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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財政司司長曾蔭權今日（星期二）下午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談話全文（中文部分）：
何俊仁議員： （政府想要有尚方寶劍，是否我們這套規則不完善，仍可能被人突擊？你的第二個害怕，是否擔心證監會和聯交所未能合作，為何不可有一套較清楚的規則？）
財政司司長： 主席，我很理解何議員的憂慮，今次我們設計這套跟進措施時已特別關注，如何能盡量把我們的制度更容易給予市場人士多些穩定性和認可性。換句話說，盡量減低酌情權的這個辦法。我們面臨有些少事情，一些事項我們要考慮。首先是，市場內，特別是在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和衍生工具，每天都是千變萬化，真的像萬花筒一樣。假如你真的要用很刻意、很明顯和很具體的制度來鉗制這類活動，使這些（活動）不能令香港陷入突然和不可忍受的波動，以現時來說，很難能做得十全十美。我們想指出的是酌情權會留待最後（一刻）才會使用。運用方面，我們想在證券業賦與行政長官一些權力。這酌情權在其他法例存在，但行政長官真的要使用它的情況很少，從歷史上來看，機會很微。不過，我們不能容許我們本身的制度有很明顯的漏洞，漏洞就是這些財經工具全部都是千變萬化時，而我們仍沒有一些合時的對策。用法例的工具來處理時，是沒可能追上這種環境的。我希望各位議員，當我們提交議案時，可以考慮這些問題。還有，當我們要推出任何應變措施時，發覺有人已經攻進門前，我們需要數個單位一起工作，包括聯交所、期交所、證監會或結算公司，和政府一起合作做，處理這些情況要快和準，同一口徑和同一動作，這個情況需要很大的能量才可做到。但假如法例上有含糊的地方，我們在執行時會有弊病。基於以上這些原因，我認為我們需要有些保障才可做到。但要記著，即使你參考其他外國的法例，（當中）也有一些酌情權，特別應付這些不能預料的突發事變。
何俊仁議員： （財政司司長日後在具體立法和制定措施時，可否提供一些外國法例和外國的先進經驗，讓我們知道他們都有這類權力？）
財政司司長： 我相信當我們提交法案給議員省覽和研究時，會盡量提供充足的補充資料給予議員。
吳靄儀議員： （我們的外幣儲備是否大概二百七十億元？如果我們入市已花了一百五十億元，我們是否只剩下大約一百二十億元，可以讓財政司司長下次再入市？如果數額超過一百二十億，政府需要動用土地基金或財政儲備，屆時是否要到立法會申請？另外，政府入市所動用的資金預期是多少？比預期實際上相差多少？）
財政司司長： 首先多謝吳靄儀議員指出關於外匯儲備的數字。然而她的解釋則不夠全面。最主要的是，整體外匯儲備是用以鞏固港元的穩定性，不論是外匯基金本身的外匯，或加上土地基金的外匯，或財政結餘內的數額，我們已屢次說得很清楚，包括在財政預算案演辭中，三種（外匯儲備）是作為穩固港元的穩定性。
今次入市的行動，我首先要說，我們不是像吳靄儀議員所說，我們有很大的信心、雄心萬丈、因為本錢十足，不理會情況便入市。我希望各位議員聽過我昨天的解釋，這是一個（考慮）周詳的決定，也很小心考慮各方面的因素然後才進行入市的的行動。我們承認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決定，是在很特殊的環境下，而且在沒有其他更理想方案的情況下，才採取這個方案。可以很簡單來看，不用把數字左加右減。最重要的是外匯基金用以鞏固港元的數額，上次公布已很清楚，毋須靠「可信性」（的資料）或「聽聞」。我們每個月也有公布外匯儲備數字，全港市民都知道，大約有九百六十億美元。九百六十億不是以港元計，完全是外匯。當然，假如要動用財政儲備，我們必定要與財務委員會商討處理方法，但我們剛才所說的不是這個情況。整體來說，我們盈餘很大，我們已提及，現階段來說，我們未能向各位議員披露今次入市所涉及的金額，但我們每個月也公布外匯儲備數字，你便可以看到這個數目是我們可以應付得到的。
