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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今日（十月八日）下午出席新力量網絡「公共政策論壇：施政報告前瞻」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政制事務局局長：多謝陳教授（陳和順博士），多謝先前三位講員給我們一些很有份量以及深思熟慮的意見。
大家一開始討論時就問：到底香港有沒有政治人才，（答案）很清楚：有。台上（年屆）二十、三十、四十的都在，台下有幾個新成立的智庫：Savantas（匯賢智庫）在，SynergyNet（新力量網絡）在，Roundtable在，三十會也在。其實這些是在香港社會自然成長中的參政團體，這些團體的出現是因為有很多有心人。所以我們現時提出的一套建議，是可以回應到、也希望在某一程度帶動到香港社會政局的改變和改進。
我們提出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是有四個目標：第一是希望配合香港選舉制度進一步的開放和進步；第二是希望可以擴闊在香港的參政空間；第三是希望廣納更多不同背景的政治人才；第四是希望可以進一步強化對公務員專業以及政治中立制度的保護和維繫。
首先講講為何政治委任制度可以配合香港選舉制度的進一步開放。我們在政府內辦事的同事很清楚看到香港的選舉制度，以及市民對行政長官、對參選候選人的期望是會越來越高的。縱使是由現時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所產生的特首，其實他是要面對全香港七百萬的市民，而參選前後，人們會問他很多問題：你參選之後會怎樣落實你的政綱；你在社會政策方面，醫療融資；你在經濟政策方面，香港的經濟轉型；你在教育方面，「三三四」過後，你準備怎樣帶動香港社會進一步進步等。所以香港的行政長官與外國先進民主化社會的政府首腦，其實都是面對同一個挑戰，就是參選過後怎樣可以落實他的一套政綱。他需要一個班子，要有司長、局長、副局長和其他助理。我們現時先準備好一套工夫，方便有朝一日，當我們越來越走近普選時，已有一套架構，幫助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去做好他五年一任的工作。
第二方面講擴闊參政空間。時到今日，在香港主要可以參政的是加入區議會和立法會，這些都是經選舉產生的渠道，都是好的。所以我們去年希望可以增加立法會的議席，我們也擴闊了區議會的職能。但是我們希望在行政政府的不同政策局內，可以擴闊更多職位，讓有志之士和適合做香港政治工作的人才，加入政府辦事。
為甚麼我說可以廣納更多不同的人才？在二○○二年之前，我們大部分司級、局級的官員主要都是公務員出身的，間中有三、兩位不是公務員出身的，但加入後都要用公務員的身分辦事，例如梁愛詩。但是○二年過後，我們可以更加廣闊地招攬其他背景的朋友。
現時我們十四位司局長中，有一半是公務員背景出身的；然後有些例如像唐英年、馬時亨是商界的，李國章是學界的，黃仁龍是專業界的。我相信將來做副局長或者局長助理的，都會是這五、六個界別的人士，可以加入政府的政治層工作。所以在座的朋友已經全部代表了這些界別，新聞界也可以，因為新聞界的朋友，你們每天都在「追」政情的發展。
我講簡單一句，為何我說這個制度對香港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能夠維繫得更好。九七之前，最爭議性的議題都是由我們的公務員同事處理。譬如在彭定康當總督的年代，有新九組的政改方案，當時負責把方案拿出去給予立法機關和公眾討論和處理的，就是當年的司級官員，也是公務員的同事；這些是具非常大的政治爭議性的議題。
直至我們在○二年開始了政治委任的制度，有司、局長是五年一任，與提名他們委任的行政長官共同進退之後，情況才有所改變。剛才大家提過，譬如仙股事件，向公眾致歉的是我們的局長同事；在沙士事件，向市民交代和承擔政治責任的，也是我們的局長同事。
有朋友問，為何不是署長（承擔政治責任）呢？當然我們作為公務員的署長、副署長、助理署長、專業職系的同事，他們有專業和管理的責任；但是處理政治的責任，是需要政治層去承擔的。
間中我會提及，幾年前有一南韓客機撞機，事件過後交通部長辭職。交通部長自己所做的工作與飛機安全與否和撞機的原因，未必有直接的關連。但是因為事件是在他的政策範疇下發生，社會有很大的回響，他就代社會、代政府承擔了這次事件的後果；這是一個先進、開放、民主化社會慣常的做法。但我要強調，我們專業部門的同事也要按照法例辦事，按照他們管理的責任來向公眾交代，這是必需的。
我也想回應一下幾位講者剛才所講好幾方面的問題。Andrew（游錦安）講到有百分之七十的年青人關心香港的政治，但也有百分之七十不準備加入政治行列。其實這也不是太糟、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們不會要求百分之一百或者絕大部分的年青一代參政。要有選民、有人支持、有人給予意見、然後那些做議員和問責官員的就要回應社會上的訴求，要帶動社會，把香港的事情做得更加好。
