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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就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向立法會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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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的發言全文:

主席女士:

  今日我在短時間通知下來到立法會,是本茪@個信念,就是希望通過我就這個具爭議性議題的發言,向立法會和公眾作出全面交代。

  我發言會說明擴大問責制的構想及設計,在隨後有關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動議辯論中,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教育局局長均會發言,就政治任命制度、基本法原則、遴選程序、招聘過程作出清楚說明,釋除市民對擴大問責制可能產生的誤會。而今日,我相信行政與立法亦不應再繼續內耗,反要同心協力,集中精神做好民生實事。

  對於擴大問責制引發持續的政治爭E,的而且確,我起初是感到有些惋惜;也感到失望。但回心一想,在特區政制發展的過程中,這是一場不能迴避;也不應迴避的爭議,因為只有經過民意的理性爭論,大家深入思考,問責制才可不斷修正,整個制度走向成熟,從而建立廣泛的社會認受基礎。

  零五年十月十二日我在立法會上發表我第一份名為「強政勵治,福為民開」的施政報告。當時我認為官員問責制實行已有三年,證明有利香港有效管治。市民大體上已認同問責制,並期望它進一步鞏固完善。零七年二月二日,我發表行政長官選舉競選綱領,指出政制發展走向民主化必須有相應的配套改革,擴大政治任命,令更多官員肩負不斷擴張的政治工作是大勢所趨,我向市民承諾在任期內會實現擴大問責任命的建議。

  目前所設計的三層政治任命制度,包括局長、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是由他們和我一起組成一個政治班子去面向市民,更快更好地向市民負責,同時亦保持公務員的政治中立。這是民主發展的必然趨向,是屬於香港政制發展的基礎建設,也是香港民主過渡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無可否認,擴大問責制本身是有爭議性,原因是目前香港正處於步向雙普選過渡階段,但為日後普選做好配套改革,這是我任內的工作,實在責無旁貸。

  在實施過程中,擴大政治問責制先後經廣泛公撚堋腄A立法會相關小組及財務委員會討論,財務委員會並通過開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職位、編制及具體薪酬,繼後政府成立由我自己主持的聘用委員會,下設面試小組,副局長面試小組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主理,政治助理小組由特首辦主任陳德霖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主持。經過面試遴選後,政府於五月廿日及廿二日公布新一批政治任命官員的名單。這是一套有別於公務員招聘的政治任命制度,但一樣是有規有矩,亦有內部制衡。而「特首辦」的任務就是支援和協助「聘任委員會」的工作。我想強調,整個招聘程序,由成立面試小組、人選考慮、薪金水平、職位調派等的決定都是由「聘任委員會」審議和批准。當中不可能存在由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

  首先,我想講聘用制度的原則,擴大問責制是一個政治任命工作,與招聘公務員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各地政府首長組織內閣任命官員亦是如此。去年三月我當選行政長官之後,新一屆政府組閣工作是由我一人負責遴選及拍板決定,然後推薦給中央委任。

  今次擴大問責制是由我主持的聘任委員會決定。委員會成員包括三位司長,因為他們是我內閣的最高級成員。但為了更公平地去遴選人才,我們又引進了面試小組機制,目的是希望更多局長參與選拔,務求達到集體決定,用人唯才的原則。在政治任命的安排上,這種做法己經是充分照顧了公正性和內部制衡的要求。

  雖然選拔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不是採用公務員常用的公開招聘方式,但去年十二月林瑞麟局長已公開呼籲各界人士推薦或自薦人選。在推薦人選方面,除了政黨外,也鼓勵各司局長和中央政策組提名人選。原因有兩個 : 一、他們各自擁有自身網絡。二、他們是問責班子的主要成員;將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會協助司局長落實特首的政綱,並共同進退。但不論是誰提名,能否入圍,完全視乎被提名人能否通過「面試小組」和「聘任委員會」的評審。

  公布後首先引起爭議是國籍問題,這一點我已反覆表明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法治原則,沒有妥協的空間。香港市民或許也記得,回歸前立法局審議《終審庭條例草案》時,反對草案的議員用盡方法只為了爭取多一位外籍法官能出任終審庭法官。今天郤在《基本法》沒有作出限制時,倡議我們自行收窄高度自治下的寬鬆和包容,這並不符合香港長遠利益。