八月十四日入市時，我們的確心目中大約有個數目，而我們很清楚知道這個數目可能是少，也可能是多，因為由入市直至八月底結算的日子，差不多有十個工作天，十個交易日，我們無法知道情況是怎樣，而期間大家都知道，俄羅斯發生了大事，華爾街股票市場也跌了一千點。在此情況下，我覺得今次所動用的資金和我們預計的金額相距不遠，但的確是超過了。我們稍後可以更具體地交待，現階段我未能交待，我昨天已解釋得很清楚，我不想重複再說。
吳靄儀議員：（財政司司長說外匯儲備可以用以穩固港元。這是否說假如動用土地基金和財政儲備的作用是為了穩固港元，便不需要獲得立法會的批准？）
財政司司長： 土地基金的條款，我要先諮詢我們的律師，要首先了解當時土地基金轉移時的條款。我們可以很清楚指出，（我們）不用動用這筆錢。關於我們可否動用（財政儲備），是否需要財務委員會批准，我可否稍後以書面回覆這個問題？
許長青議員： （請問證監會、聯交所、期交所和中央結算公司的負責人，事先是否完全不知道這些漏洞的存在？請問政府有否定期頻密與這四間機構開會和溝通，而溝通的方式是否適當？為何這四間機構好像是獨立王國？）
財政司司長： 有關證券業的管理問題，數年前已做了很大的檢討，（才得出）現時市場的架構，應該在平日毋須與政府有直接的聯繫，因為其操作乃回應市場，而不需要政府每日督促。以前所作報告，經上次金融風暴和證券風暴後亦已作出現時的規範。其方法、模式與先進國家相同。當然我本人有定期與證監會主席會面和正式開會。但與其他譬如聯交所、期交所、結算公司方面，黎太（署理財經事務局局長）和她的同事會與之有定期會面。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以往操作並沒有太大問題。當然會有不同批評，但作為一個財經中心，他們會有自己的取向，以增加其交易量，這亦有可取之處。當然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手續上的漏洞和不協調的情況，但我希望在香港的制度下，甚麼問題也可以透過商討解決。以往可以克服這些問題，但經此一役後，我們見到更多漏洞，為此我們需要向各位議員提出認為要改善之處，有些還需立法。
許長青議員： （證監會的監管是否足夠？）
財政司司長：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說是十全十美的。但按照日常工作、在香港的表現來說，我沒有太大問題認為證監會出了大亂子。當然你說可否做到十全十美時，我又不可以這樣說。我們與證監會、期交所、聯交所、結算公司等數機構在聯繫方面將來會更佳，財經事務局與其聯繫亦會更為密切，這正是其中一項措施的目的，使我們的制度盡量趨於完善。
曾鈺成議員： （昨天公布三十項措施中，有多少是即將做？多少是要做？去到甚麼階段？）
財政司司長： 這些措施是我們在八月中採納入市（構思）時所想好的一套認為要做的事。當時因保密情況，不能與有關的組織具體地商量，但之後我自己也同證監會、期交所、聯交所，特別是它們的主席接觸過，表達了我們認為應該合作、同心合力處理這個問題（的想法）。有部分我們需要立法，在這方面我們已有了初步共識；有部分要交回兩個交易所內部，這是關於它們自己的守則、規則，由它們釐定。當時兩位主席給我的答覆是正面的，但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架構，他們自己也須作內部的決定，他們要回到有關的董事局做決定，有關的詳細情況，由於時間尚短，他們要安排會議來討論這些問題。但其中一點很清楚：他們已經知道這件事，大家很明白，解決問題要急、要快。部分他們已做到的會盡快做，未能做到的，要開會決定的，他們會討論。至於具體上每個問題是做些甚麼呢？在三十項（措施）中，如沒有說明未做好的，當時是未能做好，現時的情況仍然是他們在緊急地籌備怎樣能進行這些措施。有些需要內部開會討論才做得到，有關個別情況待一會兒，我知道主席已要求了期交所、聯交所的領導人前來，相信大家可以直接向他們查詢這個問題。
曾鈺成議員： （兩間交易所是否在一些措施中已有承諾？）
財政司司長： 這是我和他們三位主席談過後，我們幾個人的共識，但在正式執行落實，仍須要他們回到他們的董事局批准，不是主席個人可以決定。情況便是這樣了。大家都對這事有共同目標，（大家）似乎很理性，也需要做，但我只是得到各主席的諒解，未知道整個董事局的取向。現時最具體情況最好由曾議員稍後問一問幾位主席。
吳亮星議員： （政府在八月二十八曰當天股票買賣中，有沒有評估大量特別是港幣的資金流動，對本港的影響？有沒有相應措施防止下一輪的衝擊？）
