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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今日（四月十五日）上午出席由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舉辦的政改諮詢會，就《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和與會者交流。以下是譚志源會後與傳媒見面時的談話全文：
記者：局長，坊間很多聲音都說「公民推薦」方案比較符合《基本法》，亦保留了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你認為是不是比較可行？另外，泛民是否不應該再堅持「公民提名」？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下午我和專責小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兩位司長會和接近二十位學者見面，當中有幾位是「十八個學者方案」提議人其中幾位，我都會向他們請教其方案的一些具體（細節）。從表面看來，他們的方案對提名委員會作為唯一的提名機關和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的而且確是沒有繞過或沒有削弱的。當然除這個要求外，《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要求正式提名是需要以提名委員會－－即這個委員會的名義－－來作出提名。這部分在「十八個學者方案」公開的書面意見書中，我留意到不是能太清楚看到這一步應該如何處理，所以下午我會向他們請教這方面，這個是法律層面。當然我們在實際操作的層面，亦要考慮到百分之二的要求－－即大約七萬個已登記選民，作為一個推薦人數下限的要求，這個會否在實際上對不同候選人－－特別是沒有政黨背景的候選人－－在人力、物力的資源上會有比較沉重的負擔，因而造成有少許不公平，這個我也會向他們請教。另外，環顧世界上不是許多地區有「公民推薦」或「（公民）提名」的安排，即使有，可能（推薦人數的）要求也是1 per cent （百分之一）左右，在這個數字上他們的考慮是怎樣，我希望請教他們。
至於第二個問題，你提到傳統那種，即「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三軌制」等，我相信社會上過往一段時間的討論已經比較透徹，對於在法律上所引起的爭議、在政治上是否容易達成共識，社會上在這兩方面的討論已經比較透徹，而結論也比較清楚，特別是在上海之行期間，三位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在閉門會議上所提出的觀點，相信民主派的朋友亦聽得很清楚。往後希望大家能夠聚焦在有機會符合《基本法》的情況下，作出一些多方面的（討論），盡量拓展更多空間－－前提是要合乎《基本法》－－可以拓展多點空間的方案着墨，相信對我們落實普選的幫助會比較大。
記者：既然大家都說其實分歧沒有收窄，未來除了大家還是互相見面外，還有甚麼大家可以做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正如所有的政治協作或政治談判，都不能靠一兩次的。過去不論是我參與的世貿談判或過往兩次政改，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或者你說怎也要踏出第一步，所以（在）能夠有政治共識方案（之前）必須先進行溝通。溝通要三方面，要有特區政府的參與、要有中央的參與、要有立法會的參與，所以上海之行就正是這三個持份者一起討論這方面的事情，故此我認為已踏出了積極的第一步。而這第一步正如我之前所希望，這是一個開始而不是一個終結，所以大家都看到、也知道往後這溝通是陸續有來的。我在上海也與中聯辦法律部部長劉新魁就下一步（安排）初步說了幾句，中聯辦主任和未有機會單獨見面的立法會議員的見面，我相信中聯辦會積極跟進這方面，特區政府亦會繼續穿針引線。我們也會繼續做好諮詢的工作，包括我剛剛來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聆聽他們的意見，下午我們也會和很多學者見面，這些也是我們溝通的其中一部分，希望透過這些慢慢縮窄分歧，令社會凝聚共識。
