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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今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香港電台發表《香港家書》的全文：
懿琪：
轉眼間二○○九年很快便要過去，你到英國讀書已經六年。雖然你身處外國，但依然非常關心daddy的工作，時常打電話回港都會問及政制發展的情況，就好像市民打電話到電台向我表達意見一樣。
回想在過去七年半，我作為處理香港政制發展的局長，確實有很多經歷。我還記得在二○○二年剛出任局長時，雖然《基本法》清楚訂明香港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但老實說，究竟香港如何走這條民主路，甚麼時候能達至普選的終站，依然有很多問號。
當年，每次我在立法會接受議員的質詢：「香港何時實行普選？」，我往往只能表示這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這當然不能夠滿足立法會議員，而我心裏亦知道，未能夠回應市民對普選的訴求。
香港是一個自由法治的社會，市民對早日達至普選有期望是很自然的事。但在九七前的港英政府年代，以及回歸初期的特區政府，都從未很積極地去推動社會討論普選這議題。
政制發展本來就是一項非常複雜和敏感的議題，特別在「一國兩制」下，要達致普選，不單只要講求社會共識，亦要按照《基本法》達致三方共識，即是立法會、行政長官及中央都要同意。要為香港處理好這事情，不能一蹴而就，只可以沉着應戰，按部就班地去做。
二○○五年本來是一個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契機。特區政府一方面推動「區議會方案」提升○七／○八選舉的民主成分，另一方面透過「策略發展委員會」開展有關普選的討論。
很可惜，○七／○八選舉方案雖然得到六成市民的支持，但最終未能獲得立法會通過。當年，我固然感到有點失望，但我們對於推動普選討論的工作並無停頓下來。到了二○○七年七月，政府發表了《政制發展綠皮書》，這是我們第一次就普選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諮詢公眾。
香港社會就普選議題進行了理性、務實的討論，而大家的努力是有收穫的：人大常委會在二○○七年十二月作出了《決定》，明確了二○一七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並且在二○二○年可以普選立法會。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為二○一二年的選舉制度謀取進度，讓香港向普選目標穩步邁進。
我們在大概一個月前發表了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的諮詢文件，提出考慮透過增加民選區議員的參與，來提升兩個選舉的民主成分。
如何處理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永遠是問題的焦點。在維持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議席各佔一半的規定下，我們恪守不增加「傳統」功能界別的原則。除了增加五個直選議席之外，我們希望通過增加五個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的議席，把地區直選和間選產生的議席增加至四十一席，佔總數七十個議席的大約六成。
這次提出的二○一二年選舉辦法的考慮方向，是在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下，我們能夠爭取到最廣和最闊的出路。撫心自問，這確實是真正有實質民主進步的方向。
這個多月來，我和我的同事出席了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會議，與不同的團體會面，直接聽取議員和不同界別人士的意見。
到目前為止我們聽到的意見，有贊成政府提出的方向的，當然亦有不認同的。部分政黨和團體更提出應先處理普選模式的問題，然後才討論二○一二年的選舉辦法。
其實諮詢文件提出的方向並非特區政府的定案，我們會繼續聽取市民和社會不同界別的意見，希望最後能提出一套各方都可以接受關於二○一二年政改的方案。
近日有部分政黨和學者提出了「區議會方案改良版」，對這些及其他意見，我們都會小心研究。社會能聚焦討論二○一二年的選舉辦法，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至於普選的問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訂明，在二○一七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時，行政長官是由所有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因此是「一人一票」、名符其實的普選。
至於立法會的普選模式，包括如何處理功能界別的問題，社會還有充分的時間作討論。在落實普選時的普選模式，必須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這是不容置疑的。
香港的政制發展經歷了原地踏步，要走出這困局，我們除了要對自己有信心，願意妥協和懂得包容其實也非常重要。
我們不是在一個烏托邦內搞政治，現實是有一定限制的。香港有自己獨特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和憲制安排。但從另一角度看，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我們要從現實限制中為市民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必要時要願意作出妥協。
懿琪，人生也是一樣，縱使我們有很多理想，但環境永遠充斥着不同的限制，我們不能以為只有硬闖才是真英雄，反而要從現實限制中爭取最大空間需要有勇氣和毅力，這樣我們才能為香港走出一條又新而又有活力的民主路。
Daddy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６日（星期六）
香港時間９時４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