財政司司長： 吳議員沒有提到，他說我們以前做過檢討說以前沒有造市，為甚麼最近說有造市。我昨天也略有談過。不過讓我今次再談一談。
我想先談談去年和今年不同之處，然後再談資金去向的問題。
第一，在去年，我們最坎坷的時間，即十月時，當時我們的息口被人挾至接近三百厘時，恆生指數仍然維持在一萬點與九千點之間，而每日成交量也有二百億至三百五十億元。
當時期指未平盤的數量，都是維持在六萬至七萬張左右。從這些數字看，似乎沒有因匯率及外匯市場的波動而受到大的影響。在今年一月時，亦有人進攻港元，當時的期指仍處於九千至一萬點的水平，而聯交所的每日成交量亦有接近一百億，當時未平盤的期指合約大概是六萬張至七萬張，亦是沒有甚麼變動。我們看不到雙邊操控的情況存在。但到了今年八月中，情況便很不同。第一，恆生指數已跌到六千六百點，而每天的交投量也跌到四十至五十億元。而最重要的是恆生指數未平盤合約已超離了十一萬張，而這十一萬張中有一萬張是在三個工作天內突然出現的。而在外匯市場方面，則正如我剛才所說，每日二十四小時被人不停攻擊，在幾個市場上沽空、高賣，在這情況下我覺得是做得很有系統和計劃，而雙邊操控的情況也很清楚。
但在去年十月及今年一月的情況便很模糊，看得不清楚。剛才吳議員所說關於資金管制的問題：我們目前正遇到最大的困難，這困難在於這些外資，數額龐大，也沒有國際條約，國際標準和成規，規定它們應該怎樣申報和披露，令到我們在各個市場上受到攻擊，這是最難估計和克服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有一連串的措施來保護我們的外匯和證券市場。我們今次發覺這批資金與去年十月及一月時的情況很不同。當時的情況是，（炒家）是在本地銀行和市場借入港元，因此，它們的動向，我們很容易見到。但今次發覺情況不一樣，他們已經收集了很大額的港元資金，這些港元資金是在今年上半年度，本港在債券市場上集資而放了出去的港元。國際機構購入了這些港元伺機而動，所以不需透過我們的銀行借貸港元來用。因此，（今次）情況很是不同。我同意吳議員所說，我們一定要想些辦法，避免這些資金在市場上作雙邊操控，但我們的辦法並非是截了它們的源流，這是做不到的。這需要國際有共識去做才可以成功。我們的辦法只有本身的市場上去做防衛的工夫，我們一連串的工夫，特別是金管局方面的幾項措施，及昨天黎太（署理財經事務局局長）介紹的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便是防範這些資金，在集了資後，也不能在我們的市場作大搗亂，這便是我們的目標。
張永森議員： （政府決策機制有沒有問題？需要改善？如這些措施早些實施，會否令干預市場代價減少？）
財政司司長： 議員問了多個問題，我想分別回應。如果有答漏了，希望不要介意，我可以補充。第一，先談我們的表現和政府處理（這件事）的問題。似乎議員對我們決策的有效性有些懷疑。就算是處理上有改善的餘地，也可分開兩點來看。首先是我們對市場的大形勢，特別是整個區域金融危機發展的速度和蔓延性的估計；其次是我們的應急和對策。我們一定要將這兩件事分清楚。第一件事是有關去年，特別是年中時，我們有沒有考慮到情況會蔓延得這樣嚴重，使到整個亞洲區都有問題，而傳染性更加出了亞洲區呢？的確，我和許多在香港作估計和做分析的人士以及其他在外國的分析員一樣，並不覺察到情況是這樣嚴重。我要首先在此承認我們是低估了亞洲金融風暴在泰國發生前的蔓延性會這樣大，這樣可怕。這情況並不單是香港，而是差不多全世界財經界的分析也是覺得很奇怪。原因是我們忽略了，自從前幾年墨西哥事件之後，至今次的風暴，世界上財經界的組織性和聯繫性，速率性，已經完全不同了。換句話說，傳染性已變得很大。
