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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今日（六月二十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立法規定『標準工時』」議案的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我一再多謝梁家騮議員提出今日這個原議案，而今日經過馬拉松會議後仍然有十多位議員留下參與這個討論是十分可貴及難得的。我亦多謝四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以及十五位議員參與今日的辯論。
正如葉國謙議員剛才發言時說，標準工時是個具爭議性的議題。李慧琼議員亦帶出議題的矛盾，將自己的感受清楚表達出來，倡議推行標準工時的人認為可以保障僱員的身心健康，僱員同時亦可以利用餘暇多與家人相處，進修增值，提升個人技能。另一方面，不認同並對此有所保留的人認為有關政策會影響企業運作的靈活性，尤其是在經濟逆轉或低迷時的應變能力，長遠而言，可能會削弱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勞動市場，正反兩面的意見很清楚。
《休息時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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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認同平衡工作和生活對市民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社會發展非常重要。我們明白工時長會減少僱員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及個人進修的機會。在個別行業，如連續長時間工作而期間又沒有充分休息，更可能會引致工作意外，甚至影響公眾安全。
葉偉明議員和李卓人議員認為應立法規定休息時段。事實上，勞工處在二○○三年制訂《休息時段指引》時已作深入研究，並諮詢了勞工顧問委員會及其轄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大家的意見是認為不應立法規定休息時段，因為此舉可能導致一些小型公司經營成本增加，減低個別行業、貿易或職位要求的靈活性；委員會認為最適當的做法是由僱主僱員按其特定運作需要，透過協商訂出休息時段安排。
因此，近年來勞工處亦一直重點推動勞資雙方自願協商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僱傭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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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條例》事實上為建立「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已提供了基本的條件，包括各類假期數目，例如休息日、法定假日、年假、產假，以及對懷孕僱員的職業保障等。僱員如在與僱主協議的情況下缺勤，例如因家事放取無薪假期，其僱傭合約的連續性不會因缺勤而受影響。
黃國健議員和葉偉明議員都提出應該增加《僱傭條例》下的法定假日數目，與公眾假日看齊。我要指出，公眾假期與法定假日設立的性質及背景不同。公眾假期由《公眾假期條例》規管，是相關機構訂為假期的日子；而法定假日則是《僱傭條例》下僱主必須為僱員提供的基本福利。現時《僱傭條例》下每年十二天法定假日的規定，是經廣泛諮詢後訂立的。任何修訂建議，不論是增加或是更換假期，一定要在社會充分討論，因為會對社會各界帶來影響，同時我們亦要慎重考慮及研究，在取得社會的廣泛認同及共識後，方可推行。事實上，現時香港法定假日的數目較諸其他地方，毫不遜色。在十三個鄰近地區中，香港的法定假日數目排名第四；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在二○○五年出版的報告，在全球六十五個訂立法定假日的國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法定假日數目較香港為少。雖然如此，我們亦一直鼓勵僱主因應公司的營運情況，給予僱員較《僱傭條例》基本的保障更優厚的條件，提高士氣，達致雙贏。
葉偉明議員和吳靄儀議員亦要求嚴格執行休息日、法定假日及有薪年假的規定，特別是吳靄儀議員提到在《僱傭條例》第１９（１）條法律漏洞的問題，我想在此強調，我們一貫的政策是非常認真執法。根據《僱傭條例》，除非有任何緊急事故，僱主不得強迫僱員在休息日工作。如果僱主要求僱員在法定假日工作，必須另定假日。僱主不能以款項代替發放法定假日－－換言之，僱主不能進行所謂的「買假」，這是十分重要的。就吳議員提出有關《僱傭條例》第１９（１）條的問題，我會與同事研究有什麼具體的事要做，或者會後我們再與你接觸，拿多些資訊，在這方面做多些功夫，加強監管。至於有薪年假方面，僱主必須讓僱員放年假，或支付年假薪酬給僱員。《僱傭條例》訂明，僱主如在無合理辯解下令僱員休息日、法定假日或有薪年假的權益受損，可被檢控。為保障僱員權益，勞工處一直嚴厲執法，打擊上述罪行。從二○○九年至今年五月底，在這方面成功檢控及定罪的傳票有九百八十四張。
