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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今日（十一月三十日）出席策略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及生活質素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只有中文）：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今日討論收入差距和社會流動問題。根據我們的研究，這個問題一方面是香港人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也是政府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大家的基本看法是，香港的收入差距出現持續擴大的趨勢。
關於社會流動方面，似乎流動的速度未如一般人的預期，特別是反映在中產階層職位的減少，使向上流動的機會因而減少。另一方面，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和越來越困難，可能影響到跨代貧窮問題將來會進一步嚴重化，這是第一種的看法。第二方面是收入差距擴大和流動機會減少，有相當程度是跟我們難以控制的因素有關。而這些因素同時影響其他國際大都會和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包括全球化所導致的人才、資金、資訊和工作職位不斷在全球流動，加劇不同地方之間的競爭；另一個原因涉及資訊科技和其他科技發達，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特別是中產階層的工作；另一個原因涉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她會偏重金融和高檔服務業，而這些行業所產生出來的職位收入會很高，但職位數量不會太多，變成很多其他人只能爭奪那些較為沒有那麼好的職位。另外，香港毗鄰急速發展的中國大陸，加快了我們經濟的調整，特別是工業北移。除了勞動階層工作外，連中產階層的工作也北移了。我們的工業結構、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受到衝擊很大，很多中下層的職位沒有了，形成中下層的景況出現困難。
另外的原因是我們本身的人口結構的問題。首先是缺乏人口流動。低下階層的人基本上停留在香港，不像其他國際大都會那樣，流向一些比較上可以提供發展機會給他們的地方。他們只可以在香港爭奪有限的工作。隨著競爭激烈，收入不斷下降。
第二個由於人口結構所造成的原因是，香港有很多人才離開香港到內地或外地找工作，形成人才外流。而我們吸引人才的機制和能力，尚未發揮重大作用，形成人口質素難以改善，大量低學歷和低技能的勞工停留在香港。
有委員還提出一個問題，隨著越來越多內地孕婦來港產子，而他們的子女回到內地繼續生活，將來會不會有大批低教育程度、低技能的人來港，使我們的人口結構出現更多問題呢？這個問題本身，比較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是獨特的。其他國際大都會譬如倫敦、東京、紐約，他們有非常頻密的不同階層的人口流動。我們低下階層的人口流動量少，但中上階層就有流失的機會，補入的人才不足，這是香港作為大都會比較獨特的問題。
另外有委員提出香港獨特之處是包括香港工會勢力薄弱，無法提升工人議價能力；香港的政制不夠民主，因此政權沒有落在低收入人士手上，令他們不能通過政治權力去掌握、推動深化的財富或收入再分配政策；形成香港收入差距的問題有它自己的特點。但是有甚麼辦法呢？環顧所有的發達國家、地區和其他大都會，都同樣面對收入差距越來越闊的問題，都同樣面對向上流動機會越來越少，向下流動機會越來越多的問題。
香港只是一個小型的經濟體系，面對洶湧而來的全球化和內地的改革開放，政府和社會所能做的事有限。加上考慮到國際組織、國際的趨勢、國際潮流和國際價值觀，任何地方的政府，包括特區政府，有些措施無法運用。而政府要背負沉重的福利包袱。政府要處理這個收入差距擴闊和提升向上流動的機會，受到很大制肘。當中的處理辦法，其實不外乎是兩派意見。一派是從舒緩問題的角度，即是通過溫和的財富或收入再分配的措施，改善低收入人士的日子，避免引發社會不安。這些當然包括福利的提供、稅制的改革，譬如引進累進的稅制、綜援制度、最低工資等，這類補救性、紓緩性措施。但是大家明白這些措施所能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對於處理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是力度不足的。然而，不可以做得過份，因為會影響到香港經濟增長，以及香港作為投資者有利的地方。
另外一個角度是從推動平等機會、公平競爭來提升低收入人士，特別是他們的子女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方面較為符合香港人的價值觀，即是突出自力更生、奮發有為，以及不會依靠社會和政府的接濟。這方面來說，圍繞著這價值觀所提出的建議其實是，一方面要提升教育機會，特別是對低收入人士的子女，要及早提供教育機會。第二方面當然是要通過培訓與再培訓，加強他們的競爭能力。
除此之外，有人說到單純教育培訓仍未足以扭轉低收入人士和他們子女的劣勢。因為現時在現代社會裡面的競爭還涉及到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的支持，以及適當的價值觀，即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公平競爭，和對成就有高度要求。因此要協助低下階層人士上進，就不能單靠教育和再培訓。需要通過各方面努力，包括政府、社會、商界、非政府組織一起，協助低收入人士和他們的子女有更多機會去接觸多元化的文化，與較高階層人士建立連繫或往外地體驗或讀書。這些單靠政府是不足夠的，要其他的相互配合。
總體來說，整個討論的焦點不是放在壓抑高收入人士，而是放在怎樣協助低收入人士。至低限度確保他們有基本的生活條件，進而推動他們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和其他人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條件。當然剛才提到人口結構，有人提過我們是否需要調教人口政策，意思即是，是否應該減少內地低學歷人士進入香港以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又是否要強化吸納各地人才來香港的措施，提升我們人口的質素；是不是要協助我們的低下階層人士，在外地或內地尋找生活和工作機會，推動不同階層人口的流動性，使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滿足以金融服務業為主體這種經濟結構的需要之餘，又能使更多人從中提升生活水平和發展空間。
完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２１時３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