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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今日（五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梁家傑議員提出「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民主程序」動議辯論的開場發言：
主席：
嚴格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解釋和決定，推動香港政制向前發展，落實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大眾的共同願望，亦是本屆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標。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楚訂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在二○○七年十二月作出決定，自此香港擁有一個明確的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即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最近，社會上有不少人士就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原則和具體辦法，提出意見。我想借今天的機會與大家溫故知新，比較詳細講述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和原則，我期望這些背景資料，對在座各位議員和社會各界在日後更能聚焦討論相關議題時，有所幫助。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憲制基礎，建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二條第十三項決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通過《基本法》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
《基本法》序言清楚表明：「為了維持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序言亦說明：「根據國家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由《基本法》序言清晰可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體制，根源在於國家《憲法》和《基本法》。香港政治體制的發展，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內進行。
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基本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國家是實行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特區行使的各種權力都是來自中央的授權，特區沒有「剩餘權力」。
按上述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中央有憲制權責制訂特區政治體制的模式。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先生在一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發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中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
從姬鵬飛主任委員說明中，我們可以把香港的政治體制的設計，歸納為四大原則，分別是：
(i) 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ii) 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iii) 循序漸進；及
(iv) 適合實際情況。
事實上，香港的成功，是長久以來社會各階層，各行各業，不論職位高低，各司其職、共同努力的成果。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設計，一直以來都是以上述四大原則為設計基礎，並且自回歸以來，有次序、有秩序地朝着民主方向，向前發展。
二○○四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關於《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確立了政改程序「五步曲」的模式。隨後在二○○七年十二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作出《決定》。在二○一○年，立法會更以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政改方案，獲得行政長官同意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和備案，歷史性首次完成通過政改「五步曲」，使二○一二年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增加民主成份，令香港民主發展得以向前邁進。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二○○七年作出《決定》，就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訂立一個明確的時間表。《決定》並指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規定選舉委員會的現行組成辦法。而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包括四大界別，正正是具有廣泛代表性，亦是能夠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主席，我們留意到近日社會上開始就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辦法和原則，以及具體方案提出意見和討論。特區政府歡迎任何理性、包容和務實的討論，這些討論對我們預備展開正式諮詢工作有所幫助。但我必須強調特區政府就普選行政長官辦法並未有具體方案，我們會繼續小心聆聽各界的意見。
我會在稍後就議員的發言再作回應。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９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９時０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