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司法管轄權」動議辯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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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稿取代今日(星期四)凌晨一時零一分發出的新聞GIS981210001。請注意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發言內容的第四段最後一句應為:「我亦藉此機會回應陸恭蕙議員問及幾個疑問,例如張子強這類案件是否可以根據我們的非正式移交逃犯安排將他移交來香港,答案是不可以,因為我們現時的非正式安排只是適用於純綷在香港犯案的香港人,而內地並沒有進行檢控程序。」

  新聞稿全文如下:

「特區司法管轄權」動議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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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昨日(星期三)在立法會會議上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動議辯論「特區司法管轄權」的發言全文:

主席女士:

  很高興有機會在此就各位議員提出的很多意見回應。

  首先我想回應李柱銘議員的案情重組,我第一個評論是我覺得這個案情重組未免太過流於基於道聽塗說,而毋視我們於十一月初向立法會保安小組閉門會議交代了張子強案件的很多事實,特別關於警方於偵查這案件的努力及特區政府對勸當事人報案的努力。這一點我覺得對我們很不公平,我表示很失望。另一點我要表示很失望的是,在李議員的案情重組中,強烈暗示特區政府官員為了奉承上意與內地政府配合,故意放棄偵查張子強案和放棄我們的司法管轄權。我覺得剛才涂謹申議員亦有此指摘,我覺得這指摘是對特區政府官員,蓮A我本人在內的人格有莫大的侮辱,我認為此等指摘毫無事實根據。剛才梁司長已就我們處理張子強及李育輝案的一些司法原則和考慮交代了,我現在就案件提供一些事實。

  就張子強案來說,正如我已在很多公開場合說過,毫無疑問,如果張子強在香港被捕,而警方又具足夠證據檢控他,我們一定會在香港檢控。但事實上,當張子強於今年一月離港的時候,警方是並未掌握足夠證據去檢控他,剛才李議員亦提及是否發出通緝令,其實當他離開香港時,我們甚至未達到說發出通緝令這個階段。他可以這樣自由離開香港,香港政府並沒有刻意拘捕,任意檢控他,這樣的處理方法其實是完全符合我們的司法精神。後來,張子強在內地被捕,內地亦開展了它的司法程序。按照在幾個司法管轄區有共同審判的情況下的「先理為優」的慣常安排,我們並沒有要求把張子強遣返香港處理。這處理方法跟與其他司法地區處理有共同管轄權的案件的手法無異。例如加拿大政府處理涉嫌在加州虐殺多人的吳志達的手法就是一模一樣。在此案中,吳志達從加州越獄後逃到加拿大,在加拿大槍傷人後落網。加拿大政府也沒有立刻把他引渡回美,而是在完成檢控吳志達,甚至等待吳志達在加拿大服刑四年後,才開始引渡吳志達回美。所以吳志達雖然是八十年代涉嫌殺人,但在九零年代才引渡回美國。這個案例充份顯示多個司法管轄區可以同一時間對同一犯人有司法管轄權,通常捕獲疑犯的地區可以優先行使司法管轄權,這種做法國際上常見,並不存在侵犯別人的司法管轄權的問題。內地及我們處理張子強案的手法,與加拿大按照「先理為優」的原則處理吳志達案的手法無異。其中並不存在香港或內地任何一方的審判權凌駕於其他一方之上,特區政府也沒有放棄我們的司法管轄權,而因而令到香港的司法制度受損。

  就劉國華案,剛才有好幾位議員提出。我們十分明白很多人是單從起訴書及判決書的內容,就覺得劉國華似乎純綷因為在香港進行的犯罪活動而在內地受審。但我們認為,因為香港特區的司法制度和內地的不同,剛才很多議員都提到,根本兩地的發展程度都有一段距離,純綷憑茩輕銂漱堳蛂A依據起訴書及判決書的字眼來判斷劉國華有否在內地因香港的犯罪而被審,我覺得這方法不很適合。我重申,根據我們的了解,劉國華並非因在香港觸犯法律而在內地受審。根據我們警方所得的資料及調查罪行時內地有關方面所了解的情況,亦根據我們警方代表在法庭聽審時得到的資料,以及後來我們再向內地機關澄清,我們得到的資料是劉國華的確曾在內地涉及策劃有關的罪行,因在內地觸犯罪行而在內地受審。我亦藉此機會回應陸恭蕙議員問及幾個疑問,例如張子強這類案件是否可以根據我們的非正式移交逃犯安排將他移交來香港,答案是不可以,因為我們現時的非正式安排只是適用於純綷在香港犯案的香港人,而內地並沒有進行檢控程序。