記者：有政黨提出強制投票，其實在香港而言，實行上是否有困難？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想你是說自由黨吧？我的原則是不具體評論，只作一般性的評論吧。在世界各地，有些地區的而且確是有強制投票的要求，過往在立法會內也有人向特區政府提出過這個看法，我在立法會的回應是認為這件事對我們行之有效的選舉安排有比較重大的改變，不論是在實際操作上，甚至是在法律上都可能會面對一些難題需要處理。第三，對於香港這一個自由社會，我相信特別是青年人，如果想強制他們做一些事情，未必是一個可取的方式。所以反而在選民登記那方面會否積極多做一些，甚至是參考其他國家，在選民登記方面也有一些所謂的強制性選民登記，會否先行這步呢？現在我局正就其他地區有強制選民登記的情況作內部研究。我們準備好時，便會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討論。
記者：局長，梁國雄說與中聯辦見面也可以，但要求要公開、錄影，你覺得這方法是否可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應該由長毛（梁國雄）回答你這個問題，就是他究竟想達到怎麼樣的效果。任何溝通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能夠縮窄分歧和大家能夠達到一些共同點的。形式的安排到底是公開或不公開，哪種形式是適合這個階段呢，我相信留給與會者作出一個判斷吧。有些時候公開的形式會比較有利，但更多時候，不公開的形式能夠令與會者暢所欲言和將心底更多的憂慮帶出來的話，我相信可能會更加有利於溝通也說不定。
記者：劉兆佳教授今早說（對於政改）方案通過的機會，他自己很不樂觀，覺得難度比較大。政府有沒有評估過現時的形勢，（通過政改）是否難度相當大？有沒有很大的阻力在哪裏？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劉兆佳）教授曾經是我老闆，所以他說的話我大多數都同意，但這次有點不同。我之前與政務司司長一樣，（對通過政改）也覺得不容樂觀。我亦經歷了兩次政改，相信（通過政改的）困難都是比較大。但最近有兩個（現象）改變了我的一些看法。第一，就是在實質的具體方案的提出，越來越多朋友－－包括一些「中間」（立場）的學者－－願意在《基本法》基礎或框架之下提出一些建議方案，盡量拓展民主的成分、民主的空間，包括剛才有位朋友提到「十八個學者方案」，我認為這些建議方案都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在實質內涵上更加貼近法律和現實情況。第二個可喜的現象就是溝通方面，各方面都願意踏出第一步。雖然中間有許多折騰，但畢竟上海之行始終都成行，而民主派的朋友能夠單獨與中央部委見面，也成事了。我自己第一時間聽到王（光亞）主任和民主派朋友出來都第一時間說，覺得會面氣氛很好，大家也很坦誠地交換了許多意見。由於這次效果比較好，我相信各方面都能夠比較放心和願意持續地有類似或不同形式的溝通機會，這方面特區政府是會繼續與立法會的朋友，和中央部委及中聯辦商量繼續可以如何用不同形式做多點這些溝通平台。
記者：局長，陳太（陳方安生）提出了一個中間的方案，你覺得這個（方案）是否你剛才所說的都是令你變得較為樂觀的方向？你會否與陳太見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陳太最近比較忙，她不在香港。
記者：她已經回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知道，我看到報紙（報道）。她的方案是沒有「公民提名」的元素，剛才在會上，亦有青年工業家朋友問我她的方案，我便客觀地留意到，第一，沒有「公民提名」的元素，第二，在（提名委員會）組成方面有一突出之處，就是用現時民選區議員議席－－一百一十七（個議席）－－再加二百個（議席）以全民選舉方式產生。剛才我是從客觀上，不帶有特區政府任何判斷的立場。從客觀上，似乎需要舉行兩次類似普選的情況－－一次就是該三百一十七個（提名委員會）議席的選舉，另外就是行政長官的普選－－這方面在實際操作上也要考慮影響會是怎樣。現時我們還未come to conclusion－－即我們還未有一個結論，任何方案我們都希望仔細研究、詳細比對，反正第一輪諮詢還有大約三個星期才完結，我們歡迎社會各界盡量將一些法律上爭議比較少、政治上較容易符合共識的方案向我們提交，令大家可以取長補短。
記者：會不會是因為陳太提出，令到被接受的機會減低？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想我主要是看每個建議的實質內容來作判斷，而不是建議人士的（身分）。不論是不同政黨或青年工業家協會的提議，我們都主要是看建議的內容和法律上的銜接是怎樣、政治上得到共識的機會有多少、實際操作上是否公平、是否對資源上能夠應付得到等這幾個因素來衡量。我們希望在今年第四季，當特區政府提出具體方案時，能夠糅合各方的意見，有一個取長補短的方案可以有機會落實和通過。多謝各位。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１６時１６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