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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日（十一月二日）上午出席中文大學逸夫書院嘉賓講座，並以「領導與承擔」為題的演辭全文：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引言
每一次，當政府官員要來中文大學演講，我們都會收到同樣的「忠告」－「中文大學？小心點好喎」。去年特首如是，今年我也如是。他們還會問「怎樣處理媒體？可否容許他們現場採訪？」
但既然特首在新班子集體向公眾亮相的時候，就開宗明義，說我們是一個「專業、務實和有承擔」的新班子，我找不到逃避面對同學的理由，於是就深入中大這個位於沙田山中的「虎穴」來了。至於記者們，我們當然歡迎他們的參與，他們是無處不在的，他們很多還是中大的校友。
為什麼要「小心」中大呢？原因可能是這樣的：有人曾經向我講，港大就好似日本的東京大學，而中大就好似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東大是日本政壇的人才庫，出過大量當權者，而早稻田就以反叛出名，學生畢業後多投身傳媒或者反對黨。
中大學生的反叛形象和愛挑戰權威的個性，可以說深入民心，我自己也親身領教過。當我出任特首辦主任時，罕有地跟三位中大畢業生一起在密切的環境中工作。幸好我六七十年代曾在美國唸書，在一個相當動盪的時期長大，經歷過美國學潮反叛的洗禮，我相信他們的反叛足以跟中大同學比較，所以我沒有被你們這三位中大師兄難倒，他們都跟我合作愉快。
財政司演講，一般人最關心都係會問我對香港股市波動和近日炒作港元的看法，對處理通脹的措施，又或者對大學生作出投機活動的忠告等。但在中文大學今天這個講壇上，我想講的係金融財政以外的題目，我知道很多人對這些議題很有興趣，或者可以找另一個時間詳談。
今年七月，我在「三十會」演講時的講題是專業政治，介紹了我對年青專業人士投身政壇的看法，當時我說日後有機會會談談「務實」和「承擔」這兩個議題，這三方面都是問責官員必備的條件。今天我要講是我對承擔的看法。
意識形態時代
我六十年代跟隨家人移民美國，在紐約中學畢業後，到在波士頓，應該是劍橋的麻省理工學院唸建築。六七十年代，是全世界一個意識形態掛帥的年代。我讀大學一年班時，大學就因為學生反戰反種族歧視及反其他一系列的事宜組織過大型示威，校方不想面對這些問題而提早放暑假，所以我的暑假很長。我亦參與過社區運動，在中學時，就跟隨同學到上城哈林區去做社區服務，給貧窮家庭的小孩派早餐。在大學時，到唐人街附近的老人中心籌劃免費醫療服務和組織波士頓的華僑爭取市民應有的權利。
我當時身為美國的亞裔學生，從黑人民權運動中找到共鳴，認為大家同樣受到主流社會不公平的對待。年青人充滿理想，難免有理想主義的衝動，愛談論社會改革，希望可以改變世界，達到平等共存的烏托邦。
我亦一度視黑人民權領袖MalcomX和馬丁．路德．金，為英雄偶像，但後者爭取的模式相當溫和、不夠激進，當時未能得到我和朋友的尊崇，但現在幾十年後再看，他的表達方式卻未必是無效的，是值得再研究的。
理想主義終結？
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反叛文化隨着越南戰爭結束而告終，八十年代是金錢掛帥的開始，還記得那時有個新興名詞Yuppies取代了花的年代的Hippies。Hippies只談和平和愛。Yuppies是年青專業才俊，高收入有品味的一族。談社會理想，談人生價值忽然變得很落伍。談紅酒、談股票、談車、談家居設計才是潮流。當學生運動風潮過去之後，是否就是理想幻滅，一切變成過眼雲煙呢？
無疑，我本來一直希望在美國主流社會立足生根，得到認可，過美式中產階級的生活。亞裔父母移民美國後，只能幹藍領工作，他們都希望在下一代的身上體現到「美國夢」。
在麻省理工唸建築，畢業後出來當建築師，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自己多年來一直希望幫助改善美國亞裔的處境，這種關懷一直埋藏在心裏面。我認為與其做建築師不如去做教育改革，於是再去攻讀教育碩士，加入了波士頓政府教育部門從事雙語教學的課程發展工作。我相信通過教育，可以改善亞裔族群的處境，減少跨代貧窮。
年青時代的價值跟熱情，是會一直影響你人生的選擇的。我後來離開了波士頓教育部，到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再進修，同班有一位由香港來的，好勤力的政務官，他是第一位由香港政府派到美國大學進修的官員，有一日他問我會否有興趣回香港做點事。那時中國正開始改革開放，給人希望與期待。我考慮了一段時間，決定回來，並且一幹就是二十五年。
價值回歸
這二十多年的公務生涯，經歷了香港的大轉折。過去百多年的歷史中，香港形成了一套以政務官為核心的管治方式。這不單是一套制度、一套程序，也包含着一套價值觀，例如信奉自由市場、方便營商、追求效率、公正、廉潔，以社會最大利益為依歸，官員以自我克制態度運用權力等。過去證明，市民是認同這套行之有效的管治方式的，這套管治方式並且成為社會的價值共識。但香港社會是不斷轉變的，市民的要求也在轉變。
香港人在七、八十年代努力賺錢，改善自己的生活，創造了一個經濟發展的奇蹟。我們埋頭苦幹，沒有理會什麼意識形態的爭論，也沒有時間去靜下來思考什麼是我們嚮往的價值理想。
