳﹔《虎報》又假以選用晨星公司提供的服務﹐藉此向晨星公司繳付服務費﹐把收到的款項交還晨星公司。
除晨星公司外﹐另有三間發行商也曾以相同的手法向《虎報》訂購報紙。晨星公司租用了一間貨倉﹐存放購入的大批報紙﹐在一星期或個多星期後再把報紙交由承辦商運送至灣仔碼頭作廢紙處理。
《虎報》的帳目和文件均符合出版銷售公證會的要求﹐因而誇大的發行量也獲得證明。1996年8月﹐廉政公署獲得綫報﹐在灣仔碼頭尋獲14 000份被棄置的報紙﹐繼而展開調查。三名被告人因而被檢控。
有關三名被告人的控方案情
法官在裁決理由中扼述案情如下 —
* 蘇淑華接受廉政公署問話時承認她在這項計劃中的角色；她的下屬提供有關晨星公司的作用､可導致她入罪的資料；公司的發行總監作證﹐表示她指示他誇大有關數字；公司前任總經理指證蘇淑華﹐說曾經談及誇大數字的事宜；有關情況和當時的文件顯示她自知有份參與。
* 黃偉成接受廉政公署問話時承認他在這項計劃中擔當的角色；他的下屬及另一名僱員提出的證據，確證他觸犯有關控罪的核心內容；法官說他們的證據明確顯示黃偉成對虛報發行量以掩飾扔棄了的報紙數目起一定作用。
* 鄧昌成接受廉政公署問話時承認曾參與其事；他身為前任發行總監，誇大發行量及扔棄報紙證實確有其事，他所負責的文件，以及他與晨星公司的密切關係，都證明他牽涉在內。
法官還在裁決理由中用了三頁紙解釋為什麼在串謀罪中，甲可能被控與乙串謀，而乙不被檢控。這是因為有些證據可能只獲接納用以指證甲，但不能指證乙。例如某人作出的供狀，只可以用作有關自己的證據，而不能用作有關別人的證據，除非該人被傳召為控方證人。實際上，為了讓被告人充分了解他需要應付的案件，確有需要在控罪書內列明被指與他串謀的人的名字，但這不一定有充分證據檢控後者。法官強調說，他必須決定被告人是否與胡仙串謀，而不是決定胡仙是否與他們串謀。
總括來說，共有53位證人和約3 000頁證物呈堂，證明各被告人遭檢控的罪名成立，但這些證人和證物都沒有指證胡仙。
不提出檢控的原因
我在去年二月決定不檢控胡仙時，發覺指控三名被告人的證據遠較指控胡仙的證據實質。發行主任羅浩然沒有指證她，也沒有其他證人指證她參與其事﹐案中沒有文件或生意上的記錄顯示涉及的罪行和胡仙有關。因此，我只能審閱她錄下的供詞。但是，我不能單看幾個答覆便斷章取義來決定，而是必須整體研究證據。當中共有224條問題和答覆。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幾個可能令她入罪的答覆﹐而不理會其他沒有指證她的答覆。
胡仙在供詞中一再強調她無意欺騙英國出版銷售公證會，並且表示她同意增加印刷量和銷售量以吸引廣告商，卻不知詳情；所有事宜都交由蘇淑華處理。胡仙女士對涉及晨星公司的事情全然不知，更對揑造文件毫不知情。她從廉政公署得知這些事件時，她說不知道這樣構成偽造帳目的行為，而且堅稱假如知道必需偽造帳目，一定不會容許他們這樣做。廉政公署告知她這些不法行為時，她立即下令他們停止這樣做。胡仙女士或者早該加強對下屬的督導和管理。她或者也不夠審慎，推行一項她理解為臨時的促銷計劃而沒有詳細了解其中涉及的具體考慮。不過，我當時是考慮可否控以串謀詐騙的罪名。我最後不能信服胡仙女士確實詐騙。
有人提議﹐若有一些針對胡仙女士的證據﹐我便應該檢控她。審訊期間可能會出現多些證據﹔被告人會有機會解釋本身的行為﹔法庭屆時可以裁定她是否有罪。我必須反對這樣做。正如我之前所強調﹐沒有人應該接受刑事審訊﹐除非有明顯的證據﹐證明應該提出起訴。反過來說﹐即使法院最後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但被告人已經經受痛苦﹐支出法律費用﹐聲譽和信譽也會受損。因此﹐若只為了律政司司長免被懷疑﹐而在沒有充分證據達至合理定罪機會的情況下提出檢控﹐只會造成司法不公。
