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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剛才曾先生所講的是頗肺腑之言和感性的，但是我自己聽過之後，我覺得你所說的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那麼我現在感性的跟你說，情為民所繫，不是只是說情，有時我很害怕你一件事，就是再說下去是有情飲水飽。我很想知道，實質上當你說對香港市民說有情的時候，你會不會有一些實際的政策去表達你那種情呢，而不是有情飲水飽呢？不是說一個老公和老婆說「我愛你」，然後跟着自己有很多錢出去花天酒地，但是就不給家用，那麼你都知道我想問的是最低工資，這方面，你會不會做呢？那麼你權為民所有，你就委任了所有商界入行政會議，這名單已四處都是，民又在你心目中裏面，怎樣去分享到那個權呢？我又看不到，所以即是希望，當你說情的時候，是真情，而當你說權的時候，真的是分權。
行政長官：事實上，整件事情由頭至尾，我是被「嫻姐」（陳婉嫻議員）所動的這個問題，即是講出關於一個最低工資的問題，在競選時間我聽她說了肺腑之言，亦做了我自己認為的份內，在現在的時間之內，在社會還未有共識之前，所能夠有限做到的工夫，我是已經盡量做到。「阿人」（李卓人議員）你知道我已經在政府內部裏面，我們合約用標準合約，我們希望亦都鼓勵到，亦都希望能夠指引到我們其他那些資助機構跟隨這樣做，將這個安排更加擴大到希望去到補助學校，其他這類型的團體，更加鼓勵商界亦都用這個市場的工資，用來給予他們的工人。我們很明白，現在經濟復蘇之時，到了今時今日，還未有人看到最低下階層工人的實質工資有明顯的增長，這個是在我心裏面常常記掛着的，但這件事亦都牽動到整個香港的營商環境和勞工市場結構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的失業率還是百分之五點七的時候，任何一件事增加了這個勞動市場裏面的障礙，和硬性規定的時候，可能我得出一個結果是負面的，更加影響就業的機會。我相信「阿人」你都明白我的道理。但這件事情，我覺得是要繼續研究，繼續要探討，我好相信有一些環境之內，如果是做最低工資，如果是適合水平的時候，或許不會影響到這個就業的情況，所以這件事勞顧會正研究中，我亦會跟進。另一方面，我亦說不會不停做，我會繼續在盡我自己可能之內，可以影響範圍之內，會繼續地做，這是回應你和工聯會數位同事問我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需要共識的，不可以就是這樣就去做。但是不要忘記，你剛才說行政會議，我現在不會說行政會議委任議員是誰，但是你不要忘記，鄭耀堂先生是行政會議成員，他亦是勞工界的代表，是很資深的，可能你不同意他的意見，但我很尊重他的意見。
李卓人議員：我始終是那一句，即是如果曾先生，你是真的說情的話，你真的要實質有個介入，實質做一些事，為一些低下層工人，即是現在連時間表，你不要說政改時間表，連這個最低工資實施的時間表，立法時間表也沒有，那你怎樣說情呢？你繼續說情，然後繼續要我們飲水去飽，這樣又行不行呢？我很尊重鄭耀棠先生，不過鄭耀棠是指一個，如果你十多個裏面得一個是勞工界的代表、基層的代表的話，那麼其實你說是否足夠呢？是否權為民所用呢？
行政長官：我有一件事，就是你說我沒有做，但我是有做的，現在現時政府的安排我相信已經受惠了超過數萬的工人，亦都希望這個覆蓋面會繼續擴大，所以我覺得那件事不只是口說，是根本實質上正在做一點工夫，我亦都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的。另一方面，會跟進現時在勞顧會的討論。
李國寶議員：請問行政長官有甚麼方法來加強特區政府和內地官員的溝通呢？
行政長官：這方面我在施政報告裏已經提及，希望自己能夠有多些時間和中央的有關官員，在我們共同關注的事項上，特別是中央在《基本法》裏面釐定了他們有權指問的事項上多些溝通；對於經濟金融發展裏面需要和中央合作的，亦希望多些溝通。我自己希望找到一些時間去，希望議員對於這個不要那麼敏感，每去一次劉議員便找我來這裏問話，希望她不會那麼敏感。另外我亦也會鼓勵我所有的主要官員，能夠勤一些，為他自己份內的工作，為了香港人的利益，最好多些與內地有關的官員、省市的官員和中央的官員多些聯繫，多些做好工夫。另外我好希望秘書長亦同樣這樣做。除了他們之外，也很希望更加普羅的立法會議員，希望更加多些去內地體察國情，有些現時去旅行方面，或者去工作方面有困難的時候，我亦希望可以繼續努力，繼續做多些溝通的工夫。因為我自己深信一點，能夠真真正正在政制裏面，可以快一點到達各位在《基本法》寫下關於普選的事，一定是建築於互信之內，而互信方面是相向的。我希望，一方面，我們鼓勵中方官員信任我們香港人會對這件事會有責任去落成我們自己的做法，香港人可以管治得香港好好的；更加好希望，所有立法會議員都是對中央、對這件事、它是無私這方面，多些認同，多些認識，對國情方面更加多些認識。