但我們在十月做了甚麼工夫呢？首先我想向議員說清楚，挾息這件事，我們已解釋了多次，但容許我再講一次，金管局並非用甚麼策略去挾高息口，原因正如我昨日說過，息口是由市場決定，視乎我們銀行的結餘是多錢還是少錢。當銀行將港元結餘用盡時，息口自然會走上，但這只是由市場決定，而不是金管局挾息（的後果），但當時的回復性是相當有效用。另外議員問，我們今次所做的是否很被動，的確，對於市場的反應，特別是干預市場活動，我們要很小心去做，每一項措施也有它的代價，這亦回應我剛才所說為甚麼有些措施不在十月做，為甚麼不在今年一月做，為甚麼等到現在才去做，而為甚麼不在七月做。且不談立法，單是金管局本身可以通過行政手段去做的（措施）來說，每一措施也會帶來本身的代價，例如我們將銀行結餘擴大了，包攬了外匯基金的票（據）。在這情況下，換句話說，我們便要動用更多的儲備才可以做到這些票據面額的數字。即是說我們要為這些票據有百分之百的儲備，儲備金會用多了。而且我們這樣做時，連帶引致的是將來香港在發行債券時會有技術上的困難，需要更多資本，這會為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債券市場中心帶來問題。每一措施，也會有其負面的一面。我們還有其他的措施，但每一措施均有其代價，我們不願任意地使用。的確在九七年底時，我們曾經向許多學者請教。他們發表了很多意見。雖然他們的意見與我們現時的措施部分雷同，但實際上，你會看到，也需要經過很多更改和配合市場需要才可應用。當然，我很多謝他們的意見，但假如你小心研究，（他們的意見和政府措施）有很大分別。當然我們很樂意聽取他們的意見，亦很希望可以繼續聽。
至於應變機制方面，這是第二件事。當遇到這種高度機密，市場敏感的事情時，決定的財金官員只得好幾位，這當然包括財經事務局局長、金管局總裁和我自己，以及我們的副手。但作分析時我們會有個別方法去求教專家。後果怎樣，大家已經見到。至於我們的步驟怎樣，有沒有做錯、有沒有做得倉卒了？昨天我已向各位匯報了。各位可作定奪。
有關我們本身的機制，我們也有所加強，例如任先生上星期六公布的措施中，有一點很重要的是機制上、組織上的改變，那便是在外匯基金委員會之下組織一個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ａｒ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特別加強研究貨幣發行局機制。你們可以看到我們怎樣不停地檢討，怎樣在加強上做工夫。換句話說，我們會繼續做預備工夫，但在決策時，真正要動用外匯基金、外匯儲備來入市，來抵抗外匯市場或其他市場的外來侵襲時，能夠做決策的人數一定要很少，因為有市場機密和緊急的因素，這是無可避免。最後結果反映出這位同事的質素。這便是個人質素的問題，及誠信的問題。我看這難度是每一個國家和經濟體系均要面對的，均要相信財金官員、中央銀行他們某些個人、某些主管去做這些工夫和做這些策略。
張永森議員： （跟進：要求政府加強與學者聯系的機制，及繼續做好入市這件事。）
財政司司長： 關於措施方面，每一措施均經過考慮，例如金管局的措施便是透過外匯基金委員會，和剛才我所提的特別專責委員會考慮過，並得到他們全面支持和推薦，才決定去做。至於昨天宣布的措施，也是與市場人士談過之後，才有初步，我強調初步的少少共識，才向各位推介。而當中的法例，更需要各位議員的批准。我相信要市場和社會各階層都覺得有共識才可以執行。但議員所提的意見和背後的精神，我是完全接納的。
劉江華議員： （財政司司長承認低估了形勢，有些擔心認知落後於形勢。以後如何能在「認知」方面追上「形勢」？另外，有沒有機構監察全球之情況？本地之監察小組如何以法例規管成員之利益衝突？）
財政司司長： 劉議員擔心我們曾低估情況。這是值得擔心的，我也擔心。當時不單是我，還有魯賓、格林斯潘，歐洲，十家都不知道情況是那麼嚴重。我們大家都要檢討一下，以求全球的改善、改進。財經市場上的變動及其深度，（當日）我們都估計不到是那麼嚴重。這是一個不停檢討的話題，在ＩＭＦ旗下，在世界銀行及亞太經合會議的範疇內都有組織特別研究這問題。最主要是研究如何控制這些對冲基金在國際上各市場的流動及管轄的問題。我們所能做到的，是在我們自己的市場，封好一些門和閘口，待資金入來，進行甚麼活動時，我們能知道。我們的門已經收窄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收窄大門要付出一代價，就是生意額可能會降低。這方面大家要明白。我們不可以完全封門，完全封門就等於無生意做。最後的解決方法就是有國際認同的紀律，如何令這些對冲基金加強其披露性，更多管制性。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做工夫。
