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昨日（一月二十四日）在倫敦香港協會會員午餐會上發表題為「從法律方面論述『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情況」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香港協會主席鄧男爵、查大使、各位嘉賓：
鄧男爵，謝謝你就香港的情況作精簡的介紹。
承蒙香港協會邀請在午餐會上發言，我感到十分榮幸。雖然我這次只是旋風式訪問，但能夠和眾多老朋友聚首一堂，實在非常高興。若然逐一拜訪各位，恐怕要兩三個星期的時間才能辦得到。上次到倫敦訪問，是在2001年3月，當時我談到香港從一個英國殖民地順利過渡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成立已有七年半，我想實無須將過程重述一遍，特別是在座有多位顯貴嘉賓，他們對香港順利過渡，作出重大的貢獻，就讓我舉幾個例子。在《中英聯合聲明》的談判和簽訂過程中，賀維爵士擔當重要角色；貴會主席鄧男爵代表香港市民，分別向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力陳他們的心聲。唐明治先生不僅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磋商和實施過程中擔任法律專家並給予意見，在回歸前後也經常分別代表政府和市民在香港的法院出庭，為香港憲法的演進作出貢獻。當然還有回歸前擔任律政司一職的馬富善先生。黎守律先生在回歸前後擔任大法官，在終審法院的審訊中作出多項判決，對建立香港的新憲制秩序起重要作用。馬天敏法官曾在香港出任法官，表現卓越，擔任法律改革委員會成員期間，對法律改革作出重大貢獻。戴維斯先生曾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代表。貝恩德爵士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英國駐港總領事；還有其他許多人均曾以不同方式，為香港的穩定、繁榮和發展作出貢獻。若要一一提述，恐怕所剩時間無多。在此重述香港憲制的發展歷程，實在多此一舉，因為這段歷程我們都一起經過。今天我站在這裏，感到我們的心緊緊聯結，我們都真誠熱愛香港，衷心希望香港一切美好、社會興旺繁榮。
基於上述理由，以及我預料各位會從你們的角度去看香港的現狀，我的演辭會盡量精簡，集中講述幾方面的法律工作，然後讓各位提出問題。無論你們的問題有多敏感，我都會盡力回答。
基本權利和自由
1997年7月1日前，很多評論員作出駭人聽聞的預測，包括預言「香港已死」。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香港市民能否繼續享有既有的權利和自由？原有的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能否維持？生活方式會否保持不變？當然，我們都知道這些悲觀的預言並沒有實現。人們恐怕會發生的很多事都沒有發生，而且將來也不會發生。
關於權利和自由方面，香港《基本法》承諾的保障並非虛言。這些保障透過不偏不倚、獨立自主的司法機構得到兌現。《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香港居民根據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會受到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該等國際公約的有關條文抵觸，意思是有關限制必須合情、合理並與施加限制的目的相稱。根據《基本法》第十一條，香港的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這意味任何與《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相抵觸的法例都不會生效。
有時候，如出現涉及基本權利和自由、檢控決定或政治問題的爭議，有些人會質疑香港的法治是否已經受損或司法獨立受到干預。司法機構在這方面作出的先例日益增加。雖然出現這些爭議，但國際社會認同，本港的司法獨立並無受損，法治穩健。舉例來說，在姜恩柱先生沒有對提供個人資料的要求作出回應一事上，我決定不向他提出檢控而被批評優待駐港國家機關。劉慧卿議員為此向他提出私人檢控，但其傳票被法院剔除。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在2004年7月向國會提交最新一期的香港半年報告中關注到，香港三位受歡迎的電台節目主持人突然辭職，是否意味着香港的言論自由受到威脅。但事實勝於雄辯。該三位受歡迎的電台節目主持人當中，兩位已再次主持電台節目，而另一位則已當選為立法會議員。我們認為，如果他們當時的短暫離開是因為個人安全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脅，他們便不會像現在一樣，繼續公開在傳媒出現。
自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每年都有關乎憲法的重大訴訟，其中涉及居留權、出入境自由和言論自由等。法院一直予以謹慎處理，並對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文作出廣義的詮釋，但對可容許的限制則給予狹義的解釋。
法治
直至九十年代，違憲審查的司法程序寥寥可數。所提出的司法質疑往往是某附屬法例是否超越了主體法例的權力。《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於1991年頒布，讓法院有權撤銷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的條例，隨後訴訟便接踵而來，所涉的法律問題，例如有罪推定的合法性等，需時數年才得以解決。《基本法》於1997年7月1日實施，諸如臨時立法會是否合法等法律問題，在法院提出。近年來，在《基本法》與本地法例磨合初期，司法覆核的申請急增，而且多涉及以前從沒有觸及的法律範疇。政府部門所行使的酌情權時刻受人質疑，這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的趨勢。儘管通過上述的司法程序，政府的職權往往得到確認，但也有些情況法院裁定政府所訂立的法規不合法或不當地行使酌情權，判政府敗訴。
在近期發生的「領匯」事件中，對於有人就房屋委員會透過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出售資產的權力而提出訴訟，有市民質疑法庭程序有否遭到濫用，這事件因而引起極大的爭議。然而，我們相信法治精神包含多方面的因素，向法院申訴就是其中一個要素。濫用司法程序的情況絕少出現，即使有濫用的情況，亦應留待法院作出制裁。我相信稍後情況會轉趨清晰，而最終公眾亦會明白到維持公平公正才是最重要。律政司已委託專家就市民在法律服務方面未能滿足的需要進行調查，希望可以改善資源的分配，令市民更容易使用司法服務，同時令公義更有效地彰顯。
司法機構