職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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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進一步推廣職業健康，勞工處積極透過不同途徑宣傳和推廣，讓僱主、僱員正確認識及處理工作壓力。我們亦編寫了名為《工作與壓力》的刊物，介紹工作壓力的常見來源，以及機構和僱員預防及處理工作壓力的實用方法。我很感謝潘佩璆議員剛才以醫生身份舉行了一個醫學講座，在短短七分鐘內教授如何進行帶氧運動，如何有充足睡眠，我覺得相當有用。我們亦編製了關於伸展運動及帶氧運動的小冊子和光碟，鼓勵在職人士做運動，在辦公室也可做到，事實上，白領用電腦，很多時都可以舒展一下，保護自己，離開座位。這些信息，我們一直都有帶出來。這些刊物全部免費，可在勞工處網頁下載。勞工處亦定期舉辦講座，例如去年便舉辦了二百六十七個這類的講座，參加人次超過八千。
工作與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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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議員都關注勞工處推行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我們鼓勵給予侍產假，究竟有甚麼成效呢？大家都問過這個問題。我想簡單地講一講兩個具體數字，值得大家留意。第一個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推出「商界展關懷計劃」已有數年，在二○○七至○八年有一千二百間參與公司推出了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已有項目進行；在二○○八至○九年，已有一千四百間公司有推行，至二○○九至一○年，數目上升至一千七百四十間，即是說，信息已續漸成功滲透至私人企業的管理層。在侍產假方面，我們也有向人力資源經理會做問卷調查，有一千八百間不同機構，在二○○六年有１６％有侍產假，在二○○八年有２１％，可見文化開始慢慢改變，我們會繼續努力做功夫。
陳健波議員提出要鼓勵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運動，我是完全認同的。在上一次的動議辯論中，我已同意在不用立法的情況下，全面配合大家推動這項工作。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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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勞工權益的政策，對僱主、僱員，以至整個社會和經濟都有所影響。政府在推行政策前必先要客觀、全面及審慎地考慮各方理據及作出詳細分析及評估。由於訂立標準工時的建議對本港的經濟及社會影響的確深遠，剛才很多議員，特別是商界議員，也帶出了問題，旅遊界方面的問題，我們也知道在最低工資立法期間，有很多問題帶出來要處理，所以問題一點也不簡單。除非可以取得社會各界，尤其是勞資雙方的共識，否則不應輕言立法。
綜觀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立法限制工作時間會影響勞工市場的靈活性及營商環境。許多行業，例如零售、酒店、保險、地產、旅遊等，由於運作上的特別需要，僱員必須有靈活的工作時間。立法規定標準工時，除了減低企業的靈活運作，亦可能導致工作零散化，令散工和兼職增加，影響僱員的生計；僱員的收入更可能隨工作時數減少而未能真正受惠。加上香港有大量的中小企，標準工時難免對營商構成掣肘，企業或會選擇加價，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
我說了這番話，便會有議員問，為何政府為最低工資立法，卻不在這階段訂立標準工時呢？我想指出，最低工資能走到今天的立法程序，是社會上經多年的醞釀和討論，在適當地平衡各方利益後，凝聚共識的成果。現時最重要的是待《最低工資條例草案》通過後，確保最低工資順利實施，保障基層勞工。因此我們應繼續聚焦最低工資，並觀察日後法例的實施情況，包括對就業，工作時數和模式的影響。標準工時的課題同樣複雜，我們不是忽視問題，我們覺得不應低估規管工時對僱主、僱員，以至整個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必須審慎從事，作長遠深入的探討，在社會上達成共識，才可辦到。
代主席女士，過去多年來，香港經濟發展迅速，實有賴我們的人力資源。香港的勞工，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都以靈活性高、適應力強見稱。要保持香港的優勢，關鍵是在維持香港的競爭力、保持香港人才的優勢與保障勞工權益之間取得適當和合理的平衡。我們會繼續循着這個方向制定和推行相關的政策和措施。
代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多謝。
完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１８時２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