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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出席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的「港事．國事．天下事」系列研討會的致辭全文：
各位教聯會和教育界的朋友：
很高興和大家一起，我們聚首一堂，我亦多謝各位關心香港教育事業的朋友貢獻自己星期六一個早上出來，我們共同探討我們關心的一些教育問題。
我想在短短的講話當中講兩方面，一個是學生──中學生，另一個是老師──中小學的老師。希望稍後有機會的時候，我坐下的時候能夠和大家多些交流，主要還是聽大家的意見。
先講學生，大概八、九年前，當天水圍經常出事的時候，我找了教聯會的楊耀忠校長座談，我說有甚麼可以幫忙？楊校長說，其實最好就是可以給中學生多點深入了解社會方方面面，多點認識社會的機會。因此，我有一個差不多好像今日這樣寒冷的冬天去了元朗，在一間酒樓和元朗區大概二十多間中學的校長，放了兩張枱拼成眼鏡枱坐下來，一邊吃飯一邊交談。一頓飯下來，大家談出一個共識，就是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專業事務所，因為我當時是十一個專業團體，以團體名義組成的專業聯盟的主席，最好辦法就是讓一些中五學生去專業事務所實習，所以那年的暑假，我們提供了二百個實習的機會。
開始這個實習計劃前，去到元朗一所中學把所有來自不同學校的二百名同學集中一起，各個專業團體的會長、主席等向大家講話，讓大家同學有一個準備。接着這個計劃完結後，我們在測量師學會的會址內辦了一個交流會，亦邀請了傳媒來，傳媒聽到甚麼，我們聽到甚麼；我們聽甚麼，傳媒聽到甚麼，我亦希望通過傳媒的報道，引起社會關注這件事。
第一次辦不知道效果怎樣，不知道會是成功還是失敗，亦不知道同學們的經驗是怎樣，他們的看法如何。但發言的同學都讓我們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首先他們肯定這些經驗，有個別的同學未去過中環；有些同學去過中環但未進入過寫字樓；有些同學進入過寫字樓未試過每早九時或者九時前進入電梯是那麼擠迫；去過寫字樓的同學不知道原來做一個專業人士或者在中環任何一處上班生活都是那麼緊張；有些同學以為律師的工作，至少律師那張寫字枱好像看電視劇裏的律師樓那樣，律師的辦公室就好像看電視劇的辦公室那樣大概三、四百呎面積，秘書拿着clip file要走十多二十步才可以去到律師面前，而律師面前擺放了一個雲石筆座、插了兩支筆，然後空空如也。
很多同學經過那兩個星期，雖然短短的兩個星期，體會很深，認識社會，不是只對他們日後選科、選擇職業，如果他想做專業人士，他做哪個專業有幫助，而是對整個社會的認識加深了，確實是「百聞不如一見」。有一位女同學，她發言時，她的講話確實很觸動我。那次之後，很長時間我每次覆述她的說話都有點兒，還是自己感覺到是很受感動。她說甚麼呢？她跟隨了一位大律師兩個星期，跟他上法庭，摸過大律師戴的假髮。她說：「他做到的，我通過努力，我都做到。」我覺得最有意思那句說話，就是「我通過我的努力」，她沒有說他做到的我就做到，她說，他做到的我通過努力我也可以做到。所以我們可以給元朗地區，一個比較偏遠社區的同學，往往是一些基層家庭的子弟，他有機會可以接觸到社會不同層面、不同方面的人，讓他開眼界、讓他立志、讓他通過他的努力爭取他人生最好、最美滿的目標。
在那次之後，專業聯盟每年都花很大的努力去辦這個活動。我們都希望在社會上不斷去推廣。所以我在大概兩、三個月前，我在測量師學會的周年晚宴那裏，很多專業團體的周年晚宴都是在五星級的大禮堂那兒舉辦，而且是穿着「黑呔」，black tie，即是打「煲呔」、穿禮服那類的活動。我在兩個月前的活動我都有提出，我說當時還未知道二○一六年那個晚宴何時辦，或者知道的時候，我想訂一張枱，我會請幾個中學生、大學生一齊參加。中學生他們穿着校服來，反正冬天，穿件blazer，男孩子打條領帶，就可以來參加。讓大家看看一個專業團體的一個black tie dinner是怎樣一回事。
一個專業團體辦一場這樣的活動，我們不可以將所有的枱全拿出來給同學，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就失了意義，我們可能有一千人參加，只能夠提供二、三十個這樣的位置，但即使是這樣我們都值得做。我們希望可以一個人、感染一個人、再感染一個人，希望同學能夠將這個信息帶回去。
與此同時，我都希望全社會動員起來。全社會能夠，除了我們在學校裏面，盡量提供優質教育給我們的青年同學之外，亦可以在學校以外提供種種的機會。無論是一些團體辦的活動，又或者是暑期時實習的機會，希望全社會動員起來。因為我們的對象，如果是連同大學的同學計算，我們是數以十萬。有很多活動過去數年，自從我進入了政府後，我清楚知道是有效的。我們試過，知道是對青年人、對社會是有一定意義。
