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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國家行政學院演講，題為「發揮優勢，化危為機；為香港謀進步，為國家作貢獻。」演講全文如下：
魏（禮群）副院長、各位朋友：
非常感謝魏院長的盛情邀請，給了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和大家分享我工作中的體會和感想。國家行政學院是中國首屈一指的高層管理人才培訓學府，也為香港特區培訓高級公務員。我們政府部門有不少同事曾經到這裏學習和進修。今天能夠在這裏和大家會面，感到格外高興和親切。
新的一年再過幾天就來到。在這個辭舊迎新的日子裏，我和大家一樣，也在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想把近來的思考，分兩部分與大家交流。第一部分，我想集中談談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的啟示。第二部分，我會討論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們國家的發展意味着什麼東西，特別是香港可以怎樣配合國家，對外擴大國際影響力，對內提高人民生活的福祉。
亞洲和全球金融危機的啟示
先談第一部分，充分認識這次金融危機，特別是對比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將有助於我們應對目前的情況，也有利於把握好未來的路向。
大家都知道，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前的一段時期，日本實行零利率政策，給投機者提供了利用利差交易賺取豐厚利潤的機會，造成了熱錢流竄、資產泡沫，最終引發市場動盪。現在，美國也實行低利率政策，利率幾近於零，使到以利差交易形成流動的「熱錢」再次興起，並且迅速在新興市場吹起了資本泡沫。我們必須一邊防範這種泡沫，一邊呼籲國際社會，務必記取亞洲金融危機的重要教訓。
肆虐亞洲的金融危機一九九七年夏天爆發時，我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司司長。面對國際金融大鱷的猛烈攻擊，特區政府經過反覆思考，曾經做出非常艱難、也必要的決定。對這段時間的經歷，我記憶猶新。那一役，使亞洲主要的經濟體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香港特區政府雖然擊退了國際金融大鱷的猛烈攻擊，但同樣受到傷害。既然付出了，我們必須從中學習，要把壞事變成好事。我們和其他亞洲國家都汲取了教訓，提升了對信貸風險的管理、增加了外匯儲備、對財政與金融監管進行了各項改革。因此，二○○八年金融海嘯來臨，亞洲金融體系是經得起考驗的。但是，亞洲各主要經濟體當然不能倖免，而受到衝擊和拖累。
為甚麼事態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呢？難道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和其後的各項改革做不夠嗎？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我們又應該從這次金融危機中學習到甚麼？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必須以歷史的眼光，以更廣闊的視野，來重新審視我們十年前後經歷的兩次金融危機。我想提出四個重點。
金融全球化與監管
第一、是金融全球化對監管提出的挑戰。這次全球金融危機顯示，與十年前相比，各國在經濟和金融相互依賴程度大大提高，國際資本的跨境流動大幅增加，金融產品日益精細，金融交易的速度也隨着資訊技術的發展變得更快。可以說，金融業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僅僅是一個行業的定位，而是對整體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國際間一些監管，還是偏重「多透明、少監管」的原則。一九九七年之後，亞洲各主要經濟體都是在自己的國家和亞洲國家之間的金融監管層面下功夫。
這些功夫也沒有白費。事實證明，亞洲地區的金融體系並沒有像歐美那樣出現崩潰，經濟的反彈也遠快於歐美地區。目前，大家都已經意識到，我們缺乏有效的全球性的金融監管制度。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國家不斷推出改進監管的措施和法案，希望增加對全球資本流動和大型金融機構的監管。
開放與風險
第二個啟示，是要平衡開放與風險。今年十月，在美國聯邦儲備局召開的關於「亞洲與全球金融危機」的會議上，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提出：這次金融危機顯示，金融和貿易越開放的經濟體系，受到的打擊越大。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前提下，開放總是有風險的。金融危機迅猛地傳到貿易領域，引起貿易額的大幅縮減；二○○八年第四季度，當英、美等國的經濟增長是負6%時，亞洲不少經濟體的增長是負兩位數，由負12%到負20%。這現象是引人深思的。伯南克談到這個觀點時，特別舉了香港和新加坡兩個在貿易和金融上極為開放的經濟體做例子，當然也提到了中國和印度。
伯南克的觀察，印證了亞洲在全球化過程中面對的現實，這就是：開放帶來增長，一個經濟體越開放，增長的速度就越快。亞洲「四小龍」是這樣，亞洲「四小虎」也是這樣，一九八○年代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也與開放緊密相關。然而，這次的全球金融危機卻讓我們感受到，開放與風險是一個銀幣的兩面。當然，我們不會從此閉關自守，但是必須學習主動平衡開放與風險。
這種平衡，對於像內地這樣依靠產品出口的經濟體，是要減少過度依賴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增加依靠內需。對於香港這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平衡就意味着，一方面要不斷擴展和深化自身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我們的服務水平、人才素質，以趕上經濟全球化，以及知識經濟的發展。
同時，我們也要改變在開放中過度依賴市場調節的做法。市場並不是完全理性的，其調節和定價功能並非永遠靈驗。政府必須處理市場失效或市場不能解決的各種問題，例如：貧窮、氣候變化、能源短缺等等。自由市場不是萬能的，政府干預也不一定是萬惡的。
