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是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出席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第二屆港台影響力論壇的致辭全文：
郭（偉峰）社長、唐（怡源）部長、劉（迺強）執行長、各位兩岸三地的朋友們：
八、九十年前，我父母從山東的威海衛移居香港。我生長在香港，國語說得不好，請大家諒解。
台灣和威海衛──我父母的老家，有一個共同點，因為這兩個地方都同時出現在１８９５年滿清跟日本簽署的《馬關條約》裏面。威海衛是參加甲午海戰的北洋水師的基地，前面說的是台灣跟威海衛的一個共同點。
香港跟威海衛也有一個共同點，因為兩地都在同一年，也就是１８９８年開始被英國租借。我爸生於１９１１年，辛亥年，那一年威海衛已經從日本人手上轉到英國人手上，英國人在威海衛當地招聘青年人來香港當警察，因此山東威海衛梁家的第二代就在香港出生。
我姐生於１９４９年，我生於１９５４年，也是一個甲午年，也就是１８９４年甲午海戰後的一個甲子。從我一家兩代人的身上，就可以找到中國近代歷史中和台灣有關的、重大的轉折：甲午、威海、不平等條約、割讓、租借、１８９８、１９１１、１９４９，還有在這個之後的香港回歸、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
我唸的小學，校址是孫中山先生曾經唸書的中央書院的舊址，學校周圍是革命黨人的活動基地。我小學的歷史課裏面就有林則徐、孫中山先生、黃興、陸皓東和秋瑾的故事，這些都在當年的小學課本裏面，有些課文我今天還能背一部分。
我學的是土地利用，這是我的專業。１９７８年開始，大陸的改革開放剛剛啟動，我工餘經常到大陸就改革土地制度和改革住房制度授課。後來參加了１９８８年中國的憲法修改的準備工作。１９８８年的憲法修改後，允許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有償轉讓，促生了新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同年，１９８８年，我也參加了上海和深圳兩地的首次土地使用權的招標出售工作，這些工作都是義務的。當時國家也沒有這種能力，大概亦沒有這個服務專業費用的概念。
當時在一起工作的還有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就在大陸從事房地產工作的前輩，我當時就有這個體會：在大陸實施計劃經濟的時間其實很短，從１９４９年開始，到１９７８年改革開放，這段時間其實很短，還沒有超過一代人的時間。我１９８８年在上海、在深圳幫忙做土地招標時，還有一些１９４９年前在大陸從事房地產工作的前輩，但這個是改革的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１９８４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期間，我協助中國政府制定了解決１９９７年後香港土地產權問題的辦法，這個辦法後來在《中英聯合聲明》以附件三的形式制定。有關土地產權的工作是我參加香港回歸工作的起點。在那個時候正在中英談判，正在起草《中英聯合聲明》。之後，１９８８到１９９７年期間，我歷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預備工作委員會的組長、還有１９９６年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工作委員會的副主任。應該說經歷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籌組的、香港回歸的全過程。在去年參加行政長官選舉之前，我當了十四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
上面說的就是我個人工作的一個介紹，今天我想趁這個機會和大家談談一些經歷，還有體會。
１９８２年，也不是很久以前，在三十年前，中國政府宣布在１９９７年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方針收回香港。實事求是地說，當年也是從１９８２到１９９７這十五年過渡期間的大部分時間，香港人對香港回歸有比較大的顧慮。
台灣人也覺得１９９７年將會是香港的大限，所以當時有一個說法就是「九七大限」。香港的顧慮大概有三個層次，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在１９８２年左右維持了幾年，一個比較大的顧慮，層次比較高的顧慮，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可行嗎？第二個顧慮，就是北京可信嗎？就是「一國兩制」可行，北京將來有沒有甚麼有些不同的想法？第三個顧慮，就是兩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太大，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高，大陸的發展水平低，因此，香港回歸後會承受方方面面很大的壓力。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我舉幾個例子說明我們那個時候經歷的一些問題，後來克服了這些困難。在我當時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在中環我們的秘書處接待各方面來的朋友，聽意見，在中環談的一般都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是非常重要的，香港的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等。
