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王國興議員和李卓人議員分別對《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第11(3)條動議修正案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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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今日(七月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就王國興議員和李卓人議員分別對《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第11(3)條動議修正案的發言全文:

代主席女士:

  王國興議員和李卓人議員分別對第11條第(3)款提出了很類似的修正案,我完全明白兩位議員的出發點,但我想強調我們是不認同你們的修正,讓我很扼要講講我們的理據和理由。

  首先,香港屬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系,同時我們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因此工資和價格的彈性,對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和抵禦外圍衝擊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條例草案》的目標,正正是要訂立恰當的法定最低工資制度,設定工資下限,這個很清晰,以防止工資過低,並同時確保不會嚴重損害本港勞工市場的靈活性、競爭力,以及不會對弱勢工人的就業構成不良的影響。

  基於這個目標,《條例草案》原本的第11條第(3)款清楚規定,我剛才講的四條支柱,第一是防止工資過低,我要強調這是出發點,葉偉明議員說以經濟行先,其實不是,最重要是防止工資過低,同時要盡量平衡,減少低薪職位的流失,這是第一個目標。第二是要取得適當平衡,還須兼顧維持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競爭力。這是一個平衡的工程,我們今日講了許多次最低工資立法整個理念和布局是一個平衡的工程,這是很重要,是整個立法的精神和基礎。所以兩位議員的修正案實質上把這項原則拿走,可以說令到這個基礎蕩然無存。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硬性規定最低工資委員會須顧及兩個需要,第一是要防止工資低於綜援水平,以及第二要顧及僱員可應付其個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的生活必要開支,即兩個需要都要顧及。可以這樣說,這兩項需要都與我剛才講與整個制度、整個立法的基礎相違背。首先讓我解釋,我在恢復二讀時都有提到,法定最低工資與綜援完全是兩件事:法定最低工資是僱員個人因工作而從僱主獲得的報酬的下限;綜援則以家庭為單位,並非以個人為單位,是由政府發放的經濟援助,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有效的安全網,這是第一點。第二,工資是僱員付出勞力的回報,因此法定最低工資作為工資下限而非生活工資,即是說並不一定足以應付所有僱員的家庭開支,除了個人還要贍養所有家人的需要真的是做不到。而事實上,我較早前也提及到許多僱員的家庭開支亦可以有很大差異,每人也不同的。符合資格的家庭,如果是在職也好、有經濟困難等,其實可透過社會保障計劃得到援助,我們有低收入住戶的經濟支援,或許容許我稍後再解釋它的運作。我明白王議員和李議員的出發點是為了確保勞工有足夠的工資保障,但最低工資與綜援兩個基本概念真是不同的,所以不要將兩者混為一談。

  舉個例子,王議員你剛才講過一人、二人、三人、四人家庭,其實我具體些和你們分析。如果以單是以失業個案來計,沒有工作領取綜援的,一人的平均綜援金是2,820元,這是最新的數字,二人是5,464元,兩人家庭的失業綜援,四人是9,878元。如果遇茈|人家庭的,僱主是不是就要給9,878元呢?如果遇茪@人的又是不是給2,820元?所以大家講不要低於綜援這口號、這理念,我們明白,但要小心我們在說甚麼。根本不低於綜援是很困難的,要僱主按照每個家庭有多少人而給予多少工資,這是委員會做不到的,所以大家要明白理念在哪堙C但我完全明白大家的憂慮,也是從保障勞工為出發點,我也一樣,其實我比你們還更緊張。所以在過程內,我在較早前講過,其實都是希望委員會關注到基層市民的需要。事實上我再重申一次,委員會在釐訂最低工資建議水平時,是要看一籃子的指標,這一籃子的指標我再重申有四個主要範疇,第一是整體的經濟狀況,第二是勞工市場的情況,第三是競爭力,第四是生活水平,這個已經是很清晰,生活水平他們已顧及到,並非沒有理會。還有其他政策的相關指標是甚麼呢?包括社會和諧;鼓勵就業,大家都知道鼓勵就業是希望要有所謂「體面的工資」,即ILO 國際勞工組織講的"Decent Wage"和"Decent Pay";提升生活質素;提高購買力和其他可能出現的連鎖反應,所以大家不用過於憂慮要寫下去,怕太低,其實委員會有聽取意見,大家都知道他們都見過許多工會、商會、持分者等,他們能拿捏到民意,讓我們給予委員會一些空間去研究。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亦硬性規定最低工資委員會在研究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一定要考慮僱員及其家庭的需要。我剛才也分析了,大家都知道要同時做到這兩樣是有困難的。

  另一方面,李議員你剛才提及到須顧及一般工資水平、生活費用、社會保障利益,以及其他社會群體的相對生活標準。我剛才講,最低工資委員會是採取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這幾個字會不停在我們的討論中出現:「以數據為依歸」,一個平衡的方案,這是很重要。大家如果記住,討論便可以更有理性、更有意思。我們除了用一籃子指標以外,其實目標是要審慎、客觀、全面。客觀即是肯定要顧及到民情,基層生活的困苦,要客觀審視情況如何,所以我們為何要特別為這個最低工資做一個大型調查呢?為甚麼要做一萬個中小企、六萬個僱員呢?目的就是要拿出這些數據,再加上基層生活的情況大家很清楚,統計處也有綜援數字反映出來。順帶一提,我真的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下,是不適宜在法例上作硬性規定,即是兩位議員所說的指標、需求。

  還有一點值得說,就是我們參考過外國的經驗,在英國、新西蘭和加拿大最低工資法例內,均無條文訂明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指標,一般都只是大原則,不可能有實際的指標。

  基於我剛才講一連串的考慮,我們覺得原本的條文,即第11條第(3)款所列的原則,是合乎現實,切實可行,這很重要。希望大家明白到我們不認同兩位議員的修正案,希望其他議員反對,多謝主席。



2010年7月16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22時4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