金融的返璞歸真
第三個啟示，就是金融業需要返璞歸真。貪婪和賺快錢曾經是金融業發展的動力和風氣。我們必須遏制這種唯利是圖、見錢眼開的文化。我想這次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其中一個重要啟示，就是無論全球化經濟怎麼多采多姿，我們都不能背離生活中的基本原則、價值觀，不能背離專業操守。我們知道，金融市場的四大主要功能是：分配資源、確定價格、管理風險和公司治理。近十幾年來，金融業的發展逐漸偏離它的核心功能。以資產證券化、信貸違約掉期合約（CDS）、抵押債務證券（CDO）為典型的金融產品，提高了資金的流動性，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融資的配置效率。但是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中介者往往是自行製造風險然後再轉移，而不是單單將風險轉移分散，因此令金融體系更為脆弱。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金融是為了服務實體經濟而衍生的。除非有強大的實體經濟支撐，不然就沒有穩定的金融體制。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全球金融業的規模是全球GDP規模的16到17倍。甚麼樣的實體經濟需要高達十幾倍的虛擬經濟為它服務呢？顯然，金融業已經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需要，過度膨脹了。而且，如果金融發展背離了實質經濟發展需要，反而可能會造成經濟動盪的根源。
金融業不僅在功能上，而且在它的基本價值觀、專業操守上，也需要返璞歸真。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們每每為華爾街爆出的內幕交易、操控市場等醜聞感到氣憤，感到沮喪。畢竟金融市場的本質是服務和誠信，如果金融機構總是把自己的盈利凌駕於客戶和社會整體利益之上，這樣的行業能夠維持多久呢？因此，目前的金融改革，實質上是一種回歸，回歸到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需要，回歸到簡單和透明的市場，回歸到誠信、公正、負責任的專業操守。
區域的合作
現在我談談第四個啟示，就是亞洲的區域合作。十年多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們意識到亞洲需要更多的合作，以抵禦外部的衝擊。經過了近十年的努力，亞洲的區域合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區內貿易已經佔了亞洲貿易總額的55%。新的一年到來，中國和東盟的自由貿易區將正式成立。到東盟與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成的時候，亞洲經濟的合作就會進入嶄新階段。
亞洲金融合作也有一定的進展。以《清邁倡議》為標準的區內貨幣互換與合作，從雙邊發展到多邊，形成了區域的聯合機制，並在這次危機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亞洲的外匯儲備基金機制也正在建設和擴充。但是，總的來說，亞洲的金融合作還在起步階段。亞洲個別經濟體與倫敦和紐約的金融整合，遠遠多於亞洲經濟體之間的合作。目前，亞洲經濟和金融合作的內容還多停留在雙邊的層面上，多邊合作還只停留在宣言和組織架構層面，多邊安全機制也還在萌生階段。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告訴我們：也許美國發燒，亞洲不像美國燒得那麼厲害，可以早一點恢復；但是，亞洲經濟無法和世界經濟脫鉤。我們必須努力加快亞洲的經濟和金融合作。在「後危機」時代，在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重整的過程中，亞洲需要重新定位，需要探討建立一個符合亞洲文化的、開放的合作新模式。
國家的機遇和香港的貢獻
金融海嘯暴露了目前金融體制的種種弊端，也加速了世界金融和經濟秩序的重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過去長期左右世界經濟大局的八國集團（G8），今年被二十國集團所取代。這意味着發達國家已經不能獨力引領世界走出危機，也意味着新興的經濟體已經躋身全球經濟治理的舞台。這些新興國家中，中國當然是最受人矚目的，因為我們有最多的外匯儲備，因為我們不斷增强國力，更因為我們的經濟仍然保持着較快的增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將日益重要。
在座的各位都是來自國家各個行業第一線的領導者，我相信你們對國家發展的前景、目標和挑戰，一定比我的認識更全面。因此，我在這裏，只是從香港能夠怎樣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的角度，探討國家在國際和國內經濟調整上面對的挑戰，以及香港可以擔當的角色。
香港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排頭兵
對中國來說，當前有四個主要問題需要處理：第一是參與全球金融機構的改革和全球金融監管的重建；第二是鞏固區域的金融合作；第三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第四是改變內地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前兩個問題，我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了，不再重複。
在討論後兩個問題之前，請先讓我簡單介紹香港金融服務業的近況。香港是東亞地區最早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在國際上享有聲譽。今年九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居第三位，是排在倫敦和紐約之後最具競爭力的金融中心。我們擁有多項優勢，包括與國際標準接軌的市場規模、高效和透明的市場運作，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我們的資本市場吸引大量海外資金，是全球投資者認可的國際市場。