馬力議員：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內提及創造了六千八百個職位。我們覺得這是做得不錯的。但不知行政長官有沒有留意本地最近有一個研究報告，指出未來幾年香港的貿易行業會有十萬個工作崗位會北移。十萬個工作崗位即等如本港失業率的兩個百分點。我們認為這對香港整體經濟造成的衝擊可能會比八十年代時香港製造業北移的影響更大。我們想知道政府對這狀況有什麼評估和在人力經濟政策上有甚麼應對？
行政長官：香港現在面對一個開放性的經濟體系和全球共同競爭的市場環境之下，要不停有改善、不停有變遷。而我們人力的結構亦要跟著改變，與時俱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已看見二十、三十年內，每一個工序的更改最後遷移而影響到我們本地的市場。但我感覺到一件事，馬議員，我們以往當經濟轉型最快的時候，我們的失業率是最低的。只可惜前幾年，我們不是轉型轉得快，而是因為有亞洲金融風暴，使我們自己內部經濟失調，再加上泡沫經濟，形成了我們面臨的困難。所以我覺得不是怕這些技術的遷移或職位的遷移，最緊要的是我們自己有創新的能力。在新的行業，特別在高增值的行業裏能產生多些職位。往往，這些不是政府內自己可以做得到，我們的能力有限，亦不知道市場現在的發展情況是怎樣，市場的觸覺沒有商界這麼凌厲。我們只希望在這方面能夠做出怎樣的營商環境，製造一個環境，使到我們的商界、我們的製造業的大老闆也好、中小企也好，迎着這個新的形勢不停去改進不停去增強競爭力。很可能有些職位是北移，亦很可能我們藉這個機會製造新的機會、創造新的行業。這三十、四十年來，戰後我們香港亦經過這個程序。最緊要是對我們自己有信心、對我們創造新的力量有信心，這樣才能維持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質素能夠提升。對你所說的報告我們會找同事深入的研究，看看我們會否有具體的對策和方法，不是只利用了我一方的認為市場會自動調節的信念來做。多謝你提醒我這件事。
周梁淑怡議員：很高興從施政報告看到你這麼重視創意工業，尤其是你成立的電影發展委員會，幫助電影業的發展，相信可能是你亦看到，電影業在全盛時期的八十、九十年代，每年有四百齣的產量，到現時，去年只有六十四齣，今年可能只有半數。但是，行政長官，其實在過去幾年，已經有一個諮詢委員會，已做了你現在所說的那個電影發展委員會的諮詢工作，亦構思了很多東西，但亦不能扭轉劣勢。我想問行政長官有甚麼計謀或把握，可以把這個惡劣的情況扭轉，真正幫助電影業再振雄風？
行政長官：有時候，並不是產量多便是好，我想都是貴精不貴多，但是現在的情況，電影業面臨很大的挑戰，特別是就業的人數降低，我是很明顯知道的。正是因為我覺得現時的情況是不滿意，才希望委員會能夠革新，重新來做。在這方面，周議員你自己亦有很多意見，有佷多具體的和好的意見，我亦希望你能夠在委員會內表達你的意見，希望幫助他們，一起構思更好的方法。關於這個問題，經過我們長時間的考慮，曾俊華局長就這件事說這是一條出路，而且我亦相信，他就着這個問題，在大家辯論施政報告的時候，他可以為大家作更詳細的交代，說說他的構思是怎樣。但我很希望，這個新的委員會能夠創出一條新的道路，希望能與業界有充分的接觸和溝通，聽取他們的意見，特別聽聽他們認為哪一條才是最新的路線。特別是像你或其他對這件事有深入認識的人、議員和專家，可以讓我們一起從長計議來做事。的的確確，電影業是香港的強項，我們不能夠讓世界的競爭舞台上，少了我們的聲音和地位。
周梁淑怡議員：其實，業界和各方面關心電影業的人士，在過去的十幾年，甚至二十年，都在不同的時間，向政府重覆表達過，指出香港電影業有這麼多人才，亦做了這麼多成績，最主要是政府能夠有一個電影發展局，提供足夠的支援和權力來推動這個行業。不知道行政長官在考慮這個問題時，可否更大刀闊斧，從這方面提供足夠的力度來幫助，而不是這裏問一問，那裏問一問，從而損失了一些時間。
行政長官：我相信我自己是抱着一個開放的態度，如果變成一個管理局，怎樣能夠……發展局……管理局……問題是他們做的事，所希望做的事，為甚麼現時的委員會做不到呢？有甚麼事是可以現在先做出來呢？這個發展局是否一個官僚架構？如果不是，又是甚麼？如果是一個媒介，把金錢和其他東西放進去，又有甚麼作用？我想不如從具體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而不是從結構或官僚的形式去看。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是抱着一個完全開放的態度，如果是管理局或發展局可以幫助業界，我是樂意去做的，是樂意去考慮的。希望這個發展局不像旅遊發展局這般昂貴，要花這麼多錢。
周梁淑怡議員：十分不公道的說話，我要說，雖然貴，但物有所值。
行政長官：是的，是的。
（待續）
完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２１時３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