接着下去，就是人數的問題。我們如果一個去外地參觀交流考察的團，有五十人、一百人，我們要做一千次才有十萬人，所以這個工作是希望要全社會一起做。我昨天在百仁基金會第七屆董事局就職那裏講話，亦呼籲在座的工商界提供多些機會，這個是供應鏈，提供實習機會、提供參加一些活動的機會。今日對着教聯會朋友說，我說的是需求鏈，希望教聯會均瑜會長、鄧飛先生等等，大家組織起來，或者都可以組一個計劃，未來一年，我們怎樣組織學校、組織同學，能夠參加多些這類活動，這個是學生的方面。就教師方面，我過去一年，比較集中尤其在政改沒有通過之後，比較集中與教育界，尤其是中學校長、中學老師跟他們座談。幾乎每一次這些座談都是我自己一個人，一是在禮賓府，一是在粉嶺別墅，通常找一個周末或者晚上、或者是中午午飯時間，跟一些教育界朋友交談。有幾次還有學生，有些是百多個學生，範圍比較大，有些是校長帶兩三個同學，說說該兩三個同學經過學校、經過校長的努力，他怎樣有蛻變。
做了大概半年這個工作，我發現教育界，尤其在中學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有部分老師面對失業的問題。這個有一個比較複雜的歷史原因、有歷史的成因。了解這件事之後，我再將自己聽到的信息和一些想法，請教教聯會的朋友，請教教育界其他方面的朋友。接着和政府裏面負責教育的同事商討，然後要和負責財政的同事商討，因為有些事情需要財政。到最後就形成了在《施政報告》裏面，上星期三《施政報告》提出的「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的「三保」。我們的保留期由一年延長到兩年，然後我們檢討措施涉及多少所學校、多少個教師等等，還有將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和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
我們要辦好教育，我們要讓我們的青年人可以有一個積極的、正面的一個人生觀。我們首先要讓對他們最能夠發揮影響的成年人有一個正面、積極的態度，這些就是他們的老師。我們要讓他們的老師安心，我們的同學才能好好學習。在一次交談中，有一位校長向我提交了建議，是一張紙、書面的，他自己都有比較深思熟慮的一些想法，基本上就是班師比例的問題。計算一個數字出來後，三百所津貼中學、三十所官立中學，［六十官津補和私立中學（應為六十所特殊學校）］，然後七十所直資中學，一、二、三、四，四項加起來，每年增加公帑的開支是二十五億一年，二十五億一年這數字是一個經常性的開支。政府來說，一個七百二十萬人口城市的政府來說，要增加經常性開支二十五億是一個比較大的動作。所以今年我來不及去詳細策劃這件事，但我覺得這個方向，教師的人力配置問題，以至教師的供需問題，教育學院和其他培訓老師的學校，它們的學額問題，這些都是我們需要下去繼續做規劃的。
所以今日想跟教聯會的朋友說，在《施政報告》裏面就教師名額的問題，我們怎樣可以讓老師在學校專心教學、安心教學，這個我和特區政府會繼續做好有關的研究和規劃。這裏亦都順帶一提，為甚麼我上任之後，每年我都將發展經濟放在《施政報告》的最前面，因為經濟不發展，政府沒有財政、企業沒有利潤、受薪階層沒有更好的收入，我們社會便不能發展起來。
我們要好老師，讓老師安心、專心，我們需要財政。因此我們一定要發展好經濟。過去一段時間，由於基本上回歸後，我們每年政府的收支情況都比較好，經濟亦都有一定的增長，所以社會上有一部分朋友以為這種情況是必然的，必然到我們差不多都不需要怎樣去擔心經濟、不需要怎樣去想經濟、不需要怎樣擔心政府的財政，總之，那樣東西值得做，不需要說錢便做。大家知道現實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們一定要發展好經濟，我們一定要將財政配置好。
當在座的朋友都說過去那麼多年，都有盈餘，很多時候我們還派現金，我們派過每人六千元，我們都試過退稅、退差餉，我們公屋免租、綜援出「雙糧」、出「三糧」。相對這些東西，那二十五億一年，到底我們應該如何秤呢？這些都是社會上大家要去討論，我們希望就這個問題凝聚到一個共識。我經常說，這個社會不是屬於一個行政長官的，不是屬於負責某一個部門的政府官員，不是屬於政府，亦不是屬於每一個人，而是屬於我們社會七百二十萬、七百三十萬人。所以這個問題，我們財政應該怎用，我們如果有二十五億一年，我們應該用在中學老師身上，還是用來退稅、用來免公屋租金、用來綜援派「雙糧」、派「三糧」等等。所以這是相當現實的一個管治問題。我今日就說到這裏，希望在學生和教師這兩方面的問題，一會兒坐下後多聽大家意見，多謝大家！
完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３日（星期六）
香港時間１４時４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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