由1997年7月1日開始，香港的法院架構增設了新的一層，即終審法院。《香港終審法院條例》規定，終審法院的法官為首席法官、不少於3名常任法官，以及另一名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我們有幸請來9位來自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優秀法官組成我們的海外法官團，也很幸運邀得8位熟悉香港法律的退休香港法官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繼續為我們服務。這些安排提高了終審法院的聲望，而終審法院任何法官都可作出異議判決，這更可保證司法獨立的精神得到保障。
《基本法》第八十四條特別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判案件時，可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這不單讓我們可維持原有的法律制度，而且可讓我們繼續發展這制度。
普通法法制的發展
普通法是活的法律。普通法的發展，很大程度取決於法官和他們所宣告的判決的素質，原因是每一個判決都可能成為日後案件的判決理由。自回歸以來，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司法機關曾援引香港終審法院的一些判決。雖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令一些人有不少誤解，但香港法院在司法獨立方面的聲譽極佳。這一點不會使人驚訝，因為司法獨立不但在《基本法》第八十五條中獲得保障，並且還透過整個法官任命制度和職位保障的規定等而得到保障。我們維護法治和司法獨立，所依賴的不是個別法官而是這個制度。
律師
法律制度的發展也有賴律師的專業知識，包括執業大律師、律師和政府律師的專長。律政司的職責是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而我們不時會將檢控工作外判給私人執業律師，他們又會在民事訴訟中代表政府，其中包括處理司法覆核案件。此外，我們經常就行政法徵詢他們的法律意見。他們當中，有些是英國的著名大律師，以及憲法、人權法、公共行政法的專家。我們繼續參加由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律政部門舉辦的訓練課程和交流活動。自回歸以來，我們一直進行法律教育改革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並繼續參與國際法律會議，以及與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保持聯繫。為了提供有利的基礎架構，讓香港的法律專業不斷發展，政府不遺餘力，將香港推廣為區域性的法律服務中心，並根據《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安排》所制訂的計劃，協助香港律師進入內地法律服務市場。由於時間有限，我不能在此詳述《安排》的細節，但我很樂意解答大家對這方面的提問。香港有一支強大而獨立的法律專業隊伍，使香港的法律制度得以繼續茁壯成長，也確保香港的法治得到維護。
沒有提到立法機關和我們的政制發展，算不上全面介紹我們的法律制度。然而，就這兩方面而言，單談其一也要花上很長時間。我只想引述姬鵬飛先生於1990年3月28日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發表的講話。他在講話中就我們的政治體制模式作出說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根據這一原則，《基本法》第四章及附件一、附件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有[以下]一些主要規定......」
我們閱讀上述說明時，應以當時而並非現時的情況來理解。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時，立法局部分議席透過選舉產生的安排並未出現，直至1985年才有部分議席透過功能組別選舉產生，而部分議席由直選產生亦只是在1991年才引進。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是香港特區政制的重要部分，而政制則是香港特區制度的軸心。香港特區的制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十三)項決定。因此，各位會理解為何中央人民政府會如《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以及附件一和附件二所規定，在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上保留一個角色。當然，香港的政治制度不應該、也不可能停留在1984年或1990年的模式。在過去七年半，我們經歷了一屆行政長官選舉、三屆立法會選舉，以及兩屆區議會選舉。在每次選舉中，議席的代表性不斷擴闊，而且更趨民主。然而，任何改進都必須符合香港當時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七年半過去了，我們現在進展如何？在1993年，唐明治先生為《香港貿易及投資法》(Trade and Investment Law in Hong Kong)一書撰寫引言。他這樣說：
「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具體承諾中，包括以下保證：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在詳盡的附件中所闡述並納入《基本法》的其他要點包括：
* 普通法、衡平法及現有的成文法和習慣法維持不變；
* 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
* 獨立的司法機關，司法人員有職位保障，並由獨立的委員會選出；
* 在法院上使用英語及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判例；
* 獨立處事的公職檢控官；
* 有關本地和海外律師在香港工作和執業的規定；
* 保證個人有權得到保密的法律諮詢和向法院提出訴訟；
* 可選擇律師代表自己出庭；
* 在法院質疑行政機關行為的權利。」
我非常高興告訴唐明治先生，我們的社會充分體現上述各點，而我今天下午的講話更證明了這一個事實。這些核心價值是我們實踐抱負和使命的憑藉，我們會好好珍惜，盡力維護這些價值不受損害，並保持警覺，以防失去這些價值。
我希望就此結束我的講話，並開始答問環節。但在結束講話之前，我想回到我講話的開頭，提到各位對香港的感情和祝福。你們怎樣能夠對香港持續的穩定、繁榮和發展作出貢獻？我希望大家繼續關心香港，從我們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取得正確的資料，並與我們保持聯絡。請大家不要以我們所處理的危機數目來評價我們，而應以我們如何克服這些挑戰來評價我們。英國前任法務大臣歐文勳爵和現任法務大臣范克林勳爵給予我們鼎力的支持，允許在職的上議院大法官到我們的終審法院參加審判。英國的法律專業也向我們提供專門知識，進一步提升我們的水平，這些都使我們感激不已。香港與英國之間的法律聯繫肯定會延續，使我們的法制得以根據《基本法》演進發展。香港兩位前任律政司都出席今天的午餐會，便是延續不斷的有力佐證。我在此呼籲各位利用我們的法律服務來訂立合約和解決紛爭，特別是當各位到中國大陸投資時，更應如此。假如這些都不是各位所從事的業務，也請你來港享用我們的美食，盡情購物，促進我們的經濟。
謝謝各位。
完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