有些人認為﹐既然胡仙女士從有關罪行中得益﹐她就要對此負責。然而﹐串謀罪的定義是兩人或多人協議進行一項非法行為﹐並意圖付諸實施。各人必須明知所協議的行為確實非法﹐而有意圖把這個非法元素實施。由於有關胡仙女士的證據即使以最強的評估﹐也未能符合上述準則﹐我不會基於猜測而提出檢控。我剛才總結說﹐如果沒有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我提出檢控原則上是錯誤的。我也不會純粹為逃避公眾批評而作出決定。
此外﹐從公眾利益着眼﹐我也認為不應該檢控胡仙。星島集團當時面對財政困難﹐正跟銀行商討重組債務﹐如果胡仙被檢控﹐必然對重組計劃造成極大阻礙。如果集團跨台﹐其屬下的報章(包括香港僅有的兩家英文報章之一)會被迫停刊。我想在此作一補充﹕在1996年底､1997年和1998年﹐本港已經有好幾份報章刊物先後停刊。本港一個重要傳媒集團倒閉﹐除了僱員失業外﹐還會給海外傳達一個極壞信息。
衡量過眼前的證據﹐比較過檢控的後果和胡仙在這件事的角色﹐並考慮過檢控所帶來的後果﹐與所指罪行的嚴重性比較兩者是否相稱等事宜﹐我認為不論從證據角度抑或公眾利益來看﹐都不應該檢控胡仙。
檢控政策
最後我想指出一些法律原則。律政司決定不提出檢控通常不會解釋理由﹐以保障某人使免受法庭以外的不公平審判。這次我例外地作出以上解釋﹐是基於三個理由 —
* 回應對我本人誠信的指摘
* 披露胡仙的部分口供﹐對她並不公平
* 回應社會對法治的關注
決定不檢控胡仙並非基於她個人的地位或身分。法律上要求證據充分的規定是一致的﹐不會因為個人的身分而改變。檢控政策第10段開首這麼說﹕
“10. 1987年3月﹐律政司唐明治回應立法局的提問﹐強調律政司有權酌情決定是否提出檢控。他列明決定時須考慮的因素﹕
首先､必須有充分證據證明罪行的所有要素。這並非容易判定﹐尤其是需要證明動機或意圖的罪行﹐往往很少或沒有直接證據。即使有證據可以證明構成罪行的所需要素﹐但一般而言﹐單有表面證據並不足以支持提出檢控。必須有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才應該提出檢控﹐因為檢控證據薄弱或勝敗機會均等的案件﹐並不符合社會公正原則﹐更虛耗公帑。”
因此決定不檢控胡仙﹐絕非有欠誠信的決定。
至於法治方面﹐獨立的檢控決定，正是法治的保障。沒有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就不該提出檢控，這是一貫確立的刑事檢控政策。尊重這個檢控政策，仍然是我堅定不移的信念。按照《基本法》第六十三條，香港特區律政司負責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如果決定是否檢控輿論是最首要的考慮因素，那麼律政司司長可能會為了個人榮辱，不顧是否持有充分證據也提出檢控，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將是市民。
我作出這項決定，並且願意完全承擔後果。作出不檢控的決定，並不是因為胡仙的地位或身分，而是完全按照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原則，和一貫確立的刑事檢控政策。沒有充分證據就不作檢控的基本原則﹐我不會因為害怕受到批評而放棄。
作為律政司司長，我的責任是維護獨立、公平的刑事檢控。我不會因為公眾輿論，與我們的刑事檢控政策偏離。在維護香港法治制度，我將堅守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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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虎報》案 -- 律政司司長聲明要點
對串謀罪的誤解
* 《英文虎報》案的法官表示﹐對於不大熟悉刑事法的人聽到法院判定甲與乙串謀﹐但乙沒有與甲串謀起初感到疑惑﹐他是可以理解的。
* 法官解釋﹐法院絕對可以這樣判定﹐因為同一證據可能只是指證甲﹐但不是指證乙。