經常到各個社區去聽基層市民的意見，到了社區，當然市民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關心，但是往往第一個提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梁先生，你想了這麼多，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起床，到樓下去買第一份早餐，回歸之後的第一份早餐，用甚麼鈔票？我那個時候說，因為《基本法》的徵求意見稿第一稿已經出來了。我說，大家看看這份稿子裏面有一條，也就是今天已經通過的《基本法》，已經實施的《基本法》第１１１條裏面有這麼的一句話：「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那麼我把這一句唸出來後，往往香港的市民就說，梁先生，你這個人太年青，大陸解放你還未出生，日本人佔領香港你更未出生，你沒有這個經驗，經驗說明，一個地方政權一換，第一個事情就是換旗幟，第二個事情是換鈔票。到了解放的時候，換成人民幣，香港被日本人佔領後，換成軍票。他說，沒有可能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後，香港繼續使用港幣。今天，香港的朋友不用說了，從台灣、大陸來的朋友們，相信你們在錢包裏面都有一些港幣。港幣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一直繼續流通，而且自由兌換。
這個今天我們以為是習以為常的一個簡單的一個事實，在九七年前很多是以為，就是在理論上也是不可行的。不僅是一般人以為不可行，美國知名的經濟學家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費利民教授）也認為不可行。他在九七年前有一次，首次訪問中國，北京、上海、廣州後，乘火車到香港，在火車站被香港媒體趕上了，問了老先生很多問題，費利民教授說，他說我不管你一個國家裏面有幾種制度，總之一個國家裏面不可能有兩種鈔票，小發行量的鈔票會被大發生量的鈔票取代，意思就是說九七年後香港要使用人民幣。
當時人民幣的流通情況，受歡迎的程度跟今天不能相比，所以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這句話對香港的人心來說，在當時來說，是造成比較大的影響力。
當時，我也參加了一些研討工作，譬如說九七年後，要是港幣真的由於信心問題不能繼續流通，怎樣辦？社會上不同專家有不同的意見，其中一個意見是我們要準備一個所謂ｄｏｌ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的做法，ｄｏｌ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是甚麼呢？就是美元化。就是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後，特區政府用美鈔在上面蓋一個章，作為港幣使用、流通。這個是專家的話。
這個鈔票的例子，說明了當時我們面對的一些困難，理論上的困難。理論上一個國家裏面可以有兩種制度嗎？鈔票制度、發行制度等可行嗎？鈔票這個例子也說明，我們確實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例子，也說明我們解決了很多類似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間的一個階段，前面的一個階段過去了，大家覺得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大概還是可行的。但是北京可信嗎？回歸之後，雖然《基本法》裏面有關於修改的條文，有關於解釋的條文；但是十五年來，我們知道《基本法》從來沒有修改過，《基本法》既是香港法律也是全國性法律，司法解釋權在香港的法庭，我們有關《基本法》的案子也不少，但是在北京人大常委解釋的，十五年來僅有三次。
第三個階段，第三個層次的問題，應該說是這三個階段、三個層次的問題，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的問題比較好解決了，第三個問題就是兩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太大，香港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１９９５年，這個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這是十七年前的事，美國有一個經濟學者Ｌｅｓｔｅｒ Ｂｒｏｗｎ寫了一本書“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ｆｅｅｄ Ｃｈｉｎａ＂《誰來養活中國人》，這是１９９５年寫的。我們今天知道的，就是現在中國人不僅有足夠的糧食，而且吃得很好。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１９９５年到現在，也翻了翻幾番。今天，香港以至周邊地區的旅遊業、零售業，在比較大的程度上迎來大陸的旅客。
《基本法》裏面有不少防止香港實施全國性政策的條文，這些條文中我唸一下兩三條，說明甚麼呢？說明香港人那個時候對回歸的一些想法、一些心態，這些條文都是一些防禦性的條文。
第３７條說，香港居民有自願生育的權力，這個權力受法律保障，所以那個時候顧慮大陸的一胎政制拿來香港實施，這方面我們知道過去十五年從來沒有發生過。
還有一條，１４２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訂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的辦法。基本上就是香港的專業不受大陸專業的影響。那個時候香港有一個說法，有一種顧慮，就是怕在九七年後，甚麼大陸的「赤腳醫生」來香港，搶香港醫生的飯碗；甚至乎有一些香港準備唸法律的學生，父母嚷他們不要唸法律，說回歸之後香港的法律就不會被承認，因此唸法律沒有用。現在回頭看，當時提出這些防禦性條文的朋友們，也有一點後悔，後悔甚麼呢？現在我們關注的問題並不是要防範大陸的專業人士來香港，因為他們現在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機會很好，工作量非常大。現在我們的重點是甚麼呢？是爭取香港本地的專業資格到大陸去，能夠得到大陸的認可和接受。過去是怕回歸後向大陸開放，或是被迫着向大陸開放，現在是怕大陸的市場不向香港開放。