至於參與（監察小組）工作的工，特別是業界上的人，他們有沒有利用敏感的資料，（工作）與他們個人利益有沒有衝突的問題，這方面我們很緊張、很緊張。根本外匯基金委員會內，都經常有這類敏感問題出現。一方面我們很著重保密的方法，個人的誠信很重要。另外，他們自己如果利用取得的資料用在自己的公司或機構上，我們是可以看得到的。如果有這情形出現，是犯法的行為，是很嚴重的事。我可以告訴議員，以往我們做了幾十年這方面的工作，都頗成功。而且，在我們這些委員會內的，都是很成功、有頭有面、很重要、在個別界別內認真、有領導份量的人。如果他們做出（敏感資料為己用）的事，不單只是可惜，更有法律上的責任。
陳婉嫻議員： （支持政府的反操控行動。但問政府在基礎上可否做多些工夫？金管局與中央結算公司似乎對事情有不同看法，是溝通問題、部署不足抑或掉以輕心？）
財政司司長： 首先多謝陳議員對我們措施的支持。根本，對國際間的形勢，經去年一役，我們已加強了這方面的人員，金管局對這方面也特別重視，任（志剛）先生已加強人員對外監察。希望將來對國際形勢，特別是對香港有影響的事項，我們能更早知道，洞悉更多。
昨天我向陳議員及其他議員解釋，今次的確是因為保密的原因，不能在入市之前向有關的組織，特別是期交所、聯交所及結算公司（提供）充分的資料。如果那樣做，很可能不能達到我們（期望的）效果。很多事，如他們的回應及制度上的問題，我們都有考慮，亦都克服了，並做到了。但是過程中，可能因為當日交投量特別大，數量特別多，期交所裏面的數量特別大，而且在短時間內發生，一些以前看不到的漏洞，突然擴大並呈現出來。
結算方面，當然金管局作為買方而收不到股票，當然會投訴，但最後都收到股票。問題是，股票（交收）遲了，有關的賣家有沒有欺詐的成分呢？有沒有非法賣空的成分呢？這個責任是脫不了的，是難逃法網的，如果真有這情況，證監會一定可以查出來的。所以應該沒有損失，就算補了貨，當時是買空賣空的情況，一定有法律上的責任。所以，這事情也（令我們）經一事、長一智，我們發覺Ｔ＋２未能做到百分之一百。以往做到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九十七，我認為是可以容忍的。今次，可能（未做到Ｔ＋２的情況）多了，我們要盡量收窄漏洞，希望能真正執行Ｔ＋２的制度。我們的三十項措施中，有些是特別針對這個制度的問題。在部署上是很難看到這些很細節的問題。但是，我們見到這些問題後，可以做的，就是修補。此外，過程之中，當然，發生（事情）之後，不是說那些人可以逃脫其責任，（我們）亦可追究所有的責任。當然，有關會員如果有失責，都會受期交所及聯交所問責。另一方面，如果他們真是非法沽空，當然證監會會追究其法律上的責任。
陳婉嫻議員： （政府如何避免有關機構互相推責？）
財政司司長： 大家要知道，我們的措施，有些是會影響個別機構之利益的，他們要小心考慮，這是理性的，也必然會發生的。事情發展得那麼快，如果要他們全部都同一口徑，是強人所難。不過，我與各主席接觸之後，他們的意向是清清楚楚的。對（為了）香港前途來說，對穩固我們的金融制度來說，他們的心意與我們一樣。目前暫時技術上的問題，或執行上問題，有差別的意向可能不重要，可能要一段時間去克服。就是這個原因，令我們覺得在有需要時，應該考慮為什麼中央政府需要法律上可以參與或作出指令，（指令有關機構）在解決不到問題時應該如何做。背後的意思就是這樣。我希望這些情況永遠不會發生，但如果情況發生了，我希望我們有剩餘權力，可以處理該等問題，令各（機構）能夠很快協商，達成統一的行動。
涂謹申議員： （根據電訊條例第三十三條，特首可以基於公眾利益而竊聽。在這數月處理金融風暴的問題時，特首有沒有竊聽有關金融機構、炒家或經紀行？）
財政司司長： 有關處理（金融風暴的）事情，是由我統籌，我當然與行政長官有接觸。但我與行政長官接觸時沒有個別具體道明公司名稱。我相信我們不需要討論這問題。現在的法例容許我們做的事，我們才會做。但是法例不容許我們做的事，我們永遠不會做。就我所知，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沒有包括經濟原因。
涂謹申議員： （公眾利益是否包括經濟安全？）
財政司司長： 當然，廣義來說，可以是說與公眾利益有關。我不想就此問題作評論。我可以說在我的工作範圍內沒有做過此等事，亦不相信特首就此事件會這樣做。
完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