* 基於同樣理由﹐絕對可以控告甲與乙串謀﹐但不能控告乙與甲串謀。
解釋檢控決定
* 根據一貫確立的檢控政策﹐為對受疑人公平﹐當局不會披露檢控決定的理由。
* 不過﹐由於本案情況特殊﹐檢控決定的理由將予披露。
* 本案情況特殊﹐因為 —
(1) 必須回應外界對律政司司長個人誠信的指摘﹔
(2) 公眾的評論假設了胡仙女士觸犯串謀罪﹐而胡仙女士與廉政公署會面的記錄最近不正當地外洩給傳媒。為對胡仙女士公平﹐必須闡明有關她的證據的性質﹔以及
(3) 對當局於本案中處理不當的指摘﹐已經動搖本港巿民和海外人士對本港法律制度的信心﹐確有必要恢復各方面的信心。
遵循檢控政策
* 沒有人應該接受刑事審訊﹐除非有明顯證據證明有理由這樣做。
* 除非證據充分﹐因而有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否則不應該單憑表面證據認為案件需要答辯而提出檢控。
* 即使具備上述證據﹐如果提出檢控有違公眾利益﹐也不應該提出檢控。
不提出檢控的理由﹕(a)證據
* 有關胡仙女士的證據﹐遠不及指證另外三名受疑人的實質。
* 沒有證人指證胡仙女士牽涉在內。
* 有關胡仙女士的證據﹐是廉政公署在1997年6月4日與她會面的記錄。
* 會面記錄必須整體審閱﹐孤立地看幾條問題和答覆不是正確的做法。
* 雖然胡仙女士表示她曾經希望增加兩張報紙的發行量﹐但她一再強調自己無意欺騙英國出版銷數公證會。
* 胡仙女士表示當初不知道下屬(正如法官其後裁斷)自行作出違法作為﹐而得知後即命下屬停止這樣做。
* 律政司司長研究過有關胡仙女士的證據後，結果認為沒有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
不提出檢控的理由﹕(b)公眾利益因素
* 胡仙女士當時和目前都是上巿公司星島集團主席﹔《英文虎報》是該集團的附屬公司。
* 為求生存﹐集團準備重組。
* 如果胡仙女士被檢控﹐會引致下列危機 —
(1) 損害公眾對該公司的信心﹔
(2) 曾協助該公司的銀行可能會要求收回貸款﹐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以及
(3) 公眾對該公司失去信心﹐會令更多廣告商卻步不前﹐造成的損失可能引致大量裁員﹐甚至倒閉。
* 如果公司倒閉﹐屬下1 400名香港僱員和500多名海外僱員﹐有可能面對被辭退的命運。
* 律政司司長認為﹐即使有充分證據﹐但基於公眾利益理由﹐檢控胡仙女士可能帶來的後果﹐與被指稱罪行的嚴重性比較﹐兩者並不相稱。一家歷史悠久﹐備受尊崇的傳媒集團若在當時倒閉﹐除對本港傳媒和公眾士氣造成負面影響外﹐也可能給國際社會傳達錯誤信息。
* 因此﹐律政司司長結果認為﹐檢控胡仙女士不符合公眾利益。
覆檢不提出檢控的決定
* 律政司司長決定不提出檢控後﹐她也明白所依據的證據不足和公眾利益因素可能改變。因此﹐她願意考慮檢控胡仙女士的可能性。
* 沒有新證據指證胡仙女士。廉政公署目前仍然繼續查訊﹐但不一定會找到進一步的證據。律政司司長收到廉政公署的報告後﹐即會加以研究。
*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律政司司長主管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律政司司長一直克盡本份﹐恪守這項規定。
沒有其他考慮因素
* 有人懷疑和指摘律政司司長對胡仙女士網開一面﹐是因為胡仙女士的社會地位和人事關係之故﹐這個想法可以理解﹐但完全錯誤。
* 律政司司長在考慮有關胡仙女士的證據時﹐沒有把胡仙女士視作可以凌駕法律的特殊人物。除上述因素外﹐律政司司長沒有考慮其他因素。
* 法治的涵義是﹕法律面前﹐人人(包括被視為擁有特殊社會地位的人)平等﹔不應該有雙重標準。
完
一九九九年二月四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