  至於德褔花園五屍案,案件發生在香港,毫無疑問特區有司法管轄權。如果涉嫌犯罪的李育輝在香港被捕,而我們又有足夠的證據,我們一定會予以起訴。但是他是在內地被捕,即是說我們未有機會起訴時內地已經進行他們的偵查。因為他是內地居民,內地認為他們對他有司法管轄權。在這件案子裡,另外一個難題是我們還沒有跟內地訂立一個有法定機制去移交內地居民到香港的移交逃犯安排。我們目前實行的非正式行政安排,只是很有限度和單向地把某些逃犯從內地移交到香港,這安排只適用於涉嫌完全在香港犯罪的香港居民,如果疑犯也有在內地犯罪,就要在內地的司法程序完成以後才遣返。正如一些議員剛才提出為何我們不就李育輝案向內地作出特別例外要求,即是「拍膊頭式」地要求他們不要理會內地法律,亦不理有否法定機制就將疑犯交給我們,若此我們必須準備作出對等的安排處理內地向我們提出移交香港居民到內地審訊的要求。事實上,正如我一再澄清,在這個底角霅情A香港政府無論回歸前後的立場都是非常堅定,在未有法定安排之前,不會胡亂將香港的居民移交內地。因為我們認為在沒有正式的安排,也沒有適當保障的情況下這樣處理是不智的。所以我們在審慎考慮之後,決定不向內地作「拍膊頭式」要求,用這樣破壞法治、純綷是人治的精神的方法處理,要求內地將李育輝交給我們。

  我更要強調一點,警方在偵查這兩件案件裡一直都作出很大努力,沒有因疑犯已逃離本港而有任何鬆懈。至於剛才有很多議員提到有關綁票案的一些疑問,我亦可以強調,正如警務處處長在公開場合提到,香港的警方是絕對有能力應付嚴重罪行,特別是綁票案。警務處長亦曾指出,在過去兩年內,警方偵破綁票案的破案率是百分之一百的。當然,我們仍然是對於當事人未有向我們報案是表示遺憾,但我可以向各位保證,香港警方是絕對有能力處理嚴重罪行及偵破綁票案。

  至於這兩件案件所引起的內地司法管轄權問題,我們與內地部門交流後,理解到毫無疑問,就香港居民所觸犯完全發生在香港的罪行,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內地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均無司法管轄權,絕不會發生適用中國刑法、刑事訴訟法進行司法管轄來偵查、起訴和審判的情況。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內地司法機關尊重香港的獨立司法管轄權。香港特區法院有權管轄香港居民在香港法例下觸犯的任何犯罪罪行。上星期在張子強案二審的發布會上,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也發表了同樣的聲明,我希望香港的市民可以安心。

  李柱銘議員議案的內容的第二部份促請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與內地就兩地移交疑犯商討及達成協議。劉健儀議員的修正要求我們確保所達成的協議能充分照顧市民大眾的顧慮。在十二月三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上,我曾向出席會議的議員介紹政府處理與內地訂定移交逃犯安排的方向和看法,其實我們的立場基本上是和很多議員今天所提出的原則是一致的。

  政府完全同意,現時與內地沒有正式移交逃犯安排的情況並不理想。我們不想香港成為犯罪者的避難所,更不希望香港的治安受到威脅。

  在回歸前我們已開始與內地有關部門接觸,就移交逃犯作初步討論。在回歸以後我們繼續這方面的努力。最近的張子強案和李育輝案,引起了很大的公眾關注,也凸顯了香港與內地間需要有正式規範的移交逃犯安排的迫切性。政府一定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但正如有很多議員提出,由於內地與香港的出司法制度差異很大,我們同時須十分小心處理這問題。相信議員都會明白,要達成一套可行的、雙方都可接受的安排,絕不容易。

