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稿代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
以下為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今日（九月十四日）於「2009年SWIFT國際銀行營運研討會」致歡迎詞全文：
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國際銀行營運研討會」（SIBOS）上一次在香港舉行是一九九一年。這項盛事足足相隔十八年才重臨，讓我們都久等了。在過去十八年裏，這個自由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經歷了很多特別的事情，理應足以吸引大家早一點重臨舊地。眾多特別事情中，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一九九三年成立就是一個例子！另外，香港市場高度自由，加上流動資金充裕，金融全球化及產品不斷創新確實為金融管理當局帶來極大的挑戰，以致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採取一些具爭議的補救行動，力求維護貨幣及金融穩定。除此之外，還有香港主權回歸祖國，受到市場相當關注，幸而一切如常；樓市泡沫無可避免爆破，並無（我要重覆，「並無」）導致金融體系崩潰；香港建立多幣種、多層面金融基建，讓任何有意在本時區進行妥善風險管理的人士可以利用即時支付結算系統進行貨幣兩訖和外匯交易同步交收；以及較近期香港的人民幣業務進一步發展，可以作為內地開放金融的試點，而這項發展對全球金融市場越顯重要。不過，話說回來，能夠在此歡迎SIBOS重臨香港，仍是很大的榮幸。
SIBOS今年的主題是「汲取過去的經驗、探討危機後的金融面貌及為日後的創新發展鋪路」。從全球金融現況來看，這幾點固然都很重要。事實上，它們正是過去幾年各國金融管理當局及業界投入不少時間和心思的工作。二十國集團、金融穩定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常設委員會，以及制定標準的機構都正在努力，探討各個具體課題，包括巴塞爾資本架構、估值及資產負債表以外活動的會計準則、交易活動的資本規定、報酬機制、中央交易對手、對沖基金監察原則、監管聯席會、危機處理跨境合作及評級機構監察機制等等。在座的嘉賓或已感到開會太多太膩，而且像我一樣希望不提這些課題為妙，所以我就此打住。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主要國際金融中心，我很榮幸能參與其央行機構的創立工作，並且帶領它走過一段頗長而又充滿挑戰的日子。經過十六年半的時間，我將在九月底退休，我想借此機會與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它們既不深奧，亦不牽涉複雜的技術，只是特別富挑戰性，需要多加思索而已。
第一點是矛盾。我指的是金融中介機構致力爭取最大利潤的私利（尤其短期），與維護有效的資金融通以支持經濟正常運作的公眾利益（即公利）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未被廣泛討論，即使央行論壇亦如是，但我深信它是導致金融危機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金融中介機構致力創新，往往因此獲得豐厚報酬，並聲稱嶄新的產品一方面可為投資者提供更高回報，另一方面可減輕借款人的融資成本；換言之，可以收窄資金融通的息差，增加金融效率。但這現象存有內部矛盾：金融機構利潤越高，僱員花紅越多，依我來看其實正正代表息差擴大，不是縮小，而金融效率亦下降。
但我們確實看到，金融體系中利潤和花紅俱增的同時，金融效率亦有所提高的表面現象。例如，被冠以「證券化」、「創造及分銷」及「信貸風險轉移」等字詞的創新產品，確實提高了投資回報率及降低信貸成本。我估計這當中涉及時間因素：資金融通息差收窄是要付出代價的，而這代價就是日後一旦爆發金融危機時，該息差便會急速擴大。我們剛剛經歷了的一次實例，就是金融創新獲得豐厚報酬的同時，融資息差亦一度收窄，但息差收窄背後其中一個原因，其實是信貸準則面臨崩潰。由此造成的結果大家都非常清楚：投資者固然損失慘重；借款人求貸無門，即使有亦要支付高昂成本；還有整體經濟承受重創。