２００３年開始，每年簽署的ＣＥＰＡ裏面，都有關於香港的專業在甚麼情況之下可以到大陸執業，裏面也有一些香港專資跟大陸專業資格互認的條文。到了今天，香港是一個大專業裏面，這裏面包括會計、律師、大律師、醫生、牙醫、建築設計、工程、規劃、測量、園境，後來加了一個公司秘書（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十一個專業裏面有五個專業在大陸的專業費用收入，在台灣大概叫營收，在大陸的總額比在香港的總額還要大。
這個想起來也是很明顯的，容易理解的，譬如說你當一名建築師，香港就只有一個城市，你可以同時拿多少的項目？大陸六百六十個城市，你就在沿海的二十個、三十個城市裏面，兩、三個城市裏面有一個項目，你的項目總量就要比在香港能拿到的項目總量要大。因此，十一個專業裏面有五個在大陸營收比較香港高。
過去，我們是顧慮港幣被人民幣取代，現在人民幣的業務是香港金融界主攻的對象，也是港台合作的一個新內容。過去，香港人顧慮回歸後香港的治安會受到內地的影響，槍枝問題、犯罪率的問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可以告訴大家，今年的一月份到八月份，香港沒有一宗槍擊案，一宗都沒有。
香港的罪案總量比起九十年代，雖然人口增加了一百萬，但是罪案的總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這個當然是兩地的警察、公安部門合作的一個成果，這說明甚麼？說明在「一國兩制」底下，凡事事在人為。
我講上面的一些主要是想總結一下，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７年這十五年，香港這個社會的一些經歷。在這十五年的過渡期間，香港人大量移民，個人、家庭、事業的代價都非常巨大。到了九六、九七年，往外移民的香港居民也大量回流，香港的房價極大幅度的上升。那麼我們現在回頭看，在回歸之後第十五個年頭回頭看，過渡期的十五年，我們大概要問這麼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在回歸的十五年，香港人的集體對香港前途的研判，出現跟後來我們知道的事實這麼大的誤差？為甚麼研判跟後來的事實出現這麼大的誤差？
我看是不是可以這樣總結：我們要是用過去的眼光看今天，或是用今天固定的眼光看未來，就會造成誤差；我們必須要用發展的眼光看未來，尤其是看高速發展的中國的未來，看大陸的未來。現在回頭看，我們應該清楚地下這麼的一個結論：如果中國大陸在１９９７年的社會經濟狀況停留在１９８２年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問題的那種狀況，那麼香港九七年回歸的結果，回歸後十五年今天的結果都會不一樣。
我剛才說，大陸的發展速度非常快，我舉一個例子，我剛才不是說過１９８８年我參加了中國大陸新中國第一次的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和轉讓，第一幢大樓，修在土地上的第一幢大樓是日本華僑擁有的，在上海虹橋經濟技術開發區，落成時是１９９２年，離開現在是二十年的時間。今天，大家到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大家看到的，可以轉讓，可以買賣，可以租賃的房子，因此整個大陸的房地產市場的歷史不到二十年。在二十年的時間裏面，中國大陸從計劃經濟，沒有房地產市場，發展到今天成為世界上最活躍的房地產市場。在這個過程當中，香港從第一天開始的參與就非常大。
所以我剛才說，我們看中國大陸，看整個國家，不能用過去的眼光。我們看中國大陸、看國家的未來，也不能用今天固定的眼光。
現在，我想向台灣的朋友簡單介紹一下香港回歸後總的情況。根據《基本法》，香港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量特別大，因為很多本來是屬於中央的職能，通過《基本法》的授權給了特區政府。很多制度上的一些修改，譬如說我們現在大學的三年制改為四年制，這個我們已經醞釀了很多年，今年實施，這是特區政府自己做。我們的退休制度、醫療制度等的改革，還有匯率制度，有朋友問，你們的匯率制度你動不動，我們的回答是「不動」，但是我們有自己的鈔票，自會有自己的匯率制度。這些都是中央通過《基本法》授權特區政府，這些都是作為一個地方政府，特別行政區擁有的，比其他地方政府多的權利和工作。
昨天，我為在香港的外國總領事和榮譽領事舉行了一個聯誼酒會，來的人很多，香港目前有一百二十二個總領館和領館，比回歸前增加十九個。昨天的酒會，我作為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主持，沒有外交部，我們中國政府的外交部或是其他中央官員在場，完全是特區的主權範圍，這個也說明我們「高度自治」的一個方面。
香港擁有自己的法律制度，繼續沿用普通法原則，我們的司法制度獨立，香港法院擁有終審權。回歸前曾經有一位當時的立法局議員，他說，當時九七前香港這個地方的自由，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他說：「就是怕老婆也不必怕政府」。他說九七年之後，我們是不是能繼續怕老婆也不必怕特區政府，就很能證明香港回歸之後香港的自由度有沒有變化。今天，在坐的香港男士們，都會向我們來自外地的朋友說明，我們是繼續「怕老婆」，繼續「不怕政府」。
確實特區政府經常被香港的市民、香港的企業告到法庭去，這些官司我們也打了不少，也輸了不少，這說明大家不怕政府，而且我們的司法機關完全獨立。
