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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今日（十月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陳婉嫻議員提出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議案的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女士：
我感謝陳婉嫻議員提出今日的動議，使我有機會參予今屆立法會的第一項動議辯論。回應）李柱銘議員剛才所說，我想告訴他外面我們一個「狗仔隊」都沒有，不過我很多謝你提出，我都希望會借議員的茅臺或紅酒多些與各位議員溝通，我亦想說就算將來我們有最高工時的時候，我相信我們在坐的議員都是不能享受，我相信我和各位議員都是會繼續每周工作超過六十小時。
行政長官在最近與社會各界以及不同政黨代表及立法會議員會晤，聽取大家對政府施政的意見時，當中亦有談到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課題。我知道陳婉嫻、王國興及鄺志堅三位議員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訂定最低工資的法例及規管最高工時，以改善低下階層工人的生活。鄭家富議員建議政府因應個別行業和職位的考慮制定最高工時的法例；梁耀忠議員建議規管最高工時及最低工資。李卓人議員和劉千石議員建議在短期先選擇某些高風險行業(例如運輸和保安)試行訂定最高工時，長遠以立法規管。行政長官很重視及感謝各位議員的意見。我們亦會以開放的態度對這個議題作深入研究及諮詢。
政府和各位議員一樣，非常重視保障勞工權益，但在考慮勞工政策時，我們同時亦必須考慮香港整體的利益。在保障勞工權益時，政府須考慮經濟發展步伐、社會的承擔力，及如何平衡僱主及僱員的利益。去年香港經濟環境較差，但我們很高興見到僱主和僱員同心協力，共度難關。香港經濟現在開始有所改善，我們亦希望僱主能與僱員一起分享努力成果。我希望做老板的可以賺錢，更希望賺到錢的老板根據自己公司的業務情況作適度加薪，這對提升僱員的士氣、服務質素及歸屬感都有幫助。當然最後決定是否加薪一定是僱主的決定。近期我們見到有些企業和老闆開始主動向員工加薪或改善待遇，這是好的開始。
關於是否應訂定「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僱主和僱員有他們自己的立場和看法，但社會上不同界別亦同樣意見分歧。立法會在過去數年曾就相關課題進行辯論，但均未能達至共識。剛才發言的議員亦就議題發表了不同意見。這些都說明今日的課題極具爭議。贊成者認為「最低工資」能保障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而「最高工時」則可保障僱員工作及身心健康，僱員同時亦可以利用餘暇進修增值，提升個人技能。另一方面，反對者認為有關政策會導致業務運作流於僵化，影響企業運作的靈活性，尤其是在經濟逆轉時的應變能力，長遠而言，會降低香港的競爭力，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勞動市場構成損害。
隨著全球一體化及生產自動化，勞工市場的結構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最明顯的是越來越多企業把工序離岸外判，或以機器或資訊科技取代人手。近年，不少西方經濟體系正朝著提高勞工市場靈活性的方向發展，以增強其競爭力。
任何改善勞工權益的政策，並不單只影響僱主和僱員，對整個社會和經濟都會有所影響。政府在推行政策前，必定要客觀、全面及謹慎地去考慮支持和反對的理據，並就短期及長期的影響作出詳細的分析及評估，以及作出廣泛的諮詢。由於有關建議對本港經濟及社會影響深遠，除非取得社會各界，尤其是勞資雙方的共識，否則難以成功實施。
最低工資
關於「最低工資」的課題，我們明白支持者的看法，他們認為訂定「最低工資」能夠保障基層員工的收入，紓緩在職人士貧窮的問題。
「最低工資」最想保障的，是基層非技術或低技術的工人。根據部份實施「最低工資」國家的經驗，「最低工資」原意雖好，但實際可能會增加基層非技術性工人的就業困難，尤其是當基層勞工市場供過於求。僱主在面對市場供過於求，又必須按照法定最低工資招聘時，便可能會如剛才有議員提及傾向聘用工作能力較高（的工人），而工作能力較低的可能不被聘用。香港現時正正面對基層勞工市場供過於求（的問題）。若實施最低工資政策，有些僱主可能不再給予比「最低工資」高的薪酬，甚至可能會調低現有高於「最低工資」的薪酬至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如這樣做對僱員當然不利。
「最低工資」亦可能令某些行業的勞工成本增加，削弱它們的競爭力，促使工序離岸外判，最終引致裁員及減少本地就業機會。人力密集而增值較少的工序將首當其衝，低技術及低學歷的工人將最受影響。我們當然不希望看見這些情況出現，最近亦有不少報章社論有提及這些議題，我亦知道有些學者指出，法定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自然調節的機制，使僱主不能根據工人的工作能力和表現，以及公司的營業狀況或外圍經濟等因素，來靈活釐定工資，同時亦可能會削弱工人提升工作質素的動力。這都有損整體競爭力，不利經濟的長遠發展。