回歸之後經歷了一連串的大小衝擊，社會湧現出不同的爭辯，市民開始表達他們理想的社會藍圖，而社會精英也開始談論香港的核心價值。過去一套共識已不可以涵蓋社會多元分化的取向和利益。
從政者的挑戰
另一個轉變是隨着政制民主化，市民的期望上升，要求問責，公共政策的討論也越來越多，要保存政務官行之有效的管治方式，必須在制度上引入職業的政治人材，由他們去處理日常的政治工作。他們要跟市民互動，和市民溝通，爭取市民支持政府的政策。這些專業的政治人才是需要有一套價值信念作為坐標的，而這些價值觀不單要體現在他們所負責的政策範疇上，也要成為整個政府、整個執政團隊的信念，大家亦要敢於公開捍衛這一套集體的信念。
在這些基本信念之上，我們還要通過不同政策的辯論，去思考和探索價值的取向。例如發展與文化保育的關係。在七、八十年代，經濟發展居於首要地位，其他一切都要讓路。到今天，市民在保護環境、歷史文化遺產保育和集體回憶保存，都表達了強烈的觀點，跟發展至上的取向有所衝突。
從政者需要調和矛盾，提出新的發展目標，而價值取向也會出現轉變。在今天，不論你是政治領袖，企業領袖或者是民意領袖，都已經不能夠迴避談論價值觀的問題，這對香港社會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香港社會未來是需要有價值觀、有承擔、又有實踐執行能力的年青人，在不同崗位上推動香港的進步。
承擔
「承擔」是不會憑空產生的，炒股票是不需要「承擔」的，事實上很多人講過，千祈不要同股票產生感情，大家只需要以最短時間賺取最大的利潤，一切純粹靠功利計算。而「承擔」，要求你對生活的地方有感情、有關懷，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更美好，願意在工作和讀書之外花時間去了解社會的事務。香港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並會在克服困難和挑戰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信念和觀點。而大學生活，正是培養大家日後對社會關懷的起點，是培養對香港感情和對國家感情的起點。
承擔另一方面是來自價值信念，對建立一個美好社會懷抱着信念和目標。但這樣並不足夠，這些目標必須是可以實現的，而且要負責任地去將他逐步實現，這不是純粹空中樓閣。當信念跟熱情雙結合時，便會成為一種動力，驅動我們去在公職上努力奮鬥。我們由關懷社會出發，去思考如何克服社會上各種的難題，並且付諸實行，這便是政治人的承擔了。
Bill Gates的遺憾
各位同學，大家要擴闊自己的視野，年青人在校園內可以多談社會價值，多跟現實世界作對照，這是你們的特權，這些經歷會成為你們日後寶貴的資產。
今年六月微軟創辦人Bill Gates到哈佛大學向畢業生演說。你估他講的是甚麼？答案不是電腦、不是軟件、不是創業營商、也不是如何搵第一桶金，而是同我們今天講的題目一樣，講的是大學生的社會承擔。我看過演講辭後，感受很深。
這位世界首富向我們懺悔，說他求學時代的最大遺憾，就是對不平等現象沒有任何覺醒。此後，他花了數十年時間去重新追尋。
Bill Gates提出了一個很莊嚴的問題："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最優秀的腦袋，不是應該用來解決人類社會中最大的問題嗎？在座各位不正正是香港最優秀的腦袋嗎？
今天香港經濟雖然一片景氣，但其實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例如貧富差距、例如一些倫常悲劇、普選、環保、發展和保育的爭議等，我們在政府裏的，每天都很努力，但只是我們出力是不足夠。在座各位都是社會最優秀的一群，我希望大家畢業後，在追尋美好生活之餘，也能把聰明才智用於解決香港、甚至是全球的種種困難和挑戰。社會需要你們，人生除了金錢以外，還有其他奮鬥目標。
我相信在座同學中將來從政的可能不多，但即使你們從商，或者繼續學術研究，或者做專業人士，都必須關懷社會，這是未來任何領域成功領袖都必需具備的品格。企業今後要講求社會責任，專業人士要去推動社會關懷，我相信這是一個價值回歸的時代。
我在美國唸高中時相信，白人孩子唸書比黑人孩子優勝，除了學校條件有別之外，是因為黑人孩子的家庭條件欠佳，包括上學前沒有營養充分的早餐，所以我到黑人社區參加派早餐，希望可以促進公平競爭。現在想起來，有些好笑，但無論當時出發點如何幼稚，這是我關注社會公義的開始。當時勤懇認真的派早餐情況，今天回想起來，仍然歷歷在目。
英國已故首相邱吉爾，曾經講過一句讓我銘記於心的說話：
「如果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而奮鬥，不是為了改變這個混亂的世界，讓我們逝去後，下一代可以生活得更好，活着有什麼意義?」（What is the use of living, if it be not to strive for noble causes and make this muddled world a better place for those who will live in it after we have gone.）
我想，這就是承擔。多謝各位。
完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１３時５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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