  在香港具體情況下,政府怎樣才能吸納政治人才?香港政制發展是處於過渡階段,最終是向普選邁進,有關時間表人大常委去年十二月已作出明確決定。普選落實要有配套的政治基礎建設,不能一步到位。在基本法行政主導框架下,香港並不是採用西方式議會主導的民主,讓議會最大政黨組成政府,隨蚅雪|的選舉,定期更換政府。基本法所設計的是由經獨立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組成政府。因此我們需要設計另一套符合基本法模式,在行政機關內培育及發展政治和治港人材。

  在目前的環境下,副局長/政治助理人才主要來自政黨、公務員、論政團體、智庫、學術界和傳媒。委任來自政黨人士,不存在對個別政黨厚此薄彼,加入問責制官員行列的,必須認同特首的施政方針和全力支持特首向市民作出的承諾及具體政策,否則團隊根本不能運作。

  而香港是國際商貿金融中心,在專業界和商界人才輩出,但有興趣投身全職政治工作的卻有限。這些有志於政治與公共政策的人士,除了參與政黨,另外一種議政平台便是各類智庫和論政團體。在香港的政治基建發展還未太成熟時,智庫和論政團體這個圈子還是相對很小。大家可以見到今次獲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有幾位同時有參加智庫,又參加論政團體,亦在中央政策組工作。

  由於特首辦主任在政府及金管局工作超過三十年,近幾年又參與成立智經的工作,所以認識不少熱心公共政策的人士。但凡是與他共事過或認識的人都被當作是他提名的, 是他的親信、馬房,這講法對當事人並不公平。因為這是?殺了他們本身的能力,對服務社會的熱誠和承擔,亦漠視聘任過程以集體決定,用人唯才的做法。

  今天政府開放全職參政渠道給予有志之士,大家不妨對這批從政新世代寬容一點。他們今天願意投身「熱房」,明顯是有勇氣,並對香港社會是有承擔,近月來的爭議,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驗。

  主席女士,我知道大家十分重視公帑是否用得恰當。擴大問責制是要政府更快回應民意,提高政府問責性。若問責官員犯上嚴重的政治錯誤,在重大事件上處理失當,是要問責下台。香港政治制度的基礎建設仍在發展中,但市民期望越來越高,政治環境也日趨複雜,擔任問責官員是屬於高風險的工作。

  投身問責制官員行列背負政治風險所付出的代價,沒有一套完全客觀的準則去衡量,而他們的價值,也並非完全可以用公務員薪酬來作準則。我們提交文件予立法會時,是列出了薪酬的上下限,目的是提供一定的彈性去配合來自不同背境的問責官員,而薪酬也是由財務委員會批准。其實政治工作的衡工量值在他們上任之後才可以見得到,也不應急於此時此刻下判語。問責官員時刻受持份者、立法會和傳媒近距離監察,如表現未能達標,便要下堂求去,大家無需太過操心。

  我一生人大部分時間是在公僕生涯中渡過,深知政府處事一向要「有規有矩」,不能亂章法,否則會失去市民的信任。今次的政治任命是有一套章法,雖然與一般公務員招聘不同,但同樣是有機制,有制衡,更有原則。

  今天官員的國籍已公開,具體薪酬已公開,聘用機制及程序亦已公開交待。一切可以公開的資料都巳公開了,爭議應該告一段落。

  香港自零三年經濟開始復甦,失業率持續下降,政府有更多資源去改善市民生活。但香港現時正面臨禽流感威脅,石油價格高企,通脹影響基層市民生活,市民現在最關心是物價上漲、環境污染、教育及醫療改革等議題。我現時正開始為施政報告做準備,我好想行政與立法能夠同心同德,專注於民生,我們不要繼續內耗。今日香港社會利益多元而且分化,在這環境下,政府要為市民做到事,是要有議會充份配合。大家只要充分合作,才可以為市民做到更多,做得更快,做得更好。

  主席女士,我明白有市民對今次處理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安排感到失望,但我四十多年來的公務歷練,做事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要做好呢份工,對得住香港人」。做到這點,除了「擇善固執」之餘,亦要「從善如流」,對於香港的核心價值,要堅守,對於各方的意見和批評,要多聽,多思考。當中的平衡,是對從政者最大的考驗,我相信也是問責制的精神所在。

  主席女士,相信可能會有個別議員希望在我發言後提出跟進問題,各位不用茷獢A今天參與辯論的主要官員會對你們的問題一一作答。我亦巳答應在七月十六日到立法會回應議員的提問,若屆時議員還有相關具體問題,我也樂意再回答各位。

  多謝主席。



2008年6月26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16時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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