在國際上，香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事務。去年，香港特區政府代表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出席了不少不以國家為單位的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會議，超過一千六百五十次，去年一年，一千六百五十次，包括：世界貿易組織、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和世界海關組織所舉辦的會議。去年，我們政府還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就避免雙重徵稅、自由貿易、勞務合作，以及農業合作等事宜與外國簽署九項協議。這是按照《基本法》給香港的授權。
中央在香港駐軍，解放軍是以封閉式管理，所以大家來到香港在街道不會好像在九七前英國管治年代一樣看到軍人。駐軍的軍費由中央政府負擔，這樣特區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的社會治安。
我們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體現了不變和兩制。不少街道的名稱還保留了原來的英皇、女皇、英國總督的姓名。我們的汽車跟台灣的不一樣，跟大陸的不一樣，我們的汽車在路上還是靠左行駛。台灣跟大陸一樣，ｙｏｕ ｄｒ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ｗｅ ｄｒ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
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內地居民來香港「自由行」，現在僅限於四十九個城市，大陸六百六十個城市當中，只有四十九個城市的居民可以個人身分來香港旅遊。這個說明甚麼呢？說明我們在吸引內地的居民來香港旅遊的同時，我們要管理香港的接待能力與來港人數之間的關係。這個原則也體現在上個月通過跟中央政府的協調，我們停止了在深圳的非戶籍居民來香港「自由行」，我們要調節人數。
內地越來越多的居民對香港的房地產有興趣，香港有一種意見認為這樣影響到香港居民買房子的機會。因此，特區政府初步實施了我在競選期間在政綱裏面的一個主張，就是部分土地規定上面建的房子只能賣給香港居民。
根據法院對《基本法》的理解和判決，現行的法律就是法院的判決，父母雙方都並不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內地人士，來香港所生的中國籍居民可以拿到香港永久居民的身分的孩子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這個我在今年年初叫停了，香港的醫院不再接收她本人和她丈夫都並不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孕婦來香港生產。
以上的例子說明了兩點：一，是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二，是「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方針，它在過去十五年，還有今後更長時間的生命力和適應力。
我現在談一下和台灣的合作。香港跟台灣現在是彼此的第四大的貿易伙伴，去年的貿易總額是三千三百億港元，較１９９７的一千六百億港元翻了一番；旅客方面，每年有將近兩百一十萬台灣遊客人次訪港，是香港第二大旅客的客源市場；香港訪台旅客每年也多達六十多萬人。
兩岸最近簽署了《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事實上港台在人民幣業務方面也有了非常緊密的合作，香港已經發展成為最具規模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平台，可以為全球各地的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一站式的離岸人民幣金融服務。現在二十家台灣銀行的香港分支機構，已經加入了香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二十家這個數不是小數，越來越多的台灣銀行和企業，利用香港平台進行離岸人民幣貿易結算、發債、資金管理等業務。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這三天以「協進會」榮譽主席的身分在台北出席「協、策」兩會的第三次聯席會議，今天剛剛回到香港。兩會過去一年多在多個合作範疇取得的進展及豐碩的成果，取得了成果。展望未來，雙方同意推展四個新的合作範疇，包括：環保、文物保育、檢測驗證及不安全消費品的通報，和促進投資機構相互交流，以繼續推動港台合作及為兩地民眾帶來益處，達致互惠雙贏。
各位朋友，兩岸三地過去三十年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兩岸三地的關係也有了正面的發展。客觀的說，過去三十年是中國人在近代歷史中的黃金三十年，再過兩年，又是一個甲午年，我深信２０１４的甲午比１９５４和１８９４的甲午都要美好。
在歷史的進程中，我們都不是旁觀者，我們都是歷史的締造者。我希望兩岸三地的官員和民眾們，都能夠為三地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繼續努力。
我非常感謝中評今天晚上給我這個機會，跟兩岸三地的朋友，尤其是台灣的朋友們見面。我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再有機會向台灣的朋友們就香港的最新情況和港台關係再給大家作報告。
最後，各位台灣朋友來了香港，我希望大家能夠多找些時間，多住幾天。香港和台灣一樣，雖然香港面積不大，但是我們也有高山、有深海，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城、鄉、郊、野，希望大家能到我們山裏面走走，到我們的海裏面游泳，享受一下香港的高山深海，鳥語花香。謝謝各位。
完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２３時４１分
Windows Media 格式
Flash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