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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稿代立法會秘書處發出︰
以下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今日（七月十六日）在立法會年結記者會上的開場發言：
各位，我們總結這個年度立法會工作的時候，跟往年一樣，我們有一份統計數字給大家，內裏包括這個年度我們處理了多少法案、處理了多少附屬立法，議員的提問，以及議員提出的議案的數字等等，這個大家會收到的。
我們在這個年度內一共通過了二十三項法案，而政府本年度提交的一共有二十項。為何我們通過的較政府提交的為多，因為大家都知道有些法案，不是單在一個年度審議的，有些是上個年度未完成的，在這個年度完成審議並通過。另外，附屬立法方面，先訂立後審議，即「negative vetting」，一共有一百五十項，完成審議的有一百三十五項。相反，先審議後訂立的，即「positive vetting」，則一共有十六項，全部已獲通過。
大家也知道過去這幾年，我們在審議《撥款條例草案》，即《財政預算案》，用了較長的時間。今年我們處理《撥款條例草案》都用上了超過一百小時，最後當然也及時通過了。大家也知道，我們要處理一個非常重要的議案，就是關於政改方案，即《基本法》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正案，這是通過不到的。由於政改的爭議所引發的問題，大家也知道在過去的一年，秘書處的工作亦相當繁重。在去年有接近八十日佔領行動的時候，立法會大樓附近有很多佔領的人士聚集，亦曾發生過一些衝擊事件。另外，會議要就議案進行表決時，由於我們收到警方方面的一些信息，我們亦採取了一些特別的保安措施。大家也記憶猶新，其中包括了對我們一些傳媒工作者造成不便的（措施），多謝大家願意配合。
剛才所提及的數字未必一定能夠準確地說明行政立法關係的問題，我們當然可以比較平均每年通過多少項法案，處理多少項附屬立法，但我想指出並不是那一年通過法案越多，就表示行政立法關係越好；通過法案越少就表示行政立法關係惡劣。因為坦白說，法案的複雜程度各有不同，爭議性各有不同，一項有爭議的法案，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去審議，甚至最後可能不獲通過。所以單憑看數字，不一定能夠反映行政立法關係有多好或有多差。
我以往亦曾經表示，我認為行政當局和立法機關，大家都是受市民和社會大眾的制約，雙方都一定要為市民服務，所以我覺得好也不會好到那裏，因為立法機關的憲制職能就是把關，對政府提出議案我們要認真審議，根據我們代表的民意去審議政府的議案，所以市民亦不會期望立法機關，凡政府（提交）來的議案，我們都一定毫無異議地通過，就算是好。
相反，議會內無論各黨派各議員對行政當局有甚麼看法，如果政府提出議案的確得到社會大多數支持，與我們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關係密切，議會不可能阻撓，所以壞也不可能壞到，要市民急着通過的政府議案，我們都要否決。
但過去這一年，我自己覺得令人感到由於行政立法之間未曾有建設性的合作關係，而造成我們大家都覺得可惜的後果，就是我會認為政改方案被否決，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方案」有爭議，當然一開始就知道，中央政府的底線，即所謂「八三一」框架，與立法會內泛民主派的要求有距離，或者可以說是有相當大的距離，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在整個政改爭議的過程中，我不知道傳媒朋友怎樣看，社會大眾怎樣看，但我的觀察就是整個過程，議會內反對派，即泛民主派與政府當局，似乎很難真正為解決問題，爭取方案能夠順利通過來進行有益、有建設性的磋商。當然有幾次會面，包括與中央官員會面，但正如大家知道，似乎都是各自申明自己立場，重複對對方觀點的不同看法，或反對（對方的觀點）。
在表決的前夕，負責政改的政府官員亦有跟不同的黨派有接觸，但我們見到這些是相當短暫的。基本上是無助於拉近距離，或爭取到原先反對的議員轉過來支持的。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似乎是看不到雙方是有真正的合作磋商，真正為了縮窄距離，達成共識而進行努力，我覺得這也說明了我們常說的行政立法關係裏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任期只餘下最後一年，我記得去年總結的時候也曾說，即我們剛剛過去的一個年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年度，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要去做，有關我們的政制發展，有關我們能否於二○一七年和二○二○年，先後引入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的普選。現在過去了，我們失敗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在現屆政府餘下的任期內，也不會重提政改的議題。我亦看不到餘下的這一年，即我們這任期的餘下一年，還有甚麼可以做，對於我們由於政改失敗所造成的管治上的問題，有甚麼可以改善得到。
不過，我們還有一些相當重要的法案，可能亦帶有一些爭議的法案還需我們去處理。譬如我知道國際社會也關注我們的版權法，《版權修訂條例》是否可以通過，政府也有計劃在我們復會之後提交。我希望在政改爭議暫時告一段落的時候，在我們餘下的任期，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些重要的法案上，我們能夠做好它，回應市民，以及甚至國際社會的期望。
完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６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１９時４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