近年，香港的金融交易量不斷提高，業務越來越多元化，監管和商業環境也較以前完善許多。以GDP計，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七年，香港金融服務所佔GDP的比重由10.3%升至19.5%，是香港的主要支柱產業。這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們立足香港的固有優勢，不斷提高金融業的市場效率、監管和透明度，提升我們的競爭力，為更好服務國家做好了準備。
我們作這樣的準備，是希望香港可以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在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的過程中發揮優勢。國家的經濟實力近年迅速增強，然而金融市場的發展卻仍然落後於實體經濟的發展，資本帳戶還沒有完全開放，人民幣也不能在國際市場自由兌換。但是，胡錦濤主席去年在二十國金融峰會上，就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主張，說明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進入國家的日程。而且國家實際上也有逐步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香港一直參與其中，發揮着試驗田、突破口、排頭兵的作用，例如，QFII和QDII制度的建設有香港的參與，人民幣境外流通和功能的擴展有香港的參與，貨幣互換協議有香港的參與，人民幣貿易境外結算也有香港的參與。
今年，國家為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又在香港實施了兩項非常重要的舉措，一是國家財政部在香港發行了60億人民幣國債，二是國家出台《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允許香港提供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清算服務。這些舉措，不僅提升了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吸引力，進一步推動人民幣成為區域性結算貨幣的條件，強化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香港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協助國家控制相關的金融風險。
在一個國家有兩種不同的金融體系，是我國獨特的安排。兩個不同的制度，可以處理不同的金融需求，彌補彼此的不足，保障國家的整體利益。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言，兩個金融體系之間應該發展一個互補、互助和互動的 「三互」作用關係。
當然，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可以為國家作出的貢獻遠不止這些。我們還可以在國家「走出去」的戰略中擔當重要角色，我們可以為國家提升金融服務效率、改善內部管理等各方面貢獻經驗。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就不一一舉例了。
香港服務業與珠三角的融合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賴出口和投資，主要依賴第二產業，服務業是欠發達。金融危機爆發，使這些問題更為突出。服務業不發達造成的就業壓力是個好例子。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調研顯示，在金融危機期間，「長沙市返鄉的農民工中，從廣東及珠三角地區、上海長三角地區以及北京天津返回的分別佔返鄉人員的63%，15%，6.5%。這三個地區服務發展水平恰恰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反映了服務業對就業具有穩定作用。」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像我國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就是明顯偏低的。我們必須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同時提高服務業的比重，這兩方面是緊密相連的。
早在金融危機發生前，廣東省就嘗試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提高服務業的比重。年初國家發改委公布的《珠江三角洲改革規劃綱要》更提出改變經濟發展方式。香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綱要》的落實，與廣東一同制定了「優化第二產業、加快第三產業，開拓內銷市場」的目標。
香港的服務業發展成熟，具國際高水平。目前香港服務業佔本地GDP的92.3%。我們擁有一流的專業服務人才、國際網絡、國際管理水平及市場推廣經驗。這些都正好可以配合國家大力發展和提升內地服務業的目標。國家非常重視香港這方面的優勢。自二○○三年CEPA簽署以來，六次擴充和充實合作的範圍，擴大了兩地服務業互補互通的平台。
為了擴大香港的產業發展空間，特區政府經過研究和論證，在鞏固香港已有的金融業、旅遊業、貿易及物流業和專業服務四大支柱產業的前提下，提出了發展六項優勢產業，就是教育、醫療、檢測認證、環保、創新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我們在堅守「大市場、小政府」 的原則下，為上述產業發展拆牆鬆綁，並協助開拓市場。我希望這些產業能夠發揮香港的優勢，同時把握粵港合作的機遇，豐富區內的產業結構。
各位同人，各位朋友，我們身處國家快速發展和崛起的時代。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參與了國家每一步重大改革，為國家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明年是「十一•五」規劃最後的一年，國家正在籌劃下一個五年的藍圖。在這個變動但充滿希望的大時代裏，香港會自強不息，把握機會，也期望為國家邁向更高的台階，作出更大的貢獻。
謝謝大家，還祝願大家新年進步。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９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１１時３３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