我們要如何處理這個矛盾呢？我恐怕無法即時找出答案，只好不時提醒大家，並基於維護公眾利益（即維持金融穩定、秉持市場操守、促進資金融通的多元發展及效率）的目的，每當這些公利有可能被金融中介機構的私利所凌駕的時候，便迅速採取相應行動。然而，這在現實中並不易為，尤其創新的金融產品往往被金融中介機構巧妙地包裝成可以提高金融效率的外表。此外，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有關當局對左右金融創新的能力通常有限。金融中介機構往往組成強大的政治游說力量，以窒礙創新及進步為理由反對規管，令當局缺乏有利環境推行防範措施維護公眾利益。大家肯定都聽過坊間一些刻薄及不公平的言論，指美國財政部變相已被華爾街接管。這些說法當然不對，但其顯示的錯誤印象卻是我們不容忽視的。
雖然我察覺到最近所謂的「Anglo-Saxon」模式有點不自覺地，朝着像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式市場經濟的方向走，但我並不認為這是最理想的模式。在這類市場，當局保留對金融體系相當大的影響力及擁有權，促使體系內的營運者更多關注大眾利益。當政府以公帑向銀行注資後，便指示銀行放貸。我認為應該從不同程度上在法律及體制架構方面處理，多於從金融體系的擁有權方面處理，讓負責維護公眾利益的當局可以透過審慎監管、操守規管、設立安全網，抑或制定危機處理機制等，在適當時候發揮適當的影響力。
第二點是進退兩難的考慮。這是指以新興市場為主所面對在致力開放金融與維持金融穩定之間的兩難局面。我贊成透過開放金融來擴大融資領域，讓境內的持儲蓄人士的風險取向與境內尋求融資的人士的風險狀況互相配合。事實上，對境內投資和融資雙方來說，能將資金融通提升至國際層面，應可降低借貸成本及增加投資回報。正是這個原因，新興市場紛紛採取金融發展的相關措施，逐漸提高以至完全開放投資融資雙方、其相關資金、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機構的國際流動性。換言之，就是擁抱金融全球化。
眾所周知，國際流動性為貨幣與金融穩定帶來相關風險，過去二十年各種事件已清楚顯示這些風險實在不小。很多人指出開放金融必須以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來作配合，因此開放金融亦會對新興市場的政策制訂工作帶來必須的制約。我恐怕這只說出了部分的真相，原因是資金流動性對新興市場的約束作用，似乎遠較已發展市場嚴苛。新興市場相對國際資金總量的規模較小，可能是原因之一。國際資金相對境內資金波動性較大，可能是另一原因。同樣令人關注的是盲目地招攬名牌國際金融機構在境內設立據點，或制訂一些可能根本不適合本身特定條件的規則，造成金融體系的結構性問題，影響貨幣及金融穩定。這些問題包括監管漏洞、透明度低及市場集中等。此外，結構性問題更可能導至操守失當。有些人把自由開放的新興市場看成是可自由操控的對象，甚或予攜予取的自動提款機。
但我始終相信開放金融的好處足以抵銷金融不穩定的風險。要管理好這些風險，只需發展金融體系時保持清醒，經常提醒自己金融體系的首要目的是資金融通，配合經濟運轉的需要。儘管金融體系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包括聘用我和在座各位）及投資利潤，但它本質上不應獨立於經濟實際需要之外而存在。循序漸進地發展應該是務實的做法，儘管這樣步伐會慢一點，對國際金融大戶來說亦似乎未能即時做到倒屐相迎。若抱着「人有我有」的心態推動金融發展，肯定過於冒險。而正當已發展市場都在「返璞歸真」的時候，採取最基本的金融發展亦應該合適。開放金融並不表示要輸入各式嶄新的金融工具及做法。要明白部分嶄新的金融工具可能是「有毒」的。