Andrew也特別講到，到底公務員和問責官員如何配合。其實今次設計這套建議，我們是參考了加拿大和英國的模式。
在英國是有三層政治委任制度的官員，他們有Secretary of State、Minister of State 和 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即大臣、部長和政務次官。而在加拿大，則有部長和議會的秘書(Parliamentary Secretary)。這兩層或三層的部級人員，他們在國會內代政府辦事和發言。這兩個地方也同時有兩批副部長或者常任秘書長等一系的常任公務員體制，以支持另一面，即政治委任那兩、三層的官員。在這些先進國家，他們的公務員同事與政治委任同事之間的合作並沒有甚麼大問題，因為他們的權責，幾十年來已經分得很清楚。
我也第一個要承認，香港現在剛剛開始推行政治委任制度，我們剛經過四年的磨合期，現在開始跑得較為暢順。將來如果有了副局長和局長助理，也必然會有新的磨合期。但我會期望（屆時）每位局長，譬如說在每年立法會會期開始前，他有十件事情要處理，當中三件他作為局長會自己帶隊向立法會和公眾解釋；有三件會交由副局長帶領一批公務員去處理；有四件可能仍在政府內部研究的則交由常任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去牽頭。這樣，整個高層的團隊，大家要很清楚這十件事情在未來一年會怎樣去辦，大家的溝通要很完全才行。
Andrew有講過到底（新設政治委任的職位）是Full-time（全職）抑或是Part-time（兼職），Ray（葉健民博士）也有講過。其實兼職只可以做顧問、做我們的委員會，不可以正式負起政治委任的責任。因為如果是做政治委任的官員，就只能夠跟外面的業界和商界「斬纜」，遵守政治委任官員的守則，然後加入政府，一日二十四小時、每星期七天工作。雖然政府的工作周是五天，但我今日也來跟大家溝通；這是應該要做的。
Freddie（解端泰）講了好幾件事，特別關心的有兩方面，我覺得需要在這裏提一提。是否有了政治委任的司局長，就會導致公務員的同事「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我想代十六萬公務員同事講一句：香港公務員團隊的質素很高，是專業和負責的。當然，「樹大有枯枝」，我們一定要很審慎和積極地處理任何制度上的改變。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其實政府高層也着緊。每日行政長官與我們的司局長同事早上八時四十分便開「早禱會」，看看當日「菜單」如何、報章在報道甚麼事宜、有甚麼事宜需要當日回應和即時處理。譬如我們早幾個月處理KCRC九廣鐵路的問題，也不過是三幾天之內「手起刀落」，很快便處理。現時大、小事情，我們也是這樣處理。
媒介是很重要的，因為你們每日都在觸摸（社會的）脈搏和報道，使我們政府高層事無大小都「悉以咨之」。但是，前線的同事都感覺到，政府現在很着重要做好每一件事。市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例如水喉不通，就像昨日的事件（沙田區水管爆裂影響區內食水供應），就要立即安排水車前往（供水），稍遲一步，也會招人詬病；這些事情我們會跟得很貼。不過Freddie，不論跟得多貼也好，亦不可能杜絕所有你所講的問題；但我們會努力的。
第二方面，政府內部的架構中，十一個政策局是「平起平坐」的。現在我們已經予以調節：兩位司長──財政司司長和政務司司長，他們分別統籌幾個不同的範疇，這對我們做局長的和負責政策局工作的同事，都有幫助，因為我們不是凡事也勞煩行政長官的。如果我們在政府總部中多些協調，是有幫助的。
大家討論了很多問題，我暫時不再回應太多，我先來聽聽大家的意見。Ray談到很多事情，當中我特別想講一點：我很贊同我們不應繼續作單元發展。戰後幾十年，（政府）用我們這些政務主任系統出身的同事，處理了很多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政策。既然香港社會這樣多元化，我們就要廣納人才，使我們的政策和政治思維更為豐富。我希望將來在政府內部也有這方面的討論，有多元化的意見。
我們在行政會議和政府的高層會議也有這樣的討論，不過因為始終那一套政策和政治思維要有一個中心，要以五年一任的行政長官其政策作為中心以及作為基礎。因此不能夠全面開放，完全由一個中立的委員會去提名這些局長、副局長和局長助理的人選。這是需要像外國那些總理、總統般，同樣經大選之後，由他們建議哪些人士加入他們的內閣。但是我很同意，不論是局長、副局長或是局長助理，都要承擔政治問題的精神，要向立法會、傳媒和公眾交代。他們上任後，需要完全百分之百肩負這個責任。
我先講到這裏，現在聽聽台下的回應，多謝大家。
完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８日（星期日）
香港時間２１時３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