最高工時
同樣，社會各界對訂定法定「最高工時」是否能真正惠及勞工階層亦有不同的看法。立法會曾就課題兩次進行動議辯論。
我們明白連續長時間工作對員工的健康、家庭及社交生活都可能會有影響。工時過長可能會令僱員減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及個人進修的機會。在個別行業，如連續長時間工作而期間又沒有適當休息，更可能會引致工作意外，甚至影響公眾安全。支持訂定「最高工時」者認為限制工時可帶來更多的職位，紓緩失業情況，同時可促使企業調整工作模式，以提高生產力。僱員更可利用更多的餘暇時間消閒消費，帶動零售、飲食及服務業等，造成良性循環。
不過，立法限制工作時間，可能會影響勞工市場的靈活性及營商環境。許多行業，例如零售、酒店、保險經紀、地產代理和家庭傭工等，由於工作上的特別需要，僱員必須有靈活的工作時間。立法規定工時上限，會令部分僱主和僱員無法作出適當的調整，以配合業務或工作上的需要。這除了有損企業的靈活運作，亦可能導致工作零碎化，影響僱員的生計。僱員的收入更可能隨工作時數一起減少，因而未能真正受惠。
在探討應否訂定「最高工時」的課題時，我們要從多方面作出考慮。例如應否「一刀切」地在各行業全面推行，或應否從保障僱員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角度出發，在個別對公眾安全或保安有最直接影響的行業率先試行？我們亦要考慮應否針對不同行業或工種的運作情況而訂立不同的準則，以及研究除了通過立法之外，是否有其他途徑可達致同樣目標。此外，我們要研究與超時工作有關的問題，例如應否硬性限制超時工作的時數，及應如何決定超時工作補償的基準。
為避免僱員因長時間連續工作而影響健康，勞工處於去年七月推出《休息時段指引》，鼓勵僱主及僱員通過磋商，配合工作需要，定出適當的休息時段安排。指引是由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屬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經諮詢僱主代表、僱員代表及安全事務專業人員後擬定。
結語
過去多年來，香港經濟發展迅速有賴我們最寶貴的人力資源。香港的勞工，無論在過去或現在，都以靈活性高、適應力強見稱。要保持香港的優勢，我們需要在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在保持香港人才的優勢與保障勞工權益中取得平衡。
「最高工時」及「最低工資」本意良好，同時對香港經濟及社會影響深遠。當中牽涉的問題包括什麼才是合理的「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是否應作全面「一刀切」的規管還是應針對個別行業或階層而作規管？是否一定要通過立法的途徑強制性推行，還是以試點形式循序漸進及彈性地推行？政府已於今年五月以行政方式主動帶頭規定政府外判工作不可低於市場的平均薪金，政府的做法証明用行政手段亦可達至目標，我們亦要問可否以此方式鼓勵其他公共機構、大學跟隨？應該利用什麼平台和機制設定和調整「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如何監察這些機制？規定「最高工時」會否創造更多職位還是會導致職位零碎化或流失?超時工作應否硬性規定？剛才所說大家可以看見很多根本性問題，我們需要去處理去解決，勞工成本會否因落實這些措施而大幅上升，以致僱主無力承擔，嚴重影響營商環境及香港整體競爭力？措施會否真正使最需要保障的基層受惠？
上述提出的都是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樂意以開放態度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並以務實的態度，分析研究有關的資料及數據，參考外國運作的經驗，過去的研究，並按香港本身的社會經濟情況作出考慮。我想再次強調，任何關乎勞資雙方並且對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建議，我們必須透過協商、取得共識，才可以做到勞資互惠的局面。
主席女士，我想再次感謝各位議員剛才在辯論時提出很多寶貴意見。其實我剛才所講出的問題，有很多都是剛才各位議員所提出的，首先我相信我們要深入研究探討根本性的問題，我很樂意聽到無論是支持或反對今日動議的議員，例如梁君彥、鄺志堅議員和其他議員亦提到很樂意將這課題交給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作出深入探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勞顧會有勞方、資方選出的代表，我相信應該是一個非常適合的架構去詳細研究這類勞工問題，當然我亦很樂意將這問題在財政司司長主持的經濟就業委員會作進一步討論，我希望通過勞方、資方及政府三方的積極對話，我們能就這重要課題找到未來的路向，找到剛才根本性的問題的答案，使勞資雙方受惠。
多謝主席！
完
二○○四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三）