第三點是現實。我所指的是在金融（甚至其他範疇）的現實世界，我們很難甚至不可能找到教科書所指的「完美市場」。在完美市場中，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是承價人，因此不能（亦無意欲）做點甚麼來使市場變得對他們有利。但現實世界是，恐懼或貪婪受到或真或假的市場資訊催生後，再經一小撮人操控或掠奪式的煽動，往往會造成極度波動的市況，以致遠遠超出審慎的風險管理尺度所能掌控的範圍，令金融體系瀕臨徹底崩潰或導致其他形式的系統性破壞。
作為金融機構及金融市場的監管當局，我們的職責是竭盡所能防止出現這種情況，但我們必須承認監管當局亦非完美，以致個別國家層面的監管在應付全球性金融機構及市場方面或會有不足的地方。不管我們苦心設計及演練哪一種市場自由與監管的組合方案，市場總有可能失效，對上述的公眾利益－即確保金融體系有效運作，配合經濟實際需要－造成莫大損害。與規限自由市場，使其無法自行找到適當平衡的做法相比，這種損害可能大得多。
我們固然希望這些情況不會經常發生，但一旦出現的時候，便有必要作出干預，引入正軌，令金融體系回復正常秩序，配合經濟需要。可惜市場干預總會引起爭議，我們在一九九八年經歷過一次，而當年的評論者卻於最近親身體驗一次。純粹主義者高舉自由市場的旗幟，貶斥任何市場干預，並指出此舉涉及道德風險與高昂的成本，且會製造不公平。很多人霎時變了處理金融危機的專家，並舉出各式另類方案。政界人士不管對干預行動是否有決策權，都要求行動要有合理解釋以及必須正確無誤。結果往往要花不少時間才達成共識，而那邊廂的問題已不斷惡化，干預行動的成效亦被大打折扣。
因此，我相信負責維持貨幣及金融穩定的當局應獲賦予在有必要時緊急應變的權力，以能獨立及迅速地採取行動。在這方面當然必須設有相關的透明度及問責性機制，確保行使這些權力時會受到適當制衡。目前正當不少地區及國際論壇都在檢討金融監管架構之際，我們亦需研究應否授權金融當局在有必要時獨立及迅速地採取一些突破傳統思維的行動，從而保障公眾利益。
第四點亦是最後一點是參與，即有關當局對發展金融基建應作何種程度的參與。大家一定留意到不同國家及地區都投入大量公帑發展實物基建，如築路修橋、建設機場，確保人流物流安全及有效率，配合經濟活動，裨益整體社會。相比金融基建發展方面，當局投入的資源相對極少。但其實金融基建對促成資金及金融工具安全及有效率的流動，提升金融效率，從而促進經濟繁榮同樣重要。在某些程度上，金融基建可留待市場自然發展形成，SWIFT便是私營環節這方面的一個傑出例子。但金融基建很多重要組件始終屬於公共財產，若要符合公眾最大利益，只留待私營環節來提供其實並不符合他們的財政效益的。還有基於上述的矛盾因素，金融中介機構往往不太願意、不太積極發展及利用能夠提升金融效率的金融基建。我相信正是這個原因，導致即使合適的技術已經推出多時，仍然有些金融市場的結算系統中之T+X的X無法達致零，即是說，即時支付結算系統可提供的即時貨銀兩訖模式仍未能全面地應用。
因此，基於符合公眾利益的理由，若私營環節並未提供相關方案，當局便有必要以發展人或服務供應者的身分參與。而公眾利益不單指提升金融效率，亦指遏抑不利的連鎖影響，以及更有效地維護金融穩定。香港金融管理局一直以來致力建設香港的金融基建，我可以向大家保證這些努力都是非常值得，投入的公帑卻相對不多，只是我們要耐心一點，輔以在支付結算風險管理方面提供一些適當的審慎指引等工作，以逐步增加這些金融高速公路的使用量。
我結束前想做點宣傳。香港現時已設有港元、美元、歐元及人民幣的即時支付結算系統。這些系統互相連接，在本時區內已可做到跨幣種的同步交收，而透過與金管局的債券結算系統連接，亦可做到貨幣兩訖結算。我們歡迎境外各界使用上述系統進行支付及結算交收：他們可以系統成員身分直接使用，亦可透過與現有成員的代理關係間接使用，或將本身的支付結算系統與我們的系統連接。對於內地當局最近推出的人民幣貿易結算服務，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大家當然可以利用內地的代理銀行來收付內地進出口業務的人民幣款項，但貨幣只可留在內地。若打算在境外收付人民幣款項，以能較靈活調動資金（儘管暫時人民幣金融工具並不多），大家便可在香港做到這一點了。
多謝大家，謹祝SIBOS圓滿成功。
完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４時４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