  我很高興藉著今天的機會再次重申政府與內地制定移交逃犯安排時,我們很重視的五項原則:

  (1)有關安排必須符合《基本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就是特區與國內地區通過協商和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相互提供協助。

  (2)安排必須經過立法,以法例作為依據來實施。

  (3)安排一定要為香港和內地雙方都可以接受。我們要達成的移交逃犯安排是雙向的。

  (4)安排要照顧到兩地法律及司法制度上的差異。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我們須互相尊重對方的法律和制度。此外,我們除了要防止罪犯逍遙法外,亦要保障個人權利。我們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署的移交逃犯協定內所載的慣常保障條文和程序上的保障,都是我們十分重視的參考資料。

  (5)任何安排必須符合《基本法》第十九條的規定,這就是香港法院對香港特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與此同時,我們與內地討論移交逃犯安排時,必須要訂定一些原則去處理兩個地區對同一宗案件都有司法管轄權時如何處理的準則。

  首先是關於保障個人權利的條文。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我們的法律和政策都要符合這些規定。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的目標是要達成一項包含適當程序上保障的安排。我們肯定會以國際社會認同的原則為基礎。正如我剛才說,我們與內地制定移交逃犯安排時,會參考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署的移交逃犯安排所載的慣常保障,這些保障包括雙重罪行保障、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的保障、死刑的處理以及一般豁免涉及政治罪行的保障等,也會借鏡其他地方在這方面的做法。與此同時,我想強調一點,要求我們根據現時的協定範本一字不變地套用於任何地區安排並不實際。如果國際間是可以一成不變的接受聯合國建議的協定範本,那麼個別國家或地區便沒有需要與別的國家或地區逐一商討個別協議了。大家可共同簽署一份多邊國際協議,那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事實上,鑑於不同地區及不同制度的很多現實情況,實際上不可以這樣做。正如我們跟其他國家締約移交逃犯協定和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做法一樣,雖然有協定範本作為依歸,但在很多情況下需要因應締約雙方各自的法律制度及內部安排,而作出適當的修訂。最終的考慮,就是確保這些修訂令到這協議最能符合雙方的整體利益。

  另外不少人士對於處理死刑的問題也很關注。因為香港和內地在死刑方面的政策和法律不同,要訂定移交涉及死刑罪的逃犯的安排存在很大困難,我們必須小心考慮。

  我們在香港不執行死刑的政策是很清楚的,香港自1966年便沒有執行死刑,到1993年正式廢除死刑,我們目前也看不到有需要恢復死刑。雖然適用於香港的移交逃犯協議範本中關於死刑的保障措施只是選擇性的條文,但是現時香港的本地法例的要求就十分嚴謹,是強制性規定要有承諾被移交人士不會被判死刑或死刑是不會被執行,才會同意移交。目前我們這個安排比不少國家並不強制性執行不執行死刑這個承諾更加嚴謹。

  回歸前的香港政府是基於甚麼理由採納這個政策,詳細的理由我本人雖不是最清楚,但相信當時必定曾考慮到有必要保障港人的生命,以減除港人在境外被處決的可能。毫無疑問,這種考慮是有必要的,但與此同時,基於維護香港治安的考慮,我們也應盡量以客觀的態度,務實地去處理這個問題,也希望可以借鏡其他國家的做法,尋求一個香港和內地可以接受的方法解決這問題。從國際間有部分已發展國家對有關死刑問題的處理,可以看到在本土實施的政策和移交逃犯方面的考慮未必一定相同。

  最後,我想強調政府是非常重視、也很理解公眾對這個課題的關注和疑慮。正如在今天的辯論裡,議員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這對我們擬定一個可行的方案是十分有用的。我們即將展開與內地有關部門磋商探討如何訂定可行的安排,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會充分顧及市民的疑慮。雖然在未完成磋商前,為了不影響商談的進度,我們不可能向公眾披露詳細情況,但市民大可放心,當我們完成與內地部門的商討及擬備了確實建議的時候,便會詳細諮詢立法會的意見,亦會詳細向廣大市民交代。因為我們落實任何建議都要有法律支持,立法會屆時可以透過立法程序詳加審議,才接納一套為香港市民可以接受而立法會可以通過